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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還有一群英國人留在敦刻爾克，其中一些人還活得好好的。因傷員而被拋下的蘭利中尉，現在躺在城郊的十二號傷員處理站。這座處理站（其實是個野戰醫院）設置在羅桑達埃勒郊區的一棟維多利亞式大宅院裡。宅院最上方有一座長相奇怪的紅色尖頂炮塔，所以這個地方又被暱稱為“小紅帽”（插peau Rouge）。
傷員早就占滿屋裡所有的房間，泛濫到了走廊，甚至雄偉的樓梯上，現在連花園也搭起了帳篷收容傷員。一間法國野戰醫院也設置在庭院裡，擠進更多傷員。總人數每天都有變化，不過在六月三日當天，“小紅帽”里總共有大約兩百六十五名英國傷兵。
有幾名醫官和醫務兵負責照顧他們。這群醫護人員之所以留在這裡，是一次古怪而決定性的抽籤造成的結果。即便在上級做出留下傷員的決定之前，有些人顯然就走不了了。他們傷得太重，無法移動。為了照顧他們，上級下令每一百名傷員，就得有一名醫官和十名醫務兵留下來。由於總共有兩百到三百名傷員，這意味著要留下三位醫官和三十名醫務兵。
怎麼選擇？處理站指揮官潘克上校認為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抽籤。六月一日下午兩點，全體人員集合參加這場勢必緊張萬分的活動。分別舉行兩場抽籤——一場給十七位醫官，另一場給一百二十名醫務兵。
所有名字放進一頂帽子裡，湊巧的是，他們在地窖里找到一頂英國圓頂高帽，正好用來抽籤。規則是“先抽到先走”，最後被抽出名字的人留下來。英國教會牧師替士兵抽籤，天主教神父奧榭替軍官抽籤。
首席外科醫官紐曼少校不發一語，痛苦地聆聽名字一個個被叫出。十個、十二個、十三個，他的名字還在帽子裡。事實證明他害怕得有理：他是十七人當中的第十七個。
當天下午稍晚，帳篷里舉行了告別儀式。奧榭神父最後執起紐曼的手，把自己的十字架送給他。“這會保佑你回家。”神父說。
有一個留守人員沒參加抽籤，二等兵蓋茲純粹是自願留下來的。蓋茲平時是一名拍賣員兼估價師，在大撤退之前，在一支汽車保養分隊擔任機關槍手。跟小隊分散之後，他找到一輛被棄置的救護車，於是成了第十二傷員處理站的一分子。其他人或許更懂得行醫用藥，但在這樣的時刻，他自有一套能派上用場的技能。他是個天生的拾荒者，什麼都會修，甚至在“小紅帽”的水快用完時，在附近找到一口新的水井。紐曼少校把他視為單位的這個“榮譽隊員”，而蓋茲投桃報李——他當然不打算離開。
絕大多數人員在六月一日晚間撤出。二日整天則徒勞無益地在各個碼頭間東奔西跑，因為謠傳有一艘醫護船來了。那天晚上，一名摩托車通信員轟隆隆地捎來訊息：能走的傷員只要被帶到東面防波堤，就可以被撤離。許多正常定義下的重傷員抓住這個最後逃命機會，從病榻起身，一瘸一拐地走著，甚至爬也要爬到等候的卡車上，還有人拿煤鎬和耙子當拐杖。
六月三日是等待的一天。法軍正逐步撤退，紐曼的主要責任是防止他們占據這間房子，他將之當成最後一搏的據點。草地上鋪著用布條做成的大型紅十字，德國空軍截至目前表示尊重，紐曼希望繼續保持下去。法軍指揮官似乎理解。他沒有占用房子，但持續在周圍土地挖掘戰壕。幾顆零星的炮彈開始落進花園裡。
入夜之後，法軍開始拔營，繼續往敦刻爾克撤退。在“小紅帽”，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批訪客將是德軍。至於確切時間，每個人看法各異，但是德軍的白色“勝利火箭”已經越來越近。
傷員靜靜躺在病榻和擔架之際，工作人員聚在地下室準備最後一頓晚餐。他們想辦法大飽口福，配上從“小紅帽”酒窖找到的美酒。有人彈奏著手風琴，但是沒人有心情唱歌。
紐曼少校上樓找一位名叫赫爾穆特的德國飛行員。他幾天前被擊落，因傷而被送到這裡。兩人都知道俘虜人與被俘虜人的角色即將對調，但彼此心照不宣。紐曼想要好好惡補一下德文，以便在敵軍到達時使用。赫爾穆特耐著性子教他說“Rotes Kreuz”和“Nichts Schiessen”之類的詞彙——意思是“紅十字會”、“別開槍”。
到了六月三日至四日間的午夜，最後一批法國守軍已經往碼頭撤退了。在“小紅帽”，所有人除了繼續等待之外無事可做。紐曼派兩名醫務兵到柵門門口站崗，權充接待。一名軍官守在大門外的門廊上，他們奉命一看見德軍就立刻通知紐曼。紐曼準備一套投降用的乾淨制服，然後窩在廚房的石頭地板上睡幾個小時。
蘭利中尉躺在門前台階的擔架上。天氣又熱又悶，而且蒼蠅鬧得厲害——所以他請人把他抬到屋外。他也在等待，同時開始思索接下來的命運。他是冷溪衛隊的軍官，而在上一場戰爭中，冷溪衛隊是出了名的不留敵人活口。這個名聲是否流傳了下來？若是如此，德軍很可能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他，以茲報復。他最後要求兩名醫務兵把他的擔架抬到柵門附近。如果他難逃一死，倒不如早點了結來得痛快。
共創奇蹟
“德國人來了！”一個聲音嚷嚷著。不知哪個人在六月四日清晨六點搖醒了紐曼少校。紐曼累壞了，即便躺在“小紅帽”廚房的石頭地板上，也依然睡得非常深沉。他慢慢打起精神，開始穿上之前為了投降而準備的乾淨制服。
傷員早就占滿屋裡所有的房間，泛濫到了走廊，甚至雄偉的樓梯上，現在連花園也搭起了帳篷收容傷員。一間法國野戰醫院也設置在庭院裡，擠進更多傷員。總人數每天都有變化，不過在六月三日當天，“小紅帽”里總共有大約兩百六十五名英國傷兵。
有幾名醫官和醫務兵負責照顧他們。這群醫護人員之所以留在這裡，是一次古怪而決定性的抽籤造成的結果。即便在上級做出留下傷員的決定之前，有些人顯然就走不了了。他們傷得太重，無法移動。為了照顧他們，上級下令每一百名傷員，就得有一名醫官和十名醫務兵留下來。由於總共有兩百到三百名傷員，這意味著要留下三位醫官和三十名醫務兵。
怎麼選擇？處理站指揮官潘克上校認為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抽籤。六月一日下午兩點，全體人員集合參加這場勢必緊張萬分的活動。分別舉行兩場抽籤——一場給十七位醫官，另一場給一百二十名醫務兵。
所有名字放進一頂帽子裡，湊巧的是，他們在地窖里找到一頂英國圓頂高帽，正好用來抽籤。規則是“先抽到先走”，最後被抽出名字的人留下來。英國教會牧師替士兵抽籤，天主教神父奧榭替軍官抽籤。
首席外科醫官紐曼少校不發一語，痛苦地聆聽名字一個個被叫出。十個、十二個、十三個，他的名字還在帽子裡。事實證明他害怕得有理：他是十七人當中的第十七個。
當天下午稍晚，帳篷里舉行了告別儀式。奧榭神父最後執起紐曼的手，把自己的十字架送給他。“這會保佑你回家。”神父說。
有一個留守人員沒參加抽籤，二等兵蓋茲純粹是自願留下來的。蓋茲平時是一名拍賣員兼估價師，在大撤退之前，在一支汽車保養分隊擔任機關槍手。跟小隊分散之後，他找到一輛被棄置的救護車，於是成了第十二傷員處理站的一分子。其他人或許更懂得行醫用藥，但在這樣的時刻，他自有一套能派上用場的技能。他是個天生的拾荒者，什麼都會修，甚至在“小紅帽”的水快用完時，在附近找到一口新的水井。紐曼少校把他視為單位的這個“榮譽隊員”，而蓋茲投桃報李——他當然不打算離開。
絕大多數人員在六月一日晚間撤出。二日整天則徒勞無益地在各個碼頭間東奔西跑，因為謠傳有一艘醫護船來了。那天晚上，一名摩托車通信員轟隆隆地捎來訊息：能走的傷員只要被帶到東面防波堤，就可以被撤離。許多正常定義下的重傷員抓住這個最後逃命機會，從病榻起身，一瘸一拐地走著，甚至爬也要爬到等候的卡車上，還有人拿煤鎬和耙子當拐杖。
六月三日是等待的一天。法軍正逐步撤退，紐曼的主要責任是防止他們占據這間房子，他將之當成最後一搏的據點。草地上鋪著用布條做成的大型紅十字，德國空軍截至目前表示尊重，紐曼希望繼續保持下去。法軍指揮官似乎理解。他沒有占用房子，但持續在周圍土地挖掘戰壕。幾顆零星的炮彈開始落進花園裡。
入夜之後，法軍開始拔營，繼續往敦刻爾克撤退。在“小紅帽”，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批訪客將是德軍。至於確切時間，每個人看法各異，但是德軍的白色“勝利火箭”已經越來越近。
傷員靜靜躺在病榻和擔架之際，工作人員聚在地下室準備最後一頓晚餐。他們想辦法大飽口福，配上從“小紅帽”酒窖找到的美酒。有人彈奏著手風琴，但是沒人有心情唱歌。
紐曼少校上樓找一位名叫赫爾穆特的德國飛行員。他幾天前被擊落，因傷而被送到這裡。兩人都知道俘虜人與被俘虜人的角色即將對調，但彼此心照不宣。紐曼想要好好惡補一下德文，以便在敵軍到達時使用。赫爾穆特耐著性子教他說“Rotes Kreuz”和“Nichts Schiessen”之類的詞彙——意思是“紅十字會”、“別開槍”。
到了六月三日至四日間的午夜，最後一批法國守軍已經往碼頭撤退了。在“小紅帽”，所有人除了繼續等待之外無事可做。紐曼派兩名醫務兵到柵門門口站崗，權充接待。一名軍官守在大門外的門廊上，他們奉命一看見德軍就立刻通知紐曼。紐曼準備一套投降用的乾淨制服，然後窩在廚房的石頭地板上睡幾個小時。
蘭利中尉躺在門前台階的擔架上。天氣又熱又悶，而且蒼蠅鬧得厲害——所以他請人把他抬到屋外。他也在等待，同時開始思索接下來的命運。他是冷溪衛隊的軍官，而在上一場戰爭中，冷溪衛隊是出了名的不留敵人活口。這個名聲是否流傳了下來？若是如此，德軍很可能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他，以茲報復。他最後要求兩名醫務兵把他的擔架抬到柵門附近。如果他難逃一死，倒不如早點了結來得痛快。
共創奇蹟
“德國人來了！”一個聲音嚷嚷著。不知哪個人在六月四日清晨六點搖醒了紐曼少校。紐曼累壞了，即便躺在“小紅帽”廚房的石頭地板上，也依然睡得非常深沉。他慢慢打起精神，開始穿上之前為了投降而準備的乾淨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