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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無論民族主義者的政策在議會多麼受歡迎，“高門”始終都將安納托利亞中部的土耳其民族運動視為對自身權威的挑戰。自1920年5月協約國出台和約條款，在奧斯曼帝國引發國家危機以來，奧斯曼政府一直相信除屈從戰勝國要求外別無選擇。“高門”希望通過在短期內接受戰勝國苛刻的條約，以換取長期較為有利的條件。而另一邊的土耳其民族運動者則認為，奧斯曼帝國一旦簽署和約，失去的領土和主權便再也無法收復。穆斯塔法·凱末爾及其支持者呼籲對協約國苛刻的條件說不，並抵制任何分治安納托利亞的行為。
“高門”認為，在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和經濟都一蹶不振的情況下，穆斯塔法·凱末爾和土耳其民族運動倡導對抗，將會招致滅頂之災。根據和約條款，負隅頑抗可能連首都伊斯坦堡都不保。於是，奧斯曼政府將穆斯塔法·凱末爾與其他幾位民族主義領導人以叛國罪告上法庭，並於1920年5月在審判亞美尼亞大屠殺的同一個軍事法庭上，缺席判處這位“加里波利英雄”死刑。
歷史將證明當時的大維齊爾及其內閣的判斷是錯誤的：只有拒絕和約才能保全土耳其的主權，穆斯塔法·凱末爾也沒有叛國。《民族公約》甚至沒有用“土耳其”這樣的字眼，而是用“奧斯曼”來描述國家。當奧斯曼政府使土耳其民族接受那份殘酷的和約，並同意外國勢力分治安納托利亞時，凱末爾及其支持者終於忍無可忍。1920年8月10日，“高門”簽訂《色佛爾條約》，由此導致土耳其民族運動與其決裂。從那天起，凱末爾派便一直致力於撤銷和約，並努力將簽署和約的奧斯曼政府拉下台。
經過激烈的戰鬥，截至1922年，凱末爾派已在高加索、奇里乞亞和安納托利亞西部三條戰線上分別戰勝了亞美尼亞人、法國和希臘，至此他們擊敗了在土耳其境內的所有外國部隊。1922年10月11日，與希臘簽訂停戰協議後，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於11月1日投票廢除奧斯曼蘇丹制。奧斯曼帝國的最後一位蘇丹—穆罕默德六世僅在位四年（他於1918年7月，即一戰結束前四個月，接替他同父異母的兄弟穆罕默德五世成為蘇丹）便遭流放，於同年11月17日被送上一艘開往馬爾他的英國戰艦。
1923年7月在瑞士洛桑，民族主義者領導的土耳其政府與戰勝國重新簽訂條約。新條約承認土耳其獨立，並大致保留其現有領土。得到國際認可後，土耳其共和國於1923年10月29日宣布建國，穆斯塔法·凱末爾任國家第一任總統。後來，土耳其議會授予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字面意思即“土耳其之父”）的稱號，以表彰他在建立土耳其共和國中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如果當時的蘇丹政府能夠利用“阿塔圖爾克”的運動抵制《色佛爾條約》的話，現在立於土耳其共和國版圖之上的也許還是奧斯曼帝國。無論奧斯曼帝國在一戰中遭受了多大的失敗，接受苛刻的和約才是最終導致它滅亡的根本原因。
1918年10月戰爭結束後，雙方士兵都歸心似箭。第一批從中東戰場打道回府的是戰敗方同盟國的士兵。根據停戰協議，利曼·馮·桑德斯負責監督德國士兵撤出奧斯曼帝國境內。一開始，已抵達伊斯坦堡的德國與奧地利部隊被船運至敖德薩，再取道烏克蘭回德國。但接下來，美索不達米亞第六軍的1200名德國和奧地利士兵花了數周才抵達伊斯坦堡，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德奧士兵亦是如此。據利曼估計，到1918年12月下旬要運送約1萬名士兵。他弄來5艘汽船，以便直接將士兵從伊斯坦堡載回德國。1919年1月底，利曼與120名軍官及1800名士兵一起登船，踏上了漫長的歸途，返回他們被戰爭摧殘的家園。德國與奧斯曼帝國的聯盟也就此終止。[15]
當時仍有大批奧斯曼軍滯留在被協約國占領的土地上。法赫里帕夏—奧斯曼軍駐麥地那部隊總指揮—成了最後一位投降的土耳其將領。雖然在戰爭接近尾聲的那幾個月里一直遭到圍困，但他們還是靠限額供應補給挺過了那段日子，並遏止了任何投降的苗頭。停戰後，英國駐埃及高級特派員雷吉納爾德·溫蓋特寫信規勸法赫里投降，但遭到這位固執的土耳其將軍斬釘截鐵地拒絕。法赫里回復稱：“我是一名奧斯曼帝國人，是穆罕默德的後裔，是巴里貝伊的兒子，是一名軍人。”法赫里對奧斯曼蘇丹忠心耿耿，對麥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充滿敬意，因此他絕無向英國人屈服的意願。[16]
停戰已有十周，但奧斯曼軍駐麥地那部隊仍在堅持。阿拉伯部隊威脅要硬闖該城，法赫利帕夏便把自己關在藏有大批彈藥的先知清真寺里，揚言稱寧可將神龕炸為灰燼，也決不投降。然而，他手下的士兵因補給匱乏已經意志消沉數周，聽聞戰爭結束，這些士兵更是將他們的長官拋諸腦後，向阿拉伯部隊投誠。最後，剛烈激昂的法里赫於1919年1月10日被說服，將聖城麥地那交給哈希姆的部隊。據埃米爾阿卜杜拉回憶稱，法里赫從麥地那出來後“既壓抑又憤懣”，“像困獸一樣四處遊走，卻找不到出路”。他在延布港受到應有的尊敬，隨後登上一艘駛往埃及的英軍驅逐艦，從此淪為戰俘。接下來數周，奧斯曼軍在埃米爾阿卜杜拉的監督下撤離，其中的阿拉伯士兵被編入哈希姆麾下，土耳其士兵則被送往埃及戰俘營，直到他們被遣返土耳其。
“高門”認為，在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和經濟都一蹶不振的情況下，穆斯塔法·凱末爾和土耳其民族運動倡導對抗，將會招致滅頂之災。根據和約條款，負隅頑抗可能連首都伊斯坦堡都不保。於是，奧斯曼政府將穆斯塔法·凱末爾與其他幾位民族主義領導人以叛國罪告上法庭，並於1920年5月在審判亞美尼亞大屠殺的同一個軍事法庭上，缺席判處這位“加里波利英雄”死刑。
歷史將證明當時的大維齊爾及其內閣的判斷是錯誤的：只有拒絕和約才能保全土耳其的主權，穆斯塔法·凱末爾也沒有叛國。《民族公約》甚至沒有用“土耳其”這樣的字眼，而是用“奧斯曼”來描述國家。當奧斯曼政府使土耳其民族接受那份殘酷的和約，並同意外國勢力分治安納托利亞時，凱末爾及其支持者終於忍無可忍。1920年8月10日，“高門”簽訂《色佛爾條約》，由此導致土耳其民族運動與其決裂。從那天起，凱末爾派便一直致力於撤銷和約，並努力將簽署和約的奧斯曼政府拉下台。
經過激烈的戰鬥，截至1922年，凱末爾派已在高加索、奇里乞亞和安納托利亞西部三條戰線上分別戰勝了亞美尼亞人、法國和希臘，至此他們擊敗了在土耳其境內的所有外國部隊。1922年10月11日，與希臘簽訂停戰協議後，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於11月1日投票廢除奧斯曼蘇丹制。奧斯曼帝國的最後一位蘇丹—穆罕默德六世僅在位四年（他於1918年7月，即一戰結束前四個月，接替他同父異母的兄弟穆罕默德五世成為蘇丹）便遭流放，於同年11月17日被送上一艘開往馬爾他的英國戰艦。
1923年7月在瑞士洛桑，民族主義者領導的土耳其政府與戰勝國重新簽訂條約。新條約承認土耳其獨立，並大致保留其現有領土。得到國際認可後，土耳其共和國於1923年10月29日宣布建國，穆斯塔法·凱末爾任國家第一任總統。後來，土耳其議會授予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字面意思即“土耳其之父”）的稱號，以表彰他在建立土耳其共和國中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如果當時的蘇丹政府能夠利用“阿塔圖爾克”的運動抵制《色佛爾條約》的話，現在立於土耳其共和國版圖之上的也許還是奧斯曼帝國。無論奧斯曼帝國在一戰中遭受了多大的失敗，接受苛刻的和約才是最終導致它滅亡的根本原因。
1918年10月戰爭結束後，雙方士兵都歸心似箭。第一批從中東戰場打道回府的是戰敗方同盟國的士兵。根據停戰協議，利曼·馮·桑德斯負責監督德國士兵撤出奧斯曼帝國境內。一開始，已抵達伊斯坦堡的德國與奧地利部隊被船運至敖德薩，再取道烏克蘭回德國。但接下來，美索不達米亞第六軍的1200名德國和奧地利士兵花了數周才抵達伊斯坦堡，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德奧士兵亦是如此。據利曼估計，到1918年12月下旬要運送約1萬名士兵。他弄來5艘汽船，以便直接將士兵從伊斯坦堡載回德國。1919年1月底，利曼與120名軍官及1800名士兵一起登船，踏上了漫長的歸途，返回他們被戰爭摧殘的家園。德國與奧斯曼帝國的聯盟也就此終止。[15]
當時仍有大批奧斯曼軍滯留在被協約國占領的土地上。法赫里帕夏—奧斯曼軍駐麥地那部隊總指揮—成了最後一位投降的土耳其將領。雖然在戰爭接近尾聲的那幾個月里一直遭到圍困，但他們還是靠限額供應補給挺過了那段日子，並遏止了任何投降的苗頭。停戰後，英國駐埃及高級特派員雷吉納爾德·溫蓋特寫信規勸法赫里投降，但遭到這位固執的土耳其將軍斬釘截鐵地拒絕。法赫里回復稱：“我是一名奧斯曼帝國人，是穆罕默德的後裔，是巴里貝伊的兒子，是一名軍人。”法赫里對奧斯曼蘇丹忠心耿耿，對麥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充滿敬意，因此他絕無向英國人屈服的意願。[16]
停戰已有十周，但奧斯曼軍駐麥地那部隊仍在堅持。阿拉伯部隊威脅要硬闖該城，法赫利帕夏便把自己關在藏有大批彈藥的先知清真寺里，揚言稱寧可將神龕炸為灰燼，也決不投降。然而，他手下的士兵因補給匱乏已經意志消沉數周，聽聞戰爭結束，這些士兵更是將他們的長官拋諸腦後，向阿拉伯部隊投誠。最後，剛烈激昂的法里赫於1919年1月10日被說服，將聖城麥地那交給哈希姆的部隊。據埃米爾阿卜杜拉回憶稱，法里赫從麥地那出來後“既壓抑又憤懣”，“像困獸一樣四處遊走，卻找不到出路”。他在延布港受到應有的尊敬，隨後登上一艘駛往埃及的英軍驅逐艦，從此淪為戰俘。接下來數周，奧斯曼軍在埃米爾阿卜杜拉的監督下撤離，其中的阿拉伯士兵被編入哈希姆麾下，土耳其士兵則被送往埃及戰俘營，直到他們被遣返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