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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基本因素造成德國情報工作的失敗：一、盲目的狂妄自大，使德國脫離現實；二、侵略活動，導致忽略情報工作；三、軍官團內部的權力鬥爭，使許多將領敵視情報工作；四、納粹國家的權力結構，嚴重損害了情報工作；五、反猶太主義，使德國情報機構喪失了許多有才能的人。
雖然人們常常認為反猶太主義只是希特勒的德國的產物，其實反猶太主義早就對德國武裝部隊和情報機構起著有害作用。因為它排斥了許多愛國的猶太人，他們本來是可以做出大量貢獻的。例如，普魯土軍隊乾脆不任命猶太人為正式軍官。納粹黨人強化了這種態度，加劇了惡劣影響。他們要科學，技術和學術機構奉行納粹黨哲學，把猶太人排擠出這些機構。他們制定了一項法律，令人可笑地說是為了“重建專業文職機構”，這項法律命令： “凡不是雅利安血統的官員都要辭退。”儘管這對軍事機構似乎沒有什麼影響，因為那兒幾乎沒有猶太人可以解僱——例如在海軍通訊情報處，似乎沒有讓誰離開——但是對其他方面卻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納粹黨人驅逐了格廷根數學研究所的猶太人所長，德國這個第一流的數學研究中心從此就垮了。這樣一些剝奪許多猶太人科學家的職業的措施，加上街頭羞辱和仇恨猶太人的氣氛，便把他們攆出了德國。數學家，科學家、工程師源源不斷地涌往大不列顛、俄國，尤其是美國。
他們的才能都是很高的。且不說艾伯特·愛因斯坦出類拔萃，就是其他一些人，在他們的同行中也是鶴立雞群的：單在數學方面，約有百分之二十的猶太人被選入他們東道國的最榮譽的學術團體。三十年代的德國並不感覺到失去了他們。他們的離去，使德國產生渙然一新、隊伍純潔、未辱使命的痛快感覺。但是，即使是最強大的刺激，也彌補不了讓平庸之才取代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所造成的損失。
反猶太主義不只限於德國。美國和英國的軍事機構也受到了傳染。但是他們沒有系統地排斥猶太人，他們並未拒絕猶太人在文職方面的幫助。最富有戲劇性的結果是：同盟國在猶太人科學大腦的幫助下，造出了原子彈，而德國人由於失去了他們（當然還有其他許多原因），卻沒有造出來。在情報方面，同盟國擁有許多德語說得很好的人，這些人擔任審問者，發揮了非常難得的作用。他們保留了象威廉·Ｆ·弗里德曼那樣的猶太人，弗里德曼是一個小組的組長，這個小組解開了日本的“紫色”密碼機的奧秘，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洞悉了德國和日本的政策。德國的反猶太主義一方面挖掉了希特勒的情報潛力，另一方面又大大增強了同盟國的情報實力，這樣就加倍損害了德國的情報工作。
德國人常常被人們指責為狂妄自大，就這個民族對現實的感覺來說，這個指責是正確的，而情報工作只不過是這種感覺的具體化的一小部分。狂妄自大使德國人對世界具有不真實的看法，從而導致這個國家作出了許多有害的決定。
這個缺陷似乎是由兩個互相關聯的因素造成的。在德國，民族優越感比在任何別的國家都要強烈。思想更僵化，獨裁主義在德國比在其他地方表現得更明顯，這就妨礙它根據現實情況來糾正錯誤。這個心理因素，來自馬丁·路得的學說。德國疏遠西方，是有著極端沙文主義的根源的。
在鼎盛的中世紀，在西西里出生和長大的霍恩施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卡納里斯被處決的前夜還閱讀他的傳記），為了世代推行他更感興趣的義大利和地中海政治，把他的權力交給了他的德意志諸侯。這些權力有助於各侯國在六個世紀中維持封建割據，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的集權，反對普魯士蒸蒸日上的統治，反對知識分子要求統一政治和文化的強烈呼聲。這種允許各封建諸侯割據的政策，使現在叫做德國的這一地區，同正在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的英國和法國顯著不同。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拿破崙把普魯土打得一敗塗地，並且征服了其他德意志侯國，消滅了有一千年歷史的第一帝國——羅馬帝國。
拿破崙自稱是法國革命的偉大人道主義理想的繼承者。
為了鄙棄他，德意志各侯國人民也反對自由、平等和博愛，因為這些東西已以各種形式形成了民主西方的理想。他們孤芳自賞，讚美德國的舉世無雙和無與倫比。這種民族主義的提倡者約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他的《致德意志》一書中，極力反對“不共戴天的外國精神”，直言不諱地宣稱“德國人只要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就能永遠比外國人優越。”隨著拿破崙被擊敗，隨著一八六六年普魯士戰勝奧地利並併吞了幾個毗連的邦國，統一指日可待，隨著它在五年以後擊敗法國、宣布成立一個新的德意志帝國——第二帝國，德國人也就越來越狂妄自大。看起來德國似乎不可戰勝。她的獨立發展成功了。德國的一切都比別處的好。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儘管她的經濟發展繁榮，軍事勝利令人瞠目結舌，但她的人口和工業，同她所有潛在的敵人相比，絕不能說居世界第一位。她不承認這一點，這就使她脫離現實。別的國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其中包括美國（“一個美國人頂十個日本人”）。但德國脫離現實的程度要嚴重得多，主要是因為她的經久不衰的民族主義加劇了她的優越感。這確實是危險的。然而最致命的，還是她的僵固不化，她無力改革，適應不了現實。
雖然人們常常認為反猶太主義只是希特勒的德國的產物，其實反猶太主義早就對德國武裝部隊和情報機構起著有害作用。因為它排斥了許多愛國的猶太人，他們本來是可以做出大量貢獻的。例如，普魯土軍隊乾脆不任命猶太人為正式軍官。納粹黨人強化了這種態度，加劇了惡劣影響。他們要科學，技術和學術機構奉行納粹黨哲學，把猶太人排擠出這些機構。他們制定了一項法律，令人可笑地說是為了“重建專業文職機構”，這項法律命令： “凡不是雅利安血統的官員都要辭退。”儘管這對軍事機構似乎沒有什麼影響，因為那兒幾乎沒有猶太人可以解僱——例如在海軍通訊情報處，似乎沒有讓誰離開——但是對其他方面卻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納粹黨人驅逐了格廷根數學研究所的猶太人所長，德國這個第一流的數學研究中心從此就垮了。這樣一些剝奪許多猶太人科學家的職業的措施，加上街頭羞辱和仇恨猶太人的氣氛，便把他們攆出了德國。數學家，科學家、工程師源源不斷地涌往大不列顛、俄國，尤其是美國。
他們的才能都是很高的。且不說艾伯特·愛因斯坦出類拔萃，就是其他一些人，在他們的同行中也是鶴立雞群的：單在數學方面，約有百分之二十的猶太人被選入他們東道國的最榮譽的學術團體。三十年代的德國並不感覺到失去了他們。他們的離去，使德國產生渙然一新、隊伍純潔、未辱使命的痛快感覺。但是，即使是最強大的刺激，也彌補不了讓平庸之才取代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所造成的損失。
反猶太主義不只限於德國。美國和英國的軍事機構也受到了傳染。但是他們沒有系統地排斥猶太人，他們並未拒絕猶太人在文職方面的幫助。最富有戲劇性的結果是：同盟國在猶太人科學大腦的幫助下，造出了原子彈，而德國人由於失去了他們（當然還有其他許多原因），卻沒有造出來。在情報方面，同盟國擁有許多德語說得很好的人，這些人擔任審問者，發揮了非常難得的作用。他們保留了象威廉·Ｆ·弗里德曼那樣的猶太人，弗里德曼是一個小組的組長，這個小組解開了日本的“紫色”密碼機的奧秘，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洞悉了德國和日本的政策。德國的反猶太主義一方面挖掉了希特勒的情報潛力，另一方面又大大增強了同盟國的情報實力，這樣就加倍損害了德國的情報工作。
德國人常常被人們指責為狂妄自大，就這個民族對現實的感覺來說，這個指責是正確的，而情報工作只不過是這種感覺的具體化的一小部分。狂妄自大使德國人對世界具有不真實的看法，從而導致這個國家作出了許多有害的決定。
這個缺陷似乎是由兩個互相關聯的因素造成的。在德國，民族優越感比在任何別的國家都要強烈。思想更僵化，獨裁主義在德國比在其他地方表現得更明顯，這就妨礙它根據現實情況來糾正錯誤。這個心理因素，來自馬丁·路得的學說。德國疏遠西方，是有著極端沙文主義的根源的。
在鼎盛的中世紀，在西西里出生和長大的霍恩施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卡納里斯被處決的前夜還閱讀他的傳記），為了世代推行他更感興趣的義大利和地中海政治，把他的權力交給了他的德意志諸侯。這些權力有助於各侯國在六個世紀中維持封建割據，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的集權，反對普魯士蒸蒸日上的統治，反對知識分子要求統一政治和文化的強烈呼聲。這種允許各封建諸侯割據的政策，使現在叫做德國的這一地區，同正在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的英國和法國顯著不同。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拿破崙把普魯土打得一敗塗地，並且征服了其他德意志侯國，消滅了有一千年歷史的第一帝國——羅馬帝國。
拿破崙自稱是法國革命的偉大人道主義理想的繼承者。
為了鄙棄他，德意志各侯國人民也反對自由、平等和博愛，因為這些東西已以各種形式形成了民主西方的理想。他們孤芳自賞，讚美德國的舉世無雙和無與倫比。這種民族主義的提倡者約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他的《致德意志》一書中，極力反對“不共戴天的外國精神”，直言不諱地宣稱“德國人只要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就能永遠比外國人優越。”隨著拿破崙被擊敗，隨著一八六六年普魯士戰勝奧地利並併吞了幾個毗連的邦國，統一指日可待，隨著它在五年以後擊敗法國、宣布成立一個新的德意志帝國——第二帝國，德國人也就越來越狂妄自大。看起來德國似乎不可戰勝。她的獨立發展成功了。德國的一切都比別處的好。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儘管她的經濟發展繁榮，軍事勝利令人瞠目結舌，但她的人口和工業，同她所有潛在的敵人相比，絕不能說居世界第一位。她不承認這一點，這就使她脫離現實。別的國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其中包括美國（“一個美國人頂十個日本人”）。但德國脫離現實的程度要嚴重得多，主要是因為她的經久不衰的民族主義加劇了她的優越感。這確實是危險的。然而最致命的，還是她的僵固不化，她無力改革，適應不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