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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額圖的感覺可能是對的,直到今天,大家對徐日升和張誠在《尼布楚條約》簽訂過程中到底起什麼作用還是模稜兩可。河北社會科學院的楊思遠先生在自己的文章《經世立政,尊孔崇儒——康熙大帝的宗教政策》中說,這兩人“在簽訂《尼布楚條約》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史簡編》里模糊提到兩人“在會下往返協商,從中斡旋。”至於民間歷史故事,則把兩人吃裡扒外的小動作描寫得活靈活現:徐日升跟人家說:“現在康熙皇帝正忙於對付西北部噶爾丹的叛亂,而且朝廷內外都知道西北部的叛亂是俄國人指使的。”張誠跟人家說:“皇帝要全力對付噶爾丹,所以急於和你們締約。皇帝的旨意是以尼布楚為界,如果你們不答應,那就以額爾古納河為界。如果你們堅持以黑龍江為界,占領雅克薩,我們看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們能在尼布楚和雅克薩之間找一個地方,或者更現實一點兒。”
條約簽訂後的次日,俄方談判代表戈洛文邀請他們到俄使駐地做客。徐日升與戈洛文的對話中有這麼一段:
徐:因為我身為外國人,居住在中國多年,而且因為是我(中國)皇帝派來的,所以不得不表現為他的忠實臣民。如果我不那樣做,就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
戈:這樣你就表現得合乎你的身份,如果你不這樣做,那倒是不應該的。……總之,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是應該多麼感謝你。你為了我們的共同利益給了我們那麼大的幫助。我們要讓你了解,我是知道你的幫助的,而且我向你保證,不久你將獲得同等價值的報答,知道你們的工作在莫斯科產生的結果”(《徐日升日記》第56節,1689年9月8日)。
張誠的日記中也說到,俄國使節“向我們保證他定竭力請求沙皇優禮我們教會派駐莫斯科的人員,以酬謝我們在北京宮廷和這次談判中兩度為俄國所作的一切斡旋”(《張誠日記》1689年9月8日)。
兩個翻譯倒是坦率,在自己的日記里啥都交待。
張誠與徐日升的這種做法,相當於服裝售貨員告訴顧客:“我們這服裝,老闆進價500元。老闆的意思,不想賠本太多。如果250元賣出,我們老闆就不幹了。所以你們就在250與500之間還價吧。”不管怎麼說,條約還是簽訂了,康熙可能意識到了一些什麼,所以條約簽訂之後在理藩院之下設俄羅斯館,選派24名八旗子弟,入館學俄語,但這並不意味著,大清政府從此無此尷尬了。
第18節:大清的尷尬(2)
鴉片戰爭爆發後,欽差大臣林則徐撤職查辦,代替他的是新欽差琦善大人,琦善大人遭遇了相同的尷尬:堂堂的欽差大人,沒有一個翻譯。無奈,琦善從山東找到一個名叫鮑鵬的傢伙。據說這傢伙是英國大鴉片販子顛地的買辦,是林則徐通緝的販煙罪犯,跟顛地還是“同志”關係(麥天樞《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第249頁)。
其實,最讓人尷尬的倒不是這翻譯與顛地的不正常關係,而是大清那樣的體制下,一般國民缺少國家與民族之類的現代概念與常識。鮑鵬就是這樣的人,麥天樞書中稱:“他在山東第一次登英艦,用‘廣州英語’與英艦翻譯馬理遜談起艦隊南下和談,他像個月球人般地說:‘可以去談一談,我想沒有人能解決這事,一定叫那個皇帝哭。’”麥天樞先生可能感覺鮑鵬像個沒有國籍的月球人,但我覺得,鮑鵬更像個地球人。當初的滿族夷人可以搶走大明的天下,那現在的英夷欺負一下現在的滿清,甚至奪了他們的江山,頂多只算是歷史上一直延續的天道輪迴吧,於鮑鵬何礙?
尷尬在繼續,八國聯軍進中國後,老太后向夷們表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奈何心有餘而力不足,大清缺少“量物力”的財政人才。一句話,大清有多少家當,“結與國”要多少錢才“歡心”,賠錢的時候,如何分期付款細水長流以不至於朝廷垮台,政府心裡一概沒數。所以,談判的時候,由英夷赫德出任中國全權代表的顧問。赫德當然不是吃乾飯的,他三撥拉兩撥拉,就向自己的僱主匯報:“此次中國賠款,諒必較甲午年為多,或至加增一倍也未可知。”赫德算得真准啊,《馬關條約》中,清政府賠款白銀2億兩,加上贖遼費3000萬,共23000萬兩,加增一倍,乃是46000萬兩。眾所周知,《辛丑條約》中,清政府的賠款數額是45000萬兩。當然,赫德不是靠蒙的,中國清政府年收入多少,年支出多少,每年支付現有借款利息多少,增加舊稅、開增新稅能增加政府多少收入,怎樣才不至於讓大清因財政虧空而導致國家破產,赫德算得一清二楚。
有趣的是,赫德算得太准,竟招致了中國有識之士的懷疑。張之洞電告奕劻說:“去年九月,二赤(清朝大員們背後稱赫德為二赤,挺有趣的)預計,此後中國每年須籌三千萬兩,今果不出所料,絲毫不差。二赤何以能預卜各國兵費,並折扣利息,全能預算清楚耶?實屬可怪!”(高鴻志《近代中英關係史》第34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看了張之洞的電文,我覺得甚是尷尬,替政府尷尬。4?5億國民中,竟出現不了一位現代意義上的財政大臣!這種殘缺,導致大清帝國竟然從自己人中找不到一位合格的海關總稅務司。你說一開始沒有吧,有情可原,可是後來的半個世紀中,竟然也一直找不到。1864年,赫德在給英國國務大臣的信中寫道:“建立一個中國人自己管理的高效而誠實的海關之日,就是我這個海關總司離任之時。”赫德當時肯定沒有想到,缺人才的大清帝國就這麼訛上他了,一當就是48年。當時,英國著名的遠東社會與政治研究專家亨利?諾曼在他的《羅伯特?赫德與帝國海關》中曾表達了類似的擔憂,擔憂赫德之後,誰能成為他的繼承人。毋庸諱言,中國的大臣中曾有人希望海關由中國人來控制,但亨利斷言,“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對整個世界商業來說都會是一場災難”,他說,“不管在國內人們怎麼看待我說的話,至少在整個東方,當我說,如果不把這個職位當作一個發大財的機會,在中國3?5億的臣民中沒有一個可信賴的人能夠勝任時,是沒有人會站起來反對我的。”
條約簽訂後的次日,俄方談判代表戈洛文邀請他們到俄使駐地做客。徐日升與戈洛文的對話中有這麼一段:
徐:因為我身為外國人,居住在中國多年,而且因為是我(中國)皇帝派來的,所以不得不表現為他的忠實臣民。如果我不那樣做,就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
戈:這樣你就表現得合乎你的身份,如果你不這樣做,那倒是不應該的。……總之,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是應該多麼感謝你。你為了我們的共同利益給了我們那麼大的幫助。我們要讓你了解,我是知道你的幫助的,而且我向你保證,不久你將獲得同等價值的報答,知道你們的工作在莫斯科產生的結果”(《徐日升日記》第56節,1689年9月8日)。
張誠的日記中也說到,俄國使節“向我們保證他定竭力請求沙皇優禮我們教會派駐莫斯科的人員,以酬謝我們在北京宮廷和這次談判中兩度為俄國所作的一切斡旋”(《張誠日記》1689年9月8日)。
兩個翻譯倒是坦率,在自己的日記里啥都交待。
張誠與徐日升的這種做法,相當於服裝售貨員告訴顧客:“我們這服裝,老闆進價500元。老闆的意思,不想賠本太多。如果250元賣出,我們老闆就不幹了。所以你們就在250與500之間還價吧。”不管怎麼說,條約還是簽訂了,康熙可能意識到了一些什麼,所以條約簽訂之後在理藩院之下設俄羅斯館,選派24名八旗子弟,入館學俄語,但這並不意味著,大清政府從此無此尷尬了。
第18節:大清的尷尬(2)
鴉片戰爭爆發後,欽差大臣林則徐撤職查辦,代替他的是新欽差琦善大人,琦善大人遭遇了相同的尷尬:堂堂的欽差大人,沒有一個翻譯。無奈,琦善從山東找到一個名叫鮑鵬的傢伙。據說這傢伙是英國大鴉片販子顛地的買辦,是林則徐通緝的販煙罪犯,跟顛地還是“同志”關係(麥天樞《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第249頁)。
其實,最讓人尷尬的倒不是這翻譯與顛地的不正常關係,而是大清那樣的體制下,一般國民缺少國家與民族之類的現代概念與常識。鮑鵬就是這樣的人,麥天樞書中稱:“他在山東第一次登英艦,用‘廣州英語’與英艦翻譯馬理遜談起艦隊南下和談,他像個月球人般地說:‘可以去談一談,我想沒有人能解決這事,一定叫那個皇帝哭。’”麥天樞先生可能感覺鮑鵬像個沒有國籍的月球人,但我覺得,鮑鵬更像個地球人。當初的滿族夷人可以搶走大明的天下,那現在的英夷欺負一下現在的滿清,甚至奪了他們的江山,頂多只算是歷史上一直延續的天道輪迴吧,於鮑鵬何礙?
尷尬在繼續,八國聯軍進中國後,老太后向夷們表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奈何心有餘而力不足,大清缺少“量物力”的財政人才。一句話,大清有多少家當,“結與國”要多少錢才“歡心”,賠錢的時候,如何分期付款細水長流以不至於朝廷垮台,政府心裡一概沒數。所以,談判的時候,由英夷赫德出任中國全權代表的顧問。赫德當然不是吃乾飯的,他三撥拉兩撥拉,就向自己的僱主匯報:“此次中國賠款,諒必較甲午年為多,或至加增一倍也未可知。”赫德算得真准啊,《馬關條約》中,清政府賠款白銀2億兩,加上贖遼費3000萬,共23000萬兩,加增一倍,乃是46000萬兩。眾所周知,《辛丑條約》中,清政府的賠款數額是45000萬兩。當然,赫德不是靠蒙的,中國清政府年收入多少,年支出多少,每年支付現有借款利息多少,增加舊稅、開增新稅能增加政府多少收入,怎樣才不至於讓大清因財政虧空而導致國家破產,赫德算得一清二楚。
有趣的是,赫德算得太准,竟招致了中國有識之士的懷疑。張之洞電告奕劻說:“去年九月,二赤(清朝大員們背後稱赫德為二赤,挺有趣的)預計,此後中國每年須籌三千萬兩,今果不出所料,絲毫不差。二赤何以能預卜各國兵費,並折扣利息,全能預算清楚耶?實屬可怪!”(高鴻志《近代中英關係史》第34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看了張之洞的電文,我覺得甚是尷尬,替政府尷尬。4?5億國民中,竟出現不了一位現代意義上的財政大臣!這種殘缺,導致大清帝國竟然從自己人中找不到一位合格的海關總稅務司。你說一開始沒有吧,有情可原,可是後來的半個世紀中,竟然也一直找不到。1864年,赫德在給英國國務大臣的信中寫道:“建立一個中國人自己管理的高效而誠實的海關之日,就是我這個海關總司離任之時。”赫德當時肯定沒有想到,缺人才的大清帝國就這麼訛上他了,一當就是48年。當時,英國著名的遠東社會與政治研究專家亨利?諾曼在他的《羅伯特?赫德與帝國海關》中曾表達了類似的擔憂,擔憂赫德之後,誰能成為他的繼承人。毋庸諱言,中國的大臣中曾有人希望海關由中國人來控制,但亨利斷言,“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對整個世界商業來說都會是一場災難”,他說,“不管在國內人們怎麼看待我說的話,至少在整個東方,當我說,如果不把這個職位當作一個發大財的機會,在中國3?5億的臣民中沒有一個可信賴的人能夠勝任時,是沒有人會站起來反對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