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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外交官羅伯特·墨菲的談話中，巴頓進一步表達了儘快進攻蘇聯的想法。他眼中閃著光彩問墨菲：“難道我已經打完最後一仗了嗎？我是否還有機會走一趟莫斯科。我可以在30 天之內推進到那裡。千萬不要等俄國人來打我們，到那時我們已經沒有什麼戰鬥力了，軍隊已大部分裁減了。”戰爭停止才幾個月，巴頓似乎已經把德國人的暴行忘卻了。他開始重新看待他們，根據他們在未來反蘇戰爭中可能發揮的作用來重新評價他們。在他眼中，德國人已經不是“德國蠻子”，而是聯合反共反蘇的堅強盟友。與此同時，德國的納粹分子也從巴頓的言行中意識到：喬治·巴頓將軍是他們的朋友，在巴代利亞，一些德國人甚至舉著鮮花向他歡呼，“巴頓是我們的救星，他把我們從俄國強盜的手中拯救出來。”
對於巴頓的主張，艾森豪十分反感。在與蘇軍領導人的接觸中，艾森豪已經同朱可夫等人建立起了友誼和理解，他堅守《波茨坦宣言》的協議和精神，這個宣言的目的不是對德國人進行懲罰，而是德國作為一個民族不會再崛起，構成對人類的威脅。他主張，為了避免新的世界大戰，戰後應實現普遍持久的和平，而其基礎之一便是與蘇聯保持和解。這與巴頓對蘇聯的偏激觀點和立即與蘇聯開戰的主張相去甚遠。命運已經註定：巴頓的急躁情緒和偏激主張必然要與艾森豪的和平哲學發生激烈的對抗，從而導致嚴重的後果。巴頓一系列不負責任、失去控制的言論和行動一次又一次激怒了艾森豪。巴頓堅持儘早與蘇聯攤牌和對納粹分子的寬容政策，不僅使艾森豪感到憤怒，而且使駐德國的美國軍管政府的高級官員們都十分震驚。
7 月下旬，巴頓到捷克斯洛伐克視察工作。他擅自下令遷走 1500 名納粹戰犯.以保護他們免遭捷克人民和政府的懲罰，這極大地激起了當地人的憤怒。9 月，他僱傭了一個曾參加過德國黨衛隊的人，這又使他公開受到了批評。同時，他還為一批在二戰中有污點的德國銀行家和企業家辯護，事態的發展越來越嚴重，巴頓走得越來越遠，不可避免的衝突終於發生了。9 月22 日，巴頓在巴特特爾茨他的司令部里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這時，對於將級軍官的談話不得援引的禁令剛剛取消，赴會的記者不多，但都是有備而來，準備從巴頓這裡捕捉某些信息和暢銷的新聞，所以提的問題都十分敏感尖銳。其中最具爆炸性的問題是關於巴頓對待納粹分子的態度問題，記者們知道，此時最高司令部正在著手調查引起非議的巴頓對納粹分子的處理，並已發現，至少有20 名按規定應予清除的納粹分子在巴頓扶植的謝菲爾政府中身居要職。
像往常一樣，巴頓談鋒甚健，滔滔不絕，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在談話中，他對盟軍的非納粹計劃進行了抨擊；並斷言：“如果軍管政府雇用更多的前納粹分子參加管理，那麼軍管政府就會取得更好的成績。”巴頓直截了當他說出了他之所以如此處理納粹問題的原因，使在場的人無不感到驚愕，有一位狡猾老練的記者感到可以利用巴頓談話不謹慎的機會，誘使他談談另一個重大問題，於是問道：“將軍，許許多多普通德國人參加了納淬黨，這與美國人參加民主黨和共和黨不是一樣嗎？”巴頓並沒有感到這是一個陷階，信口開河他說：“是的，差不多。”
第二天，這位記者的報導便見諸報端，標題是：“一位美國將軍說，納粹黨人就像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一佯。”這一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歐洲和北美。
看到這些報導，巴頓雖感到氣憤，但並沒有過多地擔心，甚至不屑一顧。他認為這種事自己經歷得多了，上級也沒拿他怎麼樣，大不了挨艾森豪一通臭罵。但這一次巴頓估計錯了。戰爭已經結束，巴頓已經不是心不可少的人物了，犧牲他並不會對大局有什麼損失。華盛頓的政客們不能容忍他，在他們看來，巴頓的這一罪過比打士兵耳光嚴重得多，他侮辱了美國的兩黨制。艾森豪不能容忍他，因為自停戰以來，巴頓已經惹了不少禍，雖然他一再警告巴頓，巴頓卻置若罔聞。公眾輿論也不能容忍他，人們認為，納粹主義仍然是人類的頭號敵人，巴頓要對納粹分子在某些地區的猖撅負責。艾森豪立即採取行動，命令參謀長史密斯將軍打電話給巴頓，要巴頓立即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收回22 日講話的全部內容，並公開道歉。巴頓奉命行事，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談了自己的“失誤”，並利用這一時機為自己的觀點辯解。文過飾非，巴頓的舉動深深地激怒了艾森豪，他認為巴頓已經不可救藥了，他不僅不適合做處理納粹分子的工作，而且也不適合管理巴伐利亞和第3 集團軍。
9 月28 日，艾森豪在赫希斯恃召見巴頓。巴頓意識到這是自己生涯中最嚴峻的時刻.他匆匆從巴伐利亞趕來，沒有像往常那樣穿著整潔莊重，也沒有佩帶他心愛的手槍，只是穿著簡樸的士兵褲和夾克衫。會見進行了約兩個小時，多恩博士和阿德科克少將當面出示了有關巴頓言行的調查材料。會見結束時，艾森豪宣布，解除巴頓第3 集團軍司令的職務。
為了給這位戰爭英雄挽回一點面子，最高司令部任命巴頓為第15 集團軍司令，實際上，這支所謂的集團軍根本不能稱其為軍隊，只不過是一支由後勤人員組成的“服務部隊”。巴頓的軍事使命看來已經終結了。他曾經說，他願意在疆場上死於槍彈，但這一願望未能實現，反倒在和平時期被自己的過錯所葬送。
對於巴頓的主張，艾森豪十分反感。在與蘇軍領導人的接觸中，艾森豪已經同朱可夫等人建立起了友誼和理解，他堅守《波茨坦宣言》的協議和精神，這個宣言的目的不是對德國人進行懲罰，而是德國作為一個民族不會再崛起，構成對人類的威脅。他主張，為了避免新的世界大戰，戰後應實現普遍持久的和平，而其基礎之一便是與蘇聯保持和解。這與巴頓對蘇聯的偏激觀點和立即與蘇聯開戰的主張相去甚遠。命運已經註定：巴頓的急躁情緒和偏激主張必然要與艾森豪的和平哲學發生激烈的對抗，從而導致嚴重的後果。巴頓一系列不負責任、失去控制的言論和行動一次又一次激怒了艾森豪。巴頓堅持儘早與蘇聯攤牌和對納粹分子的寬容政策，不僅使艾森豪感到憤怒，而且使駐德國的美國軍管政府的高級官員們都十分震驚。
7 月下旬，巴頓到捷克斯洛伐克視察工作。他擅自下令遷走 1500 名納粹戰犯.以保護他們免遭捷克人民和政府的懲罰，這極大地激起了當地人的憤怒。9 月，他僱傭了一個曾參加過德國黨衛隊的人，這又使他公開受到了批評。同時，他還為一批在二戰中有污點的德國銀行家和企業家辯護，事態的發展越來越嚴重，巴頓走得越來越遠，不可避免的衝突終於發生了。9 月22 日，巴頓在巴特特爾茨他的司令部里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這時，對於將級軍官的談話不得援引的禁令剛剛取消，赴會的記者不多，但都是有備而來，準備從巴頓這裡捕捉某些信息和暢銷的新聞，所以提的問題都十分敏感尖銳。其中最具爆炸性的問題是關於巴頓對待納粹分子的態度問題，記者們知道，此時最高司令部正在著手調查引起非議的巴頓對納粹分子的處理，並已發現，至少有20 名按規定應予清除的納粹分子在巴頓扶植的謝菲爾政府中身居要職。
像往常一樣，巴頓談鋒甚健，滔滔不絕，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在談話中，他對盟軍的非納粹計劃進行了抨擊；並斷言：“如果軍管政府雇用更多的前納粹分子參加管理，那麼軍管政府就會取得更好的成績。”巴頓直截了當他說出了他之所以如此處理納粹問題的原因，使在場的人無不感到驚愕，有一位狡猾老練的記者感到可以利用巴頓談話不謹慎的機會，誘使他談談另一個重大問題，於是問道：“將軍，許許多多普通德國人參加了納淬黨，這與美國人參加民主黨和共和黨不是一樣嗎？”巴頓並沒有感到這是一個陷階，信口開河他說：“是的，差不多。”
第二天，這位記者的報導便見諸報端，標題是：“一位美國將軍說，納粹黨人就像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一佯。”這一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歐洲和北美。
看到這些報導，巴頓雖感到氣憤，但並沒有過多地擔心，甚至不屑一顧。他認為這種事自己經歷得多了，上級也沒拿他怎麼樣，大不了挨艾森豪一通臭罵。但這一次巴頓估計錯了。戰爭已經結束，巴頓已經不是心不可少的人物了，犧牲他並不會對大局有什麼損失。華盛頓的政客們不能容忍他，在他們看來，巴頓的這一罪過比打士兵耳光嚴重得多，他侮辱了美國的兩黨制。艾森豪不能容忍他，因為自停戰以來，巴頓已經惹了不少禍，雖然他一再警告巴頓，巴頓卻置若罔聞。公眾輿論也不能容忍他，人們認為，納粹主義仍然是人類的頭號敵人，巴頓要對納粹分子在某些地區的猖撅負責。艾森豪立即採取行動，命令參謀長史密斯將軍打電話給巴頓，要巴頓立即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收回22 日講話的全部內容，並公開道歉。巴頓奉命行事，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談了自己的“失誤”，並利用這一時機為自己的觀點辯解。文過飾非，巴頓的舉動深深地激怒了艾森豪，他認為巴頓已經不可救藥了，他不僅不適合做處理納粹分子的工作，而且也不適合管理巴伐利亞和第3 集團軍。
9 月28 日，艾森豪在赫希斯恃召見巴頓。巴頓意識到這是自己生涯中最嚴峻的時刻.他匆匆從巴伐利亞趕來，沒有像往常那樣穿著整潔莊重，也沒有佩帶他心愛的手槍，只是穿著簡樸的士兵褲和夾克衫。會見進行了約兩個小時，多恩博士和阿德科克少將當面出示了有關巴頓言行的調查材料。會見結束時，艾森豪宣布，解除巴頓第3 集團軍司令的職務。
為了給這位戰爭英雄挽回一點面子，最高司令部任命巴頓為第15 集團軍司令，實際上，這支所謂的集團軍根本不能稱其為軍隊，只不過是一支由後勤人員組成的“服務部隊”。巴頓的軍事使命看來已經終結了。他曾經說，他願意在疆場上死於槍彈，但這一願望未能實現，反倒在和平時期被自己的過錯所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