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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左右的兩員虎將，具有萬夫不當之勇的關羽、張飛，膂力與諸葛亮不成比例，在年齡上也比諸葛亮多出了一大截，而且關羽也念過《左氏春秋》之類的書，張飛寫字也寫得出夠資格刻在石頭上作為碑銘的雄渾的字；這兩人雖然在劉備開始對諸葛亮禮遇之時，有點兒不以為然，過不了多久便完全了解諸葛亮確是劉備這條大魚所需要的水。再到後來，劉備於拿下成都以後，提升諸葛亮為將軍級的軍師將軍（不再是中郎將級的軍師中郎將），又賞賜給諸葛亮以相同於賞賜關、張二人的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銅錢五千萬。關羽、張飛二人一點兒不覺得劉備做得過分，也絲毫不以變成了與諸葛亮於同等地位為恥。
而且，在關羽頗以與馬超並列為恥之時（劉備自稱漢中王，拜關羽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只須諸葛亮一句安慰的話，便笑逐顏開。諸葛亮寫信給關羽，說：“馬超是一時之傑，英布、彭越之流，可以與張飛比一比，哪裡趕得上你‘鬍子’的‘絕倫逸群’呢？”諸葛亮和關羽的交情，可見已經夠得上稱關羽為“鬍子”了（筆者曾經僥倖以後輩的身份，荷蒙于右任先生賞識，卻從來不敢在於先生面前說出“鬍子”這兩個字。雖則於先生正如關羽一樣，頗以自己的美髯為樂。於先生的鬍子之美，為民國以來的第一人）。
張飛與諸葛亮也極好，從偕同入川打劉璋的一件事上可以證明。倘若不是張飛、趙雲、諸葛亮三個人水乳交融，分工合作，怎麼會席捲川北與川南呢？
趙雲的資格也比諸葛亮老得多，他在劉備死後隨諸葛亮北伐，服服帖帖，做了諸葛亮的部下（可惜，在建興七年一一或建興六年年底一一便去世了）。
黃忠去世得更早。在定軍山之役的次一年，亦即建安二十五年。
五虎將另一位是馬超。諸葛亮不是故意把馬超擱在一邊，而是想重用馬超也無法辦到。馬超在劉備的章武二年已經去世了！
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個“誠”字。他從“誠”字出發，對君上的忠是誠，真心真意地盡忠，這是忠誠。對明友、同僚與部屬和諧共事，守信用，這也是誠，誠信。
諸葛亮因為能誠，所以能公。公是沒有私心，能夠以誠心待人，忘記了小我，一切為對方著想，因此所有的表現，都昭昭然是一個公字。陳壽稱讚他：“開誠心。布，公道”，可謂十分正確。
諸葛亮做到了賞罰公平。因為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於是，被賞的不敢驕傲，被罰的也毫無怨恨。有時候，使得因小過而被罰的入，知道了警惕而免於再犯更大的過；這在事實上是教訓了他。古語說：“刑賞，忠厚之至。”便是這個意思。有些君王或長官，對臣民與部下完全放任，不賞不罰，造成了一種不痛不癢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這才是不負責任，也是對臣民與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評請葛亮治國太嚴，太喜歡用重典。“嚴”是事實。他為了挽救劉焉、劉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嚴。“喜歡用重典”，卻不是事實。凡是要罰二十下棍子以上，諸葛亮都要自己復判了以後，才許執行，我們怎麼可以說他喜歡打人或殺人呢？
我說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麼？是：他對得起劉備，對得起老百姓，對得起他的家人與朋友僚屬，也對得起他自己，無愧於生平的抱負。
他對得起劉備，人人皆知。他對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證明。在他去世的消息到達之時，各地的老百姓自動為他戴孝，戴了很久（我在1938年進了四川，見到川北很多地方的人頭纏白布。他們並不是穆斯林。有人告訴我，他們的祖先為諸葛亮戴孝戴久了，纏白布纏成習慣，不纏就會頭部受涼，因此而永遠纏下去，子孫相沿，直到今天）。
當時，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給諸葛亮建築一個廟。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認為這不合於“禮秩”，不許老百姓如此做。老百姓一面紛紛在路旁設祭，一面再度向後主直接要求，至少為諸葛亮立一個廟，立在成都。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許。
有兩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兵校尉習隆，與中書郎向充，實在看不過去，就鼓起勇氣，向後主上了一個表，說：漢朝自從開始以來，功臣立廟的頗有前例。諸葛亮“德范遐邇，勖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不應該讓他“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習隆與向充，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不在成都立廟，而在沔陽（漢中的沔水之陽）諸葛亮墳墓的附近立一個廟。這一個辦法，總算被後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這些官僚與後主本人，在當時做夢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廟存在於成都的，不是劉備，不是後主，更不是那一群姓名早就被人忘記的官僚，而是我們所佩服的諸葛亮。
這個廟，我去瞻禮過。老百姓稱它為“武侯祠”。我到達以後，大吃一驚。原來這“武侯祠”大門之上有一塊匾，匾上的三個大字，不是“武侯祠”，而是“昭烈廟”（劉備的廟，劉備死後諡為“昭烈皇帝”）。
而且，在關羽頗以與馬超並列為恥之時（劉備自稱漢中王，拜關羽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只須諸葛亮一句安慰的話，便笑逐顏開。諸葛亮寫信給關羽，說：“馬超是一時之傑，英布、彭越之流，可以與張飛比一比，哪裡趕得上你‘鬍子’的‘絕倫逸群’呢？”諸葛亮和關羽的交情，可見已經夠得上稱關羽為“鬍子”了（筆者曾經僥倖以後輩的身份，荷蒙于右任先生賞識，卻從來不敢在於先生面前說出“鬍子”這兩個字。雖則於先生正如關羽一樣，頗以自己的美髯為樂。於先生的鬍子之美，為民國以來的第一人）。
張飛與諸葛亮也極好，從偕同入川打劉璋的一件事上可以證明。倘若不是張飛、趙雲、諸葛亮三個人水乳交融，分工合作，怎麼會席捲川北與川南呢？
趙雲的資格也比諸葛亮老得多，他在劉備死後隨諸葛亮北伐，服服帖帖，做了諸葛亮的部下（可惜，在建興七年一一或建興六年年底一一便去世了）。
黃忠去世得更早。在定軍山之役的次一年，亦即建安二十五年。
五虎將另一位是馬超。諸葛亮不是故意把馬超擱在一邊，而是想重用馬超也無法辦到。馬超在劉備的章武二年已經去世了！
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個“誠”字。他從“誠”字出發，對君上的忠是誠，真心真意地盡忠，這是忠誠。對明友、同僚與部屬和諧共事，守信用，這也是誠，誠信。
諸葛亮因為能誠，所以能公。公是沒有私心，能夠以誠心待人，忘記了小我，一切為對方著想，因此所有的表現，都昭昭然是一個公字。陳壽稱讚他：“開誠心。布，公道”，可謂十分正確。
諸葛亮做到了賞罰公平。因為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於是，被賞的不敢驕傲，被罰的也毫無怨恨。有時候，使得因小過而被罰的入，知道了警惕而免於再犯更大的過；這在事實上是教訓了他。古語說：“刑賞，忠厚之至。”便是這個意思。有些君王或長官，對臣民與部下完全放任，不賞不罰，造成了一種不痛不癢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這才是不負責任，也是對臣民與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評請葛亮治國太嚴，太喜歡用重典。“嚴”是事實。他為了挽救劉焉、劉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嚴。“喜歡用重典”，卻不是事實。凡是要罰二十下棍子以上，諸葛亮都要自己復判了以後，才許執行，我們怎麼可以說他喜歡打人或殺人呢？
我說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麼？是：他對得起劉備，對得起老百姓，對得起他的家人與朋友僚屬，也對得起他自己，無愧於生平的抱負。
他對得起劉備，人人皆知。他對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證明。在他去世的消息到達之時，各地的老百姓自動為他戴孝，戴了很久（我在1938年進了四川，見到川北很多地方的人頭纏白布。他們並不是穆斯林。有人告訴我，他們的祖先為諸葛亮戴孝戴久了，纏白布纏成習慣，不纏就會頭部受涼，因此而永遠纏下去，子孫相沿，直到今天）。
當時，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給諸葛亮建築一個廟。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認為這不合於“禮秩”，不許老百姓如此做。老百姓一面紛紛在路旁設祭，一面再度向後主直接要求，至少為諸葛亮立一個廟，立在成都。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許。
有兩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兵校尉習隆，與中書郎向充，實在看不過去，就鼓起勇氣，向後主上了一個表，說：漢朝自從開始以來，功臣立廟的頗有前例。諸葛亮“德范遐邇，勖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不應該讓他“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習隆與向充，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不在成都立廟，而在沔陽（漢中的沔水之陽）諸葛亮墳墓的附近立一個廟。這一個辦法，總算被後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這些官僚與後主本人，在當時做夢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廟存在於成都的，不是劉備，不是後主，更不是那一群姓名早就被人忘記的官僚，而是我們所佩服的諸葛亮。
這個廟，我去瞻禮過。老百姓稱它為“武侯祠”。我到達以後，大吃一驚。原來這“武侯祠”大門之上有一塊匾，匾上的三個大字，不是“武侯祠”，而是“昭烈廟”（劉備的廟，劉備死後諡為“昭烈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