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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君是實際的戰爭者，是革命的戰士，我以為現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學對於戰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於戰余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陰蔽日，農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吃飯，休息休息。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7），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於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滿於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
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我的演說只有這樣多，感謝諸君聽完的厚意！——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出版的《黃埔生活》周刊第四期，收入本集時作者作了修改。
（2）黃埔軍官學校孫中山在國民黨改組後所創立的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黃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開學。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以前，它是國共合作的學校，周恩來、葉劍英、惲代英、蕭楚女等許多共產黨人都曾在該校擔任過負責的工作。
（3）指三一八慘案。
（4）八股明清科舉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公式化文體。它用“四書”、“五經”中文句命題，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構成。後四部分是主體，每一部分有兩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5）復仇的文學指十九世紀上半期波蘭愛國詩人密茨凱維支、斯洛伐支奇等人的作品。當時波蘭處於俄、奧、普三國瓜分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恢復獨立。
（6）《新青年》下文所說的大學教授，指東南大學教授吳宓。作者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中說：
“那時吳宓先生就曾經發表過文章，說是真不懂為什麼有些人竟喜歡描寫下流社會。”
（7）孫傳芳軍隊的主力於一九二六年冬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帶為北伐軍擊潰。
寫在《勞動問題》之前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張我權君，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2）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台灣的青年。
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
那倒不至於的。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灣的青年，卻並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贊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做學生。
張秀哲君是我在廣州才遇見的。我們談了幾回，知道他已經譯成一部《勞動問題》（3）給中國，還希望我做一點簡短的序文。我是不善於作序，也不贊成作序的；況且對於勞動問題，一無所知，尤其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兩國的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罷了。
但我這回卻很願意寫幾句話在這一部譯本之前，只要我能夠。我雖然不知道勞動問題，但譯者在遊學中尚且為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我是覺得的。
我只能以這幾句話表出我個人的感激。但我相信，這努力與誠意，讀者也一定都會覺得的。這實在比無論什麼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魯迅識於廣州中山大學——
（1）本篇最初印入《國際勞動問題》一書，原題為《〈國際勞動問題〉小引》。
（2）台灣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恢復。文中說的張我權，當為張我軍（1902—1955），台北板橋人。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學生。
（3）張秀哲台灣省人。當時在廣州嶺南大學肄業，曾與人合著《毋忘台灣》一書。《勞動問題》，原名《國際勞動問題》，日本淺利順次郎著。張秀哲的譯本於一九二七年由廣州國際社會問題研究社出版，署張月澄譯。
略談香港
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2），因為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閒走，演說一了，匆匆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卻了香港了。今天看見《語絲》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3），忽又記得起來，想說幾句話來湊熱鬧。
我去講演（4）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
從廣州往香港時，在船上還親自遇見一樁笑話。有一個船員，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給我十分擔心。他以為我的赴港，說不定會遭謀害；我遙遙地跑到廣東來教書，而無端橫死，他——廣東人之一——也覺得抱歉。於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計畫，禁止上陸時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到埠後，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還不放心，臨別時再三叮囑，說倘有危險，可以避到什麼地方去。
我雖然覺得可笑，但我從真心裡十分感謝他的好心，記得他的認真的臉相。
三天之後，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過因為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干人。現在回想起來，像我們似的人，大危險是大概沒有的。不過香港總是一個畏途。這用小事情便可以證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環日報》（5）上，有這樣兩條瑣事：
k陳國被控竊去蕪湖街一百五十七號地下布褲一條，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雲。
k昨晚夜深，石塘嘴有兩西裝男子，……遇一英警上前執行搜身。該西裝男子用英語對之。該英警不理會，且警以bbb。於是雙方纏上警署。……
第一條我們一目了然，知道中國人還在那裡被抽藤條。
“司”當是“藩司”“臬司”（6）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國人的。港報上所謂“政府”，“警司”之類，往往是指英國的而言，不看慣的很容易誤解，不如上海稱為“捕房”之分明。
第二條是“搜身”的糾葛，在香港屢見不鮮。但三個方圍不知道是甚麼。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這bbb似乎是因為西裝和英語而得的；英警嫌惡這兩件：這是主人的言語和服裝。顏之推以為學鮮卑語，彈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時代（7），早已過去了。
在香港時遇見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辯，英官無話可說了，但他還是輸。那最末是得到嚴厲的訓斥，道：“總之是你錯的：因為我說你錯！”
帶著書籍的人也困難，因為一不小心，會被指為“危險文件”的。這“危險”的界說，我不知其詳。總之一有嫌疑，便麻煩了。人先關起來，書去譯成英文，譯好之後，這才審判。而這“譯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記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時，裁判就用翻譯。一個和尚去告狀追債，而債戶商同通事，將他的狀子改成自願焚身了。官說道好；於是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
（8）我去講演的時候也偶然提起元朝，聽說頗為“x司”所不悅，他們是的確在研究中國的經史的。
但講講元朝，不但為“政府”的“x司”所不悅，且亦為有些“同胞”所不歡。我早知道不穩當，總要受些報應的。果然，我因為謹避“學者”（9），搬出中山大學之後，那邊的《工商報》（10）上登出來了，說是因為“清黨”（11），已經逃走。後來，則在《循環日報》上，以講文學為名，提起我的事，說我原是“《晨報副刊》特約撰述員”（12），現在則“到了漢口”（13）。我知道這種宣傳有點危險，意在說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現是共產黨的同道，雖不至於“槍終路寢”（14），益處大概總不會有的，晦氣點還可以因此被關起來。便寫了一封信去更正：
“在六月十日十一日兩天的《循環世界》里，看見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他耍他的，我不想來多嘴。但其中有關於我的三點，我自己比較的清楚些，可以請為更正，即：
“一，我從來沒有做過《晨報副刊》的‘特約撰述員’。
“二，陳大悲（15）被攻擊後，我並未停止投稿。
“三，我現仍在廣州，並沒有‘到了漢口’。”
從發信之日到今天，算來恰恰一個月，不見登出來。“總之你是這樣的：因為我說你是這樣”罷。幸而還有內地的《語絲》；否則，“十二藤”，“bbb”，那裡去訴苦！
我現在還有時記起那一位船上的廣東朋友，雖然神經過敏，但怕未必是無病呻吟。他經驗多。
若夫“香江”（案：蓋香港之雅稱）之於國粹，則確是正在大振興而特振興。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環日報》“昨日下午督憲府茶會”條下，就說：
“（上略）賴濟熙太史即席演說，略謂大學堂漢文專科異常重要，中國舊道德與乎國粹所關，皆不容緩視，若不貫徹進行，深為可惜，（中略）周壽臣爵士亦演說漢文之宜見重於當世，及漢文科學之重要，關係國家與個人之榮辱等語，後督憲以華語演說，略謂華人若不通漢文為第一可惜，若以華人而中英文皆通達，此後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學漢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閒視之云云。（下略）”我又記得還在報上見過一篇“金制軍（16）”的關於國粹的演說，用的是廣東話，看起來頗費力；又以為這“金制軍”是前清遺老，遺老的議論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會它了。現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這“金制軍”原來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國人也。大驚失色，趕緊跳起來去翻舊報。
運氣，在六月二十八日這張《循環日報》上尋到了。因為這是中國國粹不可不振興的鐵證，也是將來“中國國學振興史”的貴重史料，所以毫不刪節，並請廣東朋友校正誤字（但末尾的四句集《文選》句，因為不能懸揣“金制軍”究竟如何說法，所以不敢妄改），剪貼於下，加以略注，希《語絲》記者以國學前途為重，予以排印，至紉公誼（17）：
人大概是不滿於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
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我的演說只有這樣多，感謝諸君聽完的厚意！——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出版的《黃埔生活》周刊第四期，收入本集時作者作了修改。
（2）黃埔軍官學校孫中山在國民黨改組後所創立的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黃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開學。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以前，它是國共合作的學校，周恩來、葉劍英、惲代英、蕭楚女等許多共產黨人都曾在該校擔任過負責的工作。
（3）指三一八慘案。
（4）八股明清科舉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公式化文體。它用“四書”、“五經”中文句命題，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構成。後四部分是主體，每一部分有兩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5）復仇的文學指十九世紀上半期波蘭愛國詩人密茨凱維支、斯洛伐支奇等人的作品。當時波蘭處於俄、奧、普三國瓜分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恢復獨立。
（6）《新青年》下文所說的大學教授，指東南大學教授吳宓。作者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中說：
“那時吳宓先生就曾經發表過文章，說是真不懂為什麼有些人竟喜歡描寫下流社會。”
（7）孫傳芳軍隊的主力於一九二六年冬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帶為北伐軍擊潰。
寫在《勞動問題》之前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張我權君，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2）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台灣的青年。
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
那倒不至於的。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灣的青年，卻並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贊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做學生。
張秀哲君是我在廣州才遇見的。我們談了幾回，知道他已經譯成一部《勞動問題》（3）給中國，還希望我做一點簡短的序文。我是不善於作序，也不贊成作序的；況且對於勞動問題，一無所知，尤其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兩國的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罷了。
但我這回卻很願意寫幾句話在這一部譯本之前，只要我能夠。我雖然不知道勞動問題，但譯者在遊學中尚且為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我是覺得的。
我只能以這幾句話表出我個人的感激。但我相信，這努力與誠意，讀者也一定都會覺得的。這實在比無論什麼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魯迅識於廣州中山大學——
（1）本篇最初印入《國際勞動問題》一書，原題為《〈國際勞動問題〉小引》。
（2）台灣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恢復。文中說的張我權，當為張我軍（1902—1955），台北板橋人。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學生。
（3）張秀哲台灣省人。當時在廣州嶺南大學肄業，曾與人合著《毋忘台灣》一書。《勞動問題》，原名《國際勞動問題》，日本淺利順次郎著。張秀哲的譯本於一九二七年由廣州國際社會問題研究社出版，署張月澄譯。
略談香港
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2），因為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閒走，演說一了，匆匆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卻了香港了。今天看見《語絲》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3），忽又記得起來，想說幾句話來湊熱鬧。
我去講演（4）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
從廣州往香港時，在船上還親自遇見一樁笑話。有一個船員，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給我十分擔心。他以為我的赴港，說不定會遭謀害；我遙遙地跑到廣東來教書，而無端橫死，他——廣東人之一——也覺得抱歉。於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計畫，禁止上陸時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到埠後，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還不放心，臨別時再三叮囑，說倘有危險，可以避到什麼地方去。
我雖然覺得可笑，但我從真心裡十分感謝他的好心，記得他的認真的臉相。
三天之後，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過因為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干人。現在回想起來，像我們似的人，大危險是大概沒有的。不過香港總是一個畏途。這用小事情便可以證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環日報》（5）上，有這樣兩條瑣事：
k陳國被控竊去蕪湖街一百五十七號地下布褲一條，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雲。
k昨晚夜深，石塘嘴有兩西裝男子，……遇一英警上前執行搜身。該西裝男子用英語對之。該英警不理會，且警以bbb。於是雙方纏上警署。……
第一條我們一目了然，知道中國人還在那裡被抽藤條。
“司”當是“藩司”“臬司”（6）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國人的。港報上所謂“政府”，“警司”之類，往往是指英國的而言，不看慣的很容易誤解，不如上海稱為“捕房”之分明。
第二條是“搜身”的糾葛，在香港屢見不鮮。但三個方圍不知道是甚麼。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這bbb似乎是因為西裝和英語而得的；英警嫌惡這兩件：這是主人的言語和服裝。顏之推以為學鮮卑語，彈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時代（7），早已過去了。
在香港時遇見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辯，英官無話可說了，但他還是輸。那最末是得到嚴厲的訓斥，道：“總之是你錯的：因為我說你錯！”
帶著書籍的人也困難，因為一不小心，會被指為“危險文件”的。這“危險”的界說，我不知其詳。總之一有嫌疑，便麻煩了。人先關起來，書去譯成英文，譯好之後，這才審判。而這“譯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記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時，裁判就用翻譯。一個和尚去告狀追債，而債戶商同通事，將他的狀子改成自願焚身了。官說道好；於是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
（8）我去講演的時候也偶然提起元朝，聽說頗為“x司”所不悅，他們是的確在研究中國的經史的。
但講講元朝，不但為“政府”的“x司”所不悅，且亦為有些“同胞”所不歡。我早知道不穩當，總要受些報應的。果然，我因為謹避“學者”（9），搬出中山大學之後，那邊的《工商報》（10）上登出來了，說是因為“清黨”（11），已經逃走。後來，則在《循環日報》上，以講文學為名，提起我的事，說我原是“《晨報副刊》特約撰述員”（12），現在則“到了漢口”（13）。我知道這種宣傳有點危險，意在說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現是共產黨的同道，雖不至於“槍終路寢”（14），益處大概總不會有的，晦氣點還可以因此被關起來。便寫了一封信去更正：
“在六月十日十一日兩天的《循環世界》里，看見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他耍他的，我不想來多嘴。但其中有關於我的三點，我自己比較的清楚些，可以請為更正，即：
“一，我從來沒有做過《晨報副刊》的‘特約撰述員’。
“二，陳大悲（15）被攻擊後，我並未停止投稿。
“三，我現仍在廣州，並沒有‘到了漢口’。”
從發信之日到今天，算來恰恰一個月，不見登出來。“總之你是這樣的：因為我說你是這樣”罷。幸而還有內地的《語絲》；否則，“十二藤”，“bbb”，那裡去訴苦！
我現在還有時記起那一位船上的廣東朋友，雖然神經過敏，但怕未必是無病呻吟。他經驗多。
若夫“香江”（案：蓋香港之雅稱）之於國粹，則確是正在大振興而特振興。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環日報》“昨日下午督憲府茶會”條下，就說：
“（上略）賴濟熙太史即席演說，略謂大學堂漢文專科異常重要，中國舊道德與乎國粹所關，皆不容緩視，若不貫徹進行，深為可惜，（中略）周壽臣爵士亦演說漢文之宜見重於當世，及漢文科學之重要，關係國家與個人之榮辱等語，後督憲以華語演說，略謂華人若不通漢文為第一可惜，若以華人而中英文皆通達，此後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學漢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閒視之云云。（下略）”我又記得還在報上見過一篇“金制軍（16）”的關於國粹的演說，用的是廣東話，看起來頗費力；又以為這“金制軍”是前清遺老，遺老的議論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會它了。現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這“金制軍”原來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國人也。大驚失色，趕緊跳起來去翻舊報。
運氣，在六月二十八日這張《循環日報》上尋到了。因為這是中國國粹不可不振興的鐵證，也是將來“中國國學振興史”的貴重史料，所以毫不刪節，並請廣東朋友校正誤字（但末尾的四句集《文選》句，因為不能懸揣“金制軍”究竟如何說法，所以不敢妄改），剪貼於下，加以略注，希《語絲》記者以國學前途為重，予以排印，至紉公誼（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