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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時，他又將一種明快的、夾帶著沉鬱之氣的文字組合出來，給人另一種冷靜、肅穆的感覺。這樣的文字，在《朝花夕拾》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狗·貓·鼠》、《阿長與〈山海經〉》、《五猖會》、《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藤野先生》諸文，大概是他散文中最為柔和的部分。魯迅和藹、平靜、典雅的一面，在這裡時隱時現著。其實他是很有真情的人，那些寫人類善良意志的文字，與充滿怨氣的作品相比，其感人程度同樣是強烈的。《朝花夕拾》有對已逝歲月的眷戀，有生命的真切的體現。但這些決不空泛地布道，將夢幻欺告於世人。他寫出了無奈與黑暗之間殘存的人類的性靈，他那麼珍惜人類身上具有的美質，所以文字中疏散的都是生命對生命最為聖潔的情感。我在談到他的早期記憶的文章時，曾說過：
……在這些作品中，時常呈現出神奇的、迷人的色澤，少年視野里的自然和人完全被詩化了。在魯迅的作品裡，很少出現過如此典雅的韻致，這多少使人從中體味出一種原始的，瀰漫生命力的情趣。孩童的充滿稚氣的想像和浪漫化的感知方式把作品的情感變得更為純化了。這是一個寧靜的、鄉土的、洋溢著美與愛的世界，雖然其中不免充塞著世俗的不和諧的顫音，但就其表現的那種對純真的渴望、對自由的追求來說，至少使我們看到了魯迅內心的人性的光輝。
魯迅筆下的少年世界的確是奇異的。這裡包含著濃郁的民俗性、文化精神和人的生命意志，而且在這裡還交織著一種人類的天性和生命意欲對舊有的文化形態的態度。魯迅不像以往那樣僅僅通過敘述者冷靜地、理性地審視著對象世界，他用少年的感知方式和審美意識，用人的生命價值的尺度，直觀地猜度客觀實在。作者選擇了兩種互相對照的世界，一個少年的單純而自由的心靈，一個被傳統文化所浸染的塵世。魯迅曾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描述了孩童時代的心靈對舊文化形態的感受。在魯迅那裡，這兩種互相對照的世界所產生的反差是強烈的，那種生命直覺對客觀世界的價值判斷不僅充滿了很濃的人情味，而且使人對美的東西的逝去不禁興起一種悲涼感。魯迅似乎不願意陷入痛楚的記憶里，他有時也從記憶中打撈著美的瞬間。他借著敘述者之口，真誠地尋找著呈現在少年腦海中的各種美的意象。在自然的懷抱里，在充滿友情的、近於原始的風俗中，作者找到了他所鍾愛的世界。[7]
我很珍惜他精神王國的這一縷光澤。雖然在他浩瀚的作品裡，僅僅是微小的一部分。但它足以映現人的心靈中博大的愛意。理解魯迅的世界，倘一味鑽進那灰色的一隅，而看不到他朗照的、親昵的一面，便難得其要領。惟其心頭存有這類愛意，你才會懂得，他時時關注他人，把己身與無窮的遠方的人們聯在一起的精神的緣由。魯迅世界是由冷熱的兩極所構成的。他忽而戰叫，忽而溫情地撫摩著身邊的弱小者。《狂人日記》那麼死無生氣，但最後卻以“救救孩子”而收尾，是耐人尋味的。這裡的一個突出的原因，是他一直處於絕望與希望之間，相信生命的掙扎，其結果，可以把人引向一條具有生存價值的路。他曾感覺到，自己的世界太黑暗了，也生怕自己的情緒傳染給別人。1924年，在致李秉中的信里，他說：“我喜歡寂寞，又憎惡寂寞，所以有青年肯來訪問我，很使我喜歡。但我說一句真話罷，這大約你未曾覺得的，就是這人如果以為我是，我便發生一種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類的命運;倘若一見之後，覺得我非其族類，不復再來，我便知道他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8]這或許是了解他內心矛盾的一個參考，也是探求其藝術世界複雜因素的一個根據。這一點，周作人做得更為明顯。他在作品裡，不惜將苦難隱得更深，用書香氣來驅趕內心的困苦。魯迅其實知道，這樣何嘗不是一種良好的逃避?但他不能這樣。美麗的色澤也只是在那兒一閃便沉落了，他把更為複雜的、苦樂交織的情感，投射到寫作中，其激越悲愴之調，越發宏大起來。這個時候，他離周作人已走得很遠、很遠了。
周作人曾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苦雨》，我認為那是他無奈世界的優雅的寫照。他後來形容自己的處境，一直愛用“苦”字。“苦雨齋”、“苦茶”、“苦住”等等。20年代的文章，我覺得確有苦澀的人生況味，其隱含的人生價值難題，也頗為豐富。但30年代以後，那苦味卻攙雜了太多的與世無爭的消沉，讀這時的文章，鮮活的生命質感，便越來越少了。
有時讀他趣味濃厚的書話，和好些近於掉書袋的文字，很被他的轉變所迷惑。其實，在那些趨古的文章中，還是可以讀出世間的炎涼的，只是把己身之苦隱得太深，世人難以明■罷了。1926年，他曾撰文《兩個鬼》，坦率地承認自己的身上兩種精神的衝突。“這兩個是什麼呢?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據王學的朋友說人是有什麼良知的，教士說有靈魂，維持公理的學者們也說憑著良心，但我覺得似乎都沒有這些，有的只是那兩個鬼，在那裡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9]精神深處的不確切性，是他一直搖擺於入世與出世之間的根源。但最終還是“紳士鬼”在他那兒占了上風。差不多也在那個時期，魯迅也講過自己身上的矛盾。在致許廣平的信中，魯迅說：“其實，我的意見原也一時不容易瞭然，因為其中本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所以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時候，有時確為別人，有時卻為自己玩玩，有時則竟因為希望生命從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10]周氏兄弟的這種複雜的感覺，我以為是真實的，毫無自飾的因素。在周作人那裡，是因為感受到周圍的舊勢力太大，不好抗拒，於是走到己身那裡，以個體的自然之態，消受生命的樂趣。既然個人主義者在中國只是少數，那麼，註定的失敗已在他的預料之中。所以，最後便走向花草蟲魚，以古書與學術自省來苦度歲月。作為一個知識者，這未嘗不好，也是20世紀中國最缺少的文化心態與文化人格。但是在亂世與國難當頭的歲月，這種狀態，便難以被世人所認同。這一點，他是不同於魯迅的，魯迅後來的選擇，在個體與社會的關係上所達到的境界，確非周作人所能比。歷史的過程，有時也在證明著這一點。
當周作人把自我放逐到精神的孤島上的時候，他一直夢想在既不受外界束縛，又不為內在的欲望所驅使的飄然境界中達到人生至樂的境界。這裡，他既拒絕了宗教的神的誘惑，又迴避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周作人一向崇尚西方自由主義的絕對自由觀念，但又竭力反對把這種自由建立在非理性的衝動的基礎上。他眷戀中國古代的人性論的思想，注重人性的自我修養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但這種自我完善不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傳統儒學的再現，而是不涉及他人利害關係的純粹自我的涅■。正是從這種孤立的自我出發，他深深地感悟到了自由主義精神只有界定到自我的本身以及與他人的非衝突性的基點上，才能達到“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極”的地步。
……在這些作品中，時常呈現出神奇的、迷人的色澤，少年視野里的自然和人完全被詩化了。在魯迅的作品裡，很少出現過如此典雅的韻致，這多少使人從中體味出一種原始的，瀰漫生命力的情趣。孩童的充滿稚氣的想像和浪漫化的感知方式把作品的情感變得更為純化了。這是一個寧靜的、鄉土的、洋溢著美與愛的世界，雖然其中不免充塞著世俗的不和諧的顫音，但就其表現的那種對純真的渴望、對自由的追求來說，至少使我們看到了魯迅內心的人性的光輝。
魯迅筆下的少年世界的確是奇異的。這裡包含著濃郁的民俗性、文化精神和人的生命意志，而且在這裡還交織著一種人類的天性和生命意欲對舊有的文化形態的態度。魯迅不像以往那樣僅僅通過敘述者冷靜地、理性地審視著對象世界，他用少年的感知方式和審美意識，用人的生命價值的尺度，直觀地猜度客觀實在。作者選擇了兩種互相對照的世界，一個少年的單純而自由的心靈，一個被傳統文化所浸染的塵世。魯迅曾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描述了孩童時代的心靈對舊文化形態的感受。在魯迅那裡，這兩種互相對照的世界所產生的反差是強烈的，那種生命直覺對客觀世界的價值判斷不僅充滿了很濃的人情味，而且使人對美的東西的逝去不禁興起一種悲涼感。魯迅似乎不願意陷入痛楚的記憶里，他有時也從記憶中打撈著美的瞬間。他借著敘述者之口，真誠地尋找著呈現在少年腦海中的各種美的意象。在自然的懷抱里，在充滿友情的、近於原始的風俗中，作者找到了他所鍾愛的世界。[7]
我很珍惜他精神王國的這一縷光澤。雖然在他浩瀚的作品裡，僅僅是微小的一部分。但它足以映現人的心靈中博大的愛意。理解魯迅的世界，倘一味鑽進那灰色的一隅，而看不到他朗照的、親昵的一面，便難得其要領。惟其心頭存有這類愛意，你才會懂得，他時時關注他人，把己身與無窮的遠方的人們聯在一起的精神的緣由。魯迅世界是由冷熱的兩極所構成的。他忽而戰叫，忽而溫情地撫摩著身邊的弱小者。《狂人日記》那麼死無生氣，但最後卻以“救救孩子”而收尾，是耐人尋味的。這裡的一個突出的原因，是他一直處於絕望與希望之間，相信生命的掙扎，其結果，可以把人引向一條具有生存價值的路。他曾感覺到，自己的世界太黑暗了，也生怕自己的情緒傳染給別人。1924年，在致李秉中的信里，他說：“我喜歡寂寞，又憎惡寂寞，所以有青年肯來訪問我，很使我喜歡。但我說一句真話罷，這大約你未曾覺得的，就是這人如果以為我是，我便發生一種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類的命運;倘若一見之後，覺得我非其族類，不復再來，我便知道他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8]這或許是了解他內心矛盾的一個參考，也是探求其藝術世界複雜因素的一個根據。這一點，周作人做得更為明顯。他在作品裡，不惜將苦難隱得更深，用書香氣來驅趕內心的困苦。魯迅其實知道，這樣何嘗不是一種良好的逃避?但他不能這樣。美麗的色澤也只是在那兒一閃便沉落了，他把更為複雜的、苦樂交織的情感，投射到寫作中，其激越悲愴之調，越發宏大起來。這個時候，他離周作人已走得很遠、很遠了。
周作人曾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苦雨》，我認為那是他無奈世界的優雅的寫照。他後來形容自己的處境，一直愛用“苦”字。“苦雨齋”、“苦茶”、“苦住”等等。20年代的文章，我覺得確有苦澀的人生況味，其隱含的人生價值難題，也頗為豐富。但30年代以後，那苦味卻攙雜了太多的與世無爭的消沉，讀這時的文章，鮮活的生命質感，便越來越少了。
有時讀他趣味濃厚的書話，和好些近於掉書袋的文字，很被他的轉變所迷惑。其實，在那些趨古的文章中，還是可以讀出世間的炎涼的，只是把己身之苦隱得太深，世人難以明■罷了。1926年，他曾撰文《兩個鬼》，坦率地承認自己的身上兩種精神的衝突。“這兩個是什麼呢?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據王學的朋友說人是有什麼良知的，教士說有靈魂，維持公理的學者們也說憑著良心，但我覺得似乎都沒有這些，有的只是那兩個鬼，在那裡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9]精神深處的不確切性，是他一直搖擺於入世與出世之間的根源。但最終還是“紳士鬼”在他那兒占了上風。差不多也在那個時期，魯迅也講過自己身上的矛盾。在致許廣平的信中，魯迅說：“其實，我的意見原也一時不容易瞭然，因為其中本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所以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時候，有時確為別人，有時卻為自己玩玩，有時則竟因為希望生命從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10]周氏兄弟的這種複雜的感覺，我以為是真實的，毫無自飾的因素。在周作人那裡，是因為感受到周圍的舊勢力太大，不好抗拒，於是走到己身那裡，以個體的自然之態，消受生命的樂趣。既然個人主義者在中國只是少數，那麼，註定的失敗已在他的預料之中。所以，最後便走向花草蟲魚，以古書與學術自省來苦度歲月。作為一個知識者，這未嘗不好，也是20世紀中國最缺少的文化心態與文化人格。但是在亂世與國難當頭的歲月，這種狀態，便難以被世人所認同。這一點，他是不同於魯迅的，魯迅後來的選擇，在個體與社會的關係上所達到的境界，確非周作人所能比。歷史的過程，有時也在證明著這一點。
當周作人把自我放逐到精神的孤島上的時候，他一直夢想在既不受外界束縛，又不為內在的欲望所驅使的飄然境界中達到人生至樂的境界。這裡，他既拒絕了宗教的神的誘惑，又迴避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周作人一向崇尚西方自由主義的絕對自由觀念，但又竭力反對把這種自由建立在非理性的衝動的基礎上。他眷戀中國古代的人性論的思想，注重人性的自我修養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但這種自我完善不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傳統儒學的再現，而是不涉及他人利害關係的純粹自我的涅■。正是從這種孤立的自我出發，他深深地感悟到了自由主義精神只有界定到自我的本身以及與他人的非衝突性的基點上，才能達到“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極”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