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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毛澤東發布命令，正式任命彭德懷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因為東北邊防軍指揮機構一直沒有建立起來，這時，彭德懷已經沒有充裕的時間來重新組織了。軍委決定以邊防軍所屬13兵團指揮機構升格為志願軍總部。10月18日，軍委發出命令：“彭德懷的臨時指揮所與兵團部合併，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華、洪學智、韓先楚為副司令員，解方為參謀長。”第二天，東北邊防軍以志願軍的名義正式跨過鴨綠江出戰。
根據時間可以看出，彭德懷被任命為志願軍司令員是很緊迫的。而讓粟裕以及後來的*擔任司令員是有充分的時間考慮和準備的。《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一卷》說：“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了志願軍統帥的人選，早在邊防軍組成後，*中央和軍委曾考慮在邊防軍出動時，由粟裕或*出任統帥，但*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掛帥出征。彭德懷臨危受命，對此沒有思想準備，但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
粟裕沒有就任東北邊防軍的司令員兼政委，給抗美援朝作戰帶來了兩個極大的不利影響。第一，因為這個關鍵位置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留給粟裕的，所以邊防軍的司令部一直沒能組建，代替他暫時指揮邊防軍的高崗沒有（也不熟悉）進行實質性的備戰工作，更多的作用是負責後勤準備。邊防軍的訓練工作則僅僅依靠13兵團的兵團部組織。這樣的做法對於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的影響還不大，因為13兵團以前就有東北作戰經驗，調到東北的時間又早，對入朝作戰有準備。兵團部也可以具體指揮到各軍，後勤補給也熟練。可是兵團部畢竟是兵團部，輻射力有限，和野戰軍司令部（邊防軍司令部）有根本的區別，無法很好地照顧各個兵團之間的協調。這一點從9兵團入朝就開始表現出來，一直延續到第5次戰役。具體表現便是調動混亂、後勤不力、各部隊不熟悉戰場和敵軍、指揮部不熟悉各兵團戰鬥力。
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員人選(13)
第二就是由於彭德懷是臨時上任的，從未到過東北的他不很熟悉戰場，既不熟悉敵人，也不熟悉參戰部隊，同時也沒有整體作戰計劃。正如他本人所說：“我從未打過這樣的仗，既不明敵情，又不明友情，根本不知道聯合國軍進到什麼地方。”可以假設，無論是粟裕1950年7月或*1950年9月初就趕赴東北，便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他們勢必要帶去一套野戰軍司令部的人員（粟裕本來已經在華東軍區司令部選配指揮部的參謀、通信班子），並對朝鮮局勢密切關注，時刻根據變化來判斷戰場態勢，並對中國軍隊入朝所需的人數、火力配備、後勤保障、出國時機進行統籌安排，並及時發現問題，迅速改進。因為粟裕、*均不能到位，使本來應該由東北邊防軍司令部做的事情，都靠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和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在北京完成，這樣的缺點是遠離前線，脫離實際，反應周期過長。這是歷史永遠不能彌補的遺憾。
在任命彭德懷為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同時，*中央為了早日恢復粟裕的健康，與蘇聯協商，決定粟裕去蘇聯繼續治療。1950年11月2日，粟裕抱病出席在上海召開的華東軍區高級幹部會議，並作了《主次戰場與現代化戰爭》的講話，就抗美援朝中的主戰場與次戰場、突擊方向與牽制方向、持久戰與速決戰等軍事戰略以及軍隊的現代化建設與如何應對原子彈等問題，提出了精闢的見解。對中央安排他去蘇聯治療，他在會上說：“我感到不安，因為時局緊張，任務很緊迫。只有等休養好了，再回來同大家一道工作。”由衷地表達了自己對因病未能率軍出征朝鮮的自責之情。
1950年12月，粟裕到達蘇聯。在莫斯科經過１個月的初步檢查，診斷為長期過度疲勞及受傷次數較多，且有兩次傷及腦神經，需較長時間治療休養。而後又檢查出整個腸子錯位，互相扭結。醫生判斷為戰爭中翻滾、摔打、跌撞過重、過頻造成的嚴重內傷。直到1951年8月，粟裕的身體才基本痊癒，於9月從蘇聯回到祖國。
五、“五虎上將”，各有千秋。毛澤東為何青睞粟裕、*？
抗美援朝，是人民解放軍建軍以來面臨的最具有挑戰性，同時也是最艱險、最沒有把握的一次大兵團現代化戰爭。帶兵到國門之外作戰，並且主要對手是頭號軍事強國美國，加上南韓軍及英、法、加、印等國組成的“聯合國部隊”，這對於毛澤東麾下的戰將來說，都是一個新課題。《孫子兵法·始計第一》中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也指出：“兩軍對敵的一切問題依靠戰爭去解決，中國的存亡繫於戰爭的勝負。”因而，毛澤東選擇入朝部隊最高指揮員是十分慎重的，為此，將東北邊防軍司令員的位置空缺，等了粟裕近三個月，*近一個月的時間。
毛澤東和軍委為何最初選擇粟裕、*擔任入朝部隊最高指揮員？
顯然，因為沒有與美軍作戰而且是大兵團作戰的先例，毛澤東只能從最接近現代化戰爭的解放戰爭中，解放軍諸將領對付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的作戰經歷，來確定最高指揮人選。從1955年授銜的將帥來看，朱德、葉劍英是總部領導人，沒有直接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歷，且朱德當時已近65歲，年齡顯然偏大；賀龍在解放戰爭中主要負責西北軍區的後勤工作，1949年11月建國一個月後，才指揮一野18兵團配合二野行動，從陝西進軍入四川；羅榮桓、聶榮臻擅長的是政治工作；陳毅的特長也在政治，雖然擔任第三野戰軍（華東野戰軍）司令員，但*中央於1946年10月即明令：“戰役指揮交粟裕負責”，並且長期由副司令員粟裕代理司令員或者實際主持野司工作。1950年9月，陳毅在北京出席*中央召開的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商量出兵朝鮮的問題時，他對毛澤東說：我如今雖擔負地方工作，但只要前線需要，一聲令下我馬上可以穿上軍裝去朝鮮作戰！陳毅明確支持出兵的態度令毛澤東欣賞，但他的主動“投筆請纓”始終沒有被考慮。如此，野戰軍級的軍事主官只有從彭德懷、*、劉伯承、粟裕、徐向前中間選擇了。
根據時間可以看出，彭德懷被任命為志願軍司令員是很緊迫的。而讓粟裕以及後來的*擔任司令員是有充分的時間考慮和準備的。《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一卷》說：“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了志願軍統帥的人選，早在邊防軍組成後，*中央和軍委曾考慮在邊防軍出動時，由粟裕或*出任統帥，但*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掛帥出征。彭德懷臨危受命，對此沒有思想準備，但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
粟裕沒有就任東北邊防軍的司令員兼政委，給抗美援朝作戰帶來了兩個極大的不利影響。第一，因為這個關鍵位置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留給粟裕的，所以邊防軍的司令部一直沒能組建，代替他暫時指揮邊防軍的高崗沒有（也不熟悉）進行實質性的備戰工作，更多的作用是負責後勤準備。邊防軍的訓練工作則僅僅依靠13兵團的兵團部組織。這樣的做法對於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的影響還不大，因為13兵團以前就有東北作戰經驗，調到東北的時間又早，對入朝作戰有準備。兵團部也可以具體指揮到各軍，後勤補給也熟練。可是兵團部畢竟是兵團部，輻射力有限，和野戰軍司令部（邊防軍司令部）有根本的區別，無法很好地照顧各個兵團之間的協調。這一點從9兵團入朝就開始表現出來，一直延續到第5次戰役。具體表現便是調動混亂、後勤不力、各部隊不熟悉戰場和敵軍、指揮部不熟悉各兵團戰鬥力。
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員人選(13)
第二就是由於彭德懷是臨時上任的，從未到過東北的他不很熟悉戰場，既不熟悉敵人，也不熟悉參戰部隊，同時也沒有整體作戰計劃。正如他本人所說：“我從未打過這樣的仗，既不明敵情，又不明友情，根本不知道聯合國軍進到什麼地方。”可以假設，無論是粟裕1950年7月或*1950年9月初就趕赴東北，便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他們勢必要帶去一套野戰軍司令部的人員（粟裕本來已經在華東軍區司令部選配指揮部的參謀、通信班子），並對朝鮮局勢密切關注，時刻根據變化來判斷戰場態勢，並對中國軍隊入朝所需的人數、火力配備、後勤保障、出國時機進行統籌安排，並及時發現問題，迅速改進。因為粟裕、*均不能到位，使本來應該由東北邊防軍司令部做的事情，都靠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和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在北京完成，這樣的缺點是遠離前線，脫離實際，反應周期過長。這是歷史永遠不能彌補的遺憾。
在任命彭德懷為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同時，*中央為了早日恢復粟裕的健康，與蘇聯協商，決定粟裕去蘇聯繼續治療。1950年11月2日，粟裕抱病出席在上海召開的華東軍區高級幹部會議，並作了《主次戰場與現代化戰爭》的講話，就抗美援朝中的主戰場與次戰場、突擊方向與牽制方向、持久戰與速決戰等軍事戰略以及軍隊的現代化建設與如何應對原子彈等問題，提出了精闢的見解。對中央安排他去蘇聯治療，他在會上說：“我感到不安，因為時局緊張，任務很緊迫。只有等休養好了，再回來同大家一道工作。”由衷地表達了自己對因病未能率軍出征朝鮮的自責之情。
1950年12月，粟裕到達蘇聯。在莫斯科經過１個月的初步檢查，診斷為長期過度疲勞及受傷次數較多，且有兩次傷及腦神經，需較長時間治療休養。而後又檢查出整個腸子錯位，互相扭結。醫生判斷為戰爭中翻滾、摔打、跌撞過重、過頻造成的嚴重內傷。直到1951年8月，粟裕的身體才基本痊癒，於9月從蘇聯回到祖國。
五、“五虎上將”，各有千秋。毛澤東為何青睞粟裕、*？
抗美援朝，是人民解放軍建軍以來面臨的最具有挑戰性，同時也是最艱險、最沒有把握的一次大兵團現代化戰爭。帶兵到國門之外作戰，並且主要對手是頭號軍事強國美國，加上南韓軍及英、法、加、印等國組成的“聯合國部隊”，這對於毛澤東麾下的戰將來說，都是一個新課題。《孫子兵法·始計第一》中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也指出：“兩軍對敵的一切問題依靠戰爭去解決，中國的存亡繫於戰爭的勝負。”因而，毛澤東選擇入朝部隊最高指揮員是十分慎重的，為此，將東北邊防軍司令員的位置空缺，等了粟裕近三個月，*近一個月的時間。
毛澤東和軍委為何最初選擇粟裕、*擔任入朝部隊最高指揮員？
顯然，因為沒有與美軍作戰而且是大兵團作戰的先例，毛澤東只能從最接近現代化戰爭的解放戰爭中，解放軍諸將領對付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的作戰經歷，來確定最高指揮人選。從1955年授銜的將帥來看，朱德、葉劍英是總部領導人，沒有直接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歷，且朱德當時已近65歲，年齡顯然偏大；賀龍在解放戰爭中主要負責西北軍區的後勤工作，1949年11月建國一個月後，才指揮一野18兵團配合二野行動，從陝西進軍入四川；羅榮桓、聶榮臻擅長的是政治工作；陳毅的特長也在政治，雖然擔任第三野戰軍（華東野戰軍）司令員，但*中央於1946年10月即明令：“戰役指揮交粟裕負責”，並且長期由副司令員粟裕代理司令員或者實際主持野司工作。1950年9月，陳毅在北京出席*中央召開的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商量出兵朝鮮的問題時，他對毛澤東說：我如今雖擔負地方工作，但只要前線需要，一聲令下我馬上可以穿上軍裝去朝鮮作戰！陳毅明確支持出兵的態度令毛澤東欣賞，但他的主動“投筆請纓”始終沒有被考慮。如此，野戰軍級的軍事主官只有從彭德懷、*、劉伯承、粟裕、徐向前中間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