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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額圖的感覺可能是對的，直到今天，大家對徐日升和張誠在《尼布楚條約》簽訂過程中到底起什麼作用還是模稜兩可。河北社會科學院的楊思遠先生在自己的文章《經世立政，尊孔崇儒——康熙大帝的宗教政策》中說，這兩人“在簽訂《尼布楚條約》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史簡編》里模糊提到兩人“在會下往返協商，從中斡旋。”至於民間歷史故事，則把兩人吃裡扒外的小動作描寫得活靈活現：徐日升跟人家說：“現在康熙皇帝正忙於對付西北部噶爾丹的叛亂，而且朝廷內外都知道西北部的叛亂是俄國人指使的。”張誠跟人家說：“皇帝要全力對付噶爾丹，所以急於和你們締約。皇帝的旨意是以尼布楚為界，如果你們不答應，那就以額爾古納河為界。如果你們堅持以黑龍江為界，占領雅克薩，我們看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們能在尼布楚和雅克薩之間找一個地方，或者更現實一點兒。”
條約簽訂後的次日，俄方談判代表戈洛文邀請他們到俄使駐地做客。徐日升與戈洛文的對話中有這麼一段：
徐：因為我身為外國人，居住在中國多年，而且因為是我（中國）皇帝派來的，所以不得不表現為他的忠實臣民。如果我不那樣做，就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
戈：這樣你就表現得合乎你的身份，如果你不這樣做，那倒是不應該的。……總之，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是應該多麼感謝你。你為了我們的共同利益給了我們那麼大的幫助。我們要讓你了解，我是知道你的幫助的，而且我向你保證，不久你將獲得同等價值的報答，知道你們的工作在莫斯科產生的結果”（《徐日升日記》第56節，1689年9月8日）。
張誠的日記中也說到，俄國使節“向我們保證他定竭力請求沙皇優禮我們教會派駐莫斯科的人員，以酬謝我們在北京宮廷和這次談判中兩度為俄國所作的一切斡旋”（《張誠日記》1689年9月8日）。
兩個翻譯倒是坦率，在自己的日記里啥都交待。
張誠與徐日升的這種做法，相當於服裝售貨員告訴顧客：“我們這服裝，老闆進價500元。老闆的意思，不想賠本太多。如果250元賣出，我們老闆就不幹了。所以你們就在250與500之間還價吧。”不管怎麼說，條約還是簽訂了，康熙可能意識到了一些什麼，所以條約簽訂之後在理藩院之下設俄羅斯館，選派24名八旗子弟，入館學俄語，但這並不意味著，大清政府從此無此尷尬了。
第18節：大清的尷尬(2)
鴉片戰爭爆發後，欽差大臣林則徐撤職查辦，代替他的是新欽差琦善大人，琦善大人遭遇了相同的尷尬：堂堂的欽差大人，沒有一個翻譯。無奈，琦善從山東找到一個名叫鮑鵬的傢伙。據說這傢伙是英國大鴉片販子顛地的買辦，是林則徐通緝的販煙罪犯，跟顛地還是“同志”關係（麥天樞《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第249頁）。
其實，最讓人尷尬的倒不是這翻譯與顛地的不正常關係，而是大清那樣的體制下，一般國民缺少國家與民族之類的現代概念與常識。鮑鵬就是這樣的人，麥天樞書中稱：“他在山東第一次登英艦，用‘廣州英語’與英艦翻譯馬理遜談起艦隊南下和談，他像個月球人般地說：‘可以去談一談，我想沒有人能解決這事，一定叫那個皇帝哭。’”麥天樞先生可能感覺鮑鵬像個沒有國籍的月球人，但我覺得，鮑鵬更像個地球人。當初的滿族夷人可以搶走大明的天下，那現在的英夷欺負一下現在的滿清，甚至奪了他們的江山，頂多只算是歷史上一直延續的天道輪迴吧，於鮑鵬何礙？
尷尬在繼續，八國聯軍進中國後，老太后向夷們表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奈何心有餘而力不足，大清缺少“量物力”的財政人才。一句話，大清有多少家當，“結與國”要多少錢才“歡心”，賠錢的時候，如何分期付款細水長流以不至於朝廷垮台，政府心裡一概沒數。所以，談判的時候，由英夷赫德出任中國全權代表的顧問。赫德當然不是吃乾飯的，他三撥拉兩撥拉，就向自己的僱主匯報：“此次中國賠款，諒必較甲午年為多，或至加增一倍也未可知。”赫德算得真准啊，《馬關條約》中，清政府賠款白銀2億兩，加上贖遼費3000萬，共23000萬兩，加增一倍，乃是46000萬兩。眾所周知，《辛丑條約》中，清政府的賠款數額是45000萬兩。當然，赫德不是靠蒙的，中國清政府年收入多少，年支出多少，每年支付現有借款利息多少，增加舊稅、開增新稅能增加政府多少收入，怎樣才不至於讓大清因財政虧空而導致國家破產，赫德算得一清二楚。
有趣的是，赫德算得太准，竟招致了中國有識之士的懷疑。張之洞電告奕劻說：“去年九月，二赤（清朝大員們背後稱赫德為二赤，挺有趣的）預計，此後中國每年須籌三千萬兩，今果不出所料，絲毫不差。二赤何以能預卜各國兵費，並折扣利息，全能預算清楚耶？實屬可怪！”（高鴻志《近代中英關係史》第34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看了張之洞的電文，我覺得甚是尷尬，替政府尷尬。4？5億國民中，竟出現不了一位現代意義上的財政大臣！這種殘缺，導致大清帝國竟然從自己人中找不到一位合格的海關總稅務司。你說一開始沒有吧，有情可原，可是後來的半個世紀中，竟然也一直找不到。1864年，赫德在給英國國務大臣的信中寫道：“建立一個中國人自己管理的高效而誠實的海關之日，就是我這個海關總司離任之時。”赫德當時肯定沒有想到，缺人才的大清帝國就這麼訛上他了，一當就是48年。當時，英國著名的遠東社會與政治研究專家亨利？諾曼在他的《羅伯特？赫德與帝國海關》中曾表達了類似的擔憂，擔憂赫德之後，誰能成為他的繼承人。毋庸諱言，中國的大臣中曾有人希望海關由中國人來控制，但亨利斷言，“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對整個世界商業來說都會是一場災難”，他說，“不管在國內人們怎麼看待我說的話，至少在整個東方，當我說，如果不把這個職位當作一個發大財的機會，在中國3？5億的臣民中沒有一個可信賴的人能夠勝任時，是沒有人會站起來反對我的。”
條約簽訂後的次日，俄方談判代表戈洛文邀請他們到俄使駐地做客。徐日升與戈洛文的對話中有這麼一段：
徐：因為我身為外國人，居住在中國多年，而且因為是我（中國）皇帝派來的，所以不得不表現為他的忠實臣民。如果我不那樣做，就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
戈：這樣你就表現得合乎你的身份，如果你不這樣做，那倒是不應該的。……總之，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是應該多麼感謝你。你為了我們的共同利益給了我們那麼大的幫助。我們要讓你了解，我是知道你的幫助的，而且我向你保證，不久你將獲得同等價值的報答，知道你們的工作在莫斯科產生的結果”（《徐日升日記》第56節，1689年9月8日）。
張誠的日記中也說到，俄國使節“向我們保證他定竭力請求沙皇優禮我們教會派駐莫斯科的人員，以酬謝我們在北京宮廷和這次談判中兩度為俄國所作的一切斡旋”（《張誠日記》1689年9月8日）。
兩個翻譯倒是坦率，在自己的日記里啥都交待。
張誠與徐日升的這種做法，相當於服裝售貨員告訴顧客：“我們這服裝，老闆進價500元。老闆的意思，不想賠本太多。如果250元賣出，我們老闆就不幹了。所以你們就在250與500之間還價吧。”不管怎麼說，條約還是簽訂了，康熙可能意識到了一些什麼，所以條約簽訂之後在理藩院之下設俄羅斯館，選派24名八旗子弟，入館學俄語，但這並不意味著，大清政府從此無此尷尬了。
第18節：大清的尷尬(2)
鴉片戰爭爆發後，欽差大臣林則徐撤職查辦，代替他的是新欽差琦善大人，琦善大人遭遇了相同的尷尬：堂堂的欽差大人，沒有一個翻譯。無奈，琦善從山東找到一個名叫鮑鵬的傢伙。據說這傢伙是英國大鴉片販子顛地的買辦，是林則徐通緝的販煙罪犯，跟顛地還是“同志”關係（麥天樞《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第249頁）。
其實，最讓人尷尬的倒不是這翻譯與顛地的不正常關係，而是大清那樣的體制下，一般國民缺少國家與民族之類的現代概念與常識。鮑鵬就是這樣的人，麥天樞書中稱：“他在山東第一次登英艦，用‘廣州英語’與英艦翻譯馬理遜談起艦隊南下和談，他像個月球人般地說：‘可以去談一談，我想沒有人能解決這事，一定叫那個皇帝哭。’”麥天樞先生可能感覺鮑鵬像個沒有國籍的月球人，但我覺得，鮑鵬更像個地球人。當初的滿族夷人可以搶走大明的天下，那現在的英夷欺負一下現在的滿清，甚至奪了他們的江山，頂多只算是歷史上一直延續的天道輪迴吧，於鮑鵬何礙？
尷尬在繼續，八國聯軍進中國後，老太后向夷們表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奈何心有餘而力不足，大清缺少“量物力”的財政人才。一句話，大清有多少家當，“結與國”要多少錢才“歡心”，賠錢的時候，如何分期付款細水長流以不至於朝廷垮台，政府心裡一概沒數。所以，談判的時候，由英夷赫德出任中國全權代表的顧問。赫德當然不是吃乾飯的，他三撥拉兩撥拉，就向自己的僱主匯報：“此次中國賠款，諒必較甲午年為多，或至加增一倍也未可知。”赫德算得真准啊，《馬關條約》中，清政府賠款白銀2億兩，加上贖遼費3000萬，共23000萬兩，加增一倍，乃是46000萬兩。眾所周知，《辛丑條約》中，清政府的賠款數額是45000萬兩。當然，赫德不是靠蒙的，中國清政府年收入多少，年支出多少，每年支付現有借款利息多少，增加舊稅、開增新稅能增加政府多少收入，怎樣才不至於讓大清因財政虧空而導致國家破產，赫德算得一清二楚。
有趣的是，赫德算得太准，竟招致了中國有識之士的懷疑。張之洞電告奕劻說：“去年九月，二赤（清朝大員們背後稱赫德為二赤，挺有趣的）預計，此後中國每年須籌三千萬兩，今果不出所料，絲毫不差。二赤何以能預卜各國兵費，並折扣利息，全能預算清楚耶？實屬可怪！”（高鴻志《近代中英關係史》第34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看了張之洞的電文，我覺得甚是尷尬，替政府尷尬。4？5億國民中，竟出現不了一位現代意義上的財政大臣！這種殘缺，導致大清帝國竟然從自己人中找不到一位合格的海關總稅務司。你說一開始沒有吧，有情可原，可是後來的半個世紀中，竟然也一直找不到。1864年，赫德在給英國國務大臣的信中寫道：“建立一個中國人自己管理的高效而誠實的海關之日，就是我這個海關總司離任之時。”赫德當時肯定沒有想到，缺人才的大清帝國就這麼訛上他了，一當就是48年。當時，英國著名的遠東社會與政治研究專家亨利？諾曼在他的《羅伯特？赫德與帝國海關》中曾表達了類似的擔憂，擔憂赫德之後，誰能成為他的繼承人。毋庸諱言，中國的大臣中曾有人希望海關由中國人來控制，但亨利斷言，“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對整個世界商業來說都會是一場災難”，他說，“不管在國內人們怎麼看待我說的話，至少在整個東方，當我說，如果不把這個職位當作一個發大財的機會，在中國3？5億的臣民中沒有一個可信賴的人能夠勝任時，是沒有人會站起來反對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