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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歷數了蘇聯體制的種種弊端。例如描畫出了社會結構上所形成的一個“畸形的金字塔”：
在蘇聯最初物資極端匱乏的幾年中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之後，就逐步形成實際上的特權階層。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為突出。這種特權滲透於政治權利、職業選擇、經濟生活，乃至日常消費品的享有等各個方面。既無機會平等，也就談不到競賽規則的平等，因而不能刺激人的生產積極性。西方社會的貧富不均狀況尚留有一條個人通過奮鬥向上爬的道路，在這過程中同時有所創新，為提高社會生產率作出貢獻。而在蘇聯被歪曲了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個人改善境遇之道在於在政治認同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個社會生活領域中設法沿著階梯向上爬，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卻較少與創造性的勞動相關，甚至相反。對廣大的底層勞動者而言，儘管形式上憲法賦予無比的權力，實際上得不到保證，也難以有爬入上層的機會。結果，在社會結構上形成了廣大的勞動者和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的上層官僚機構的新的畸形的金字塔。
這裡說得很概括，而特權階層所享有的特權卻是非常具體的東西。擔任過蘇共中央委員、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的阿爾巴托夫也是特權階層中的一員。他的回憶錄《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中對他本人享受過的“特供”（特殊供應）一項，就有過很生動的描寫：“當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額帶回家的時候，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簡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說，在新經濟政策以後，她從未見過這樣的食品。這樣我們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們收入的百分之十，而普通公民則需花他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阿爾巴托夫還指出：利用這些人害怕失去特權的心理，促使他們樂於服從上級，與上級保持一致，因此“特權一直是保持極權統治的有效工具”。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國——讀《冷眼向洋》增訂本(4)
蘇聯自從建立的時候開始，即以輸出革命為自己經常的任務，出錢出人，到世界各地去鼓吹社會主義思潮，推動社會主義運動，在一段時間裡確實取得了成績，在各國都吸引了一批追隨者。可是，社會主義思潮的“克星”出現了，這“克星”倒不是敵對的宣傳，而是蘇聯自身的形象，書中指出：“‘反面教員’就是十月革命之後的蘇聯在大部分時間內起了反面榜樣的作用”：
蘇聯革命初期的經濟困難和生活困苦並沒有影響其吸引力。但是自史達林執政以後接踵而來的種種情況不斷使一批一批的嚮往者理想幻滅，而且使忠於蘇聯的共產黨人經常處於尷尬境地，在本國人民中孤立。結果，本來對美國社會極其不滿的人鑑於號稱實踐了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榜樣”，二害相權取其輕，只能與改良的資本主義妥協。列寧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的。”在這裡有極大的諷刺意義。
使同情者感到尷尬的事，我想起了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記》。1935年他訪問莫斯科，史達林同他作了一次一個多小時的長談。他這一位蘇聯的同情者向史達林說，蘇聯的一些行為很難向外國公眾解釋，比如不久前頒布的可以對十二歲起的“兒童罪犯”處以死刑的法律，這樣的事情要說服自己都不容易，怎麼能夠去向別人作解釋呢？
矛盾的不斷積累，使蘇聯一步一步的走近了自己的末日。最後敗亡的結局，徵兆其實早就顯現了。書中指出：
可以認為，蘇聯敗亡的一個基本原因是高度集權的體制根本無法適應高科技條件下的靈活多樣的市場要求和實行高效合理的資源配置。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的改革聲浪銷聲匿跡之後，蘇聯領導階層已經不指望在改革體制方面有什麼作為，主要是靠向世界市場出售原料與初級產品來維持生計。
戈巴契夫上台，有心振作一番，提出了他的“新思維”。本書評論“新思維”說：“它反映了變遷中國際社會發展的一些合理邏輯，也反映了蘇聯國力衰竭，已無力支撐與西方的全面對抗的現實。”特別是：
在他那本廣為傳播的《改革與新思維》中幾乎毫不提及在多樣化國際社會中俄國本土價值的特色，而是一味地仍然以冷戰時與美國對等的超級大國的身份自居。理論創製過程中自我定位不切實際與過於虛妄，表明理論創製者並不清晰自己所處環境與地位的獨特性，而對這種獨特性的忽略，正是任何轉型國家發生動盪的由頭。事實上西方的觀察家們早就認識到，非但蘇聯今日已遠不是美國的對手，而且遲早將要有一場災難性的變動。
亞拉耶夫他們想要挽狂瀾於既倒，結果事與願違，終於成了給蘇聯催命的最後一擊。蘇聯和蘇共，就留下了無數引人深思的題目進入了歷史。
本書的“後記——全球化與中國”中說：
我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心中沒有須臾離開過對中國命運的關注，以及它與“全球化”進程的關係；我們是把世界經驗作為自己的參照來看待的。
這句話很令人感動。我在閱讀中，也確實時時感覺到主編和作者們的憂國之心。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參考這些材料和意見來思考中國的命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讓外國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成為我們的財富。
在蘇聯最初物資極端匱乏的幾年中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之後，就逐步形成實際上的特權階層。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為突出。這種特權滲透於政治權利、職業選擇、經濟生活，乃至日常消費品的享有等各個方面。既無機會平等，也就談不到競賽規則的平等，因而不能刺激人的生產積極性。西方社會的貧富不均狀況尚留有一條個人通過奮鬥向上爬的道路，在這過程中同時有所創新，為提高社會生產率作出貢獻。而在蘇聯被歪曲了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個人改善境遇之道在於在政治認同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個社會生活領域中設法沿著階梯向上爬，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卻較少與創造性的勞動相關，甚至相反。對廣大的底層勞動者而言，儘管形式上憲法賦予無比的權力，實際上得不到保證，也難以有爬入上層的機會。結果，在社會結構上形成了廣大的勞動者和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的上層官僚機構的新的畸形的金字塔。
這裡說得很概括，而特權階層所享有的特權卻是非常具體的東西。擔任過蘇共中央委員、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的阿爾巴托夫也是特權階層中的一員。他的回憶錄《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中對他本人享受過的“特供”（特殊供應）一項，就有過很生動的描寫：“當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額帶回家的時候，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簡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說，在新經濟政策以後，她從未見過這樣的食品。這樣我們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們收入的百分之十，而普通公民則需花他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阿爾巴托夫還指出：利用這些人害怕失去特權的心理，促使他們樂於服從上級，與上級保持一致，因此“特權一直是保持極權統治的有效工具”。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國——讀《冷眼向洋》增訂本(4)
蘇聯自從建立的時候開始，即以輸出革命為自己經常的任務，出錢出人，到世界各地去鼓吹社會主義思潮，推動社會主義運動，在一段時間裡確實取得了成績，在各國都吸引了一批追隨者。可是，社會主義思潮的“克星”出現了，這“克星”倒不是敵對的宣傳，而是蘇聯自身的形象，書中指出：“‘反面教員’就是十月革命之後的蘇聯在大部分時間內起了反面榜樣的作用”：
蘇聯革命初期的經濟困難和生活困苦並沒有影響其吸引力。但是自史達林執政以後接踵而來的種種情況不斷使一批一批的嚮往者理想幻滅，而且使忠於蘇聯的共產黨人經常處於尷尬境地，在本國人民中孤立。結果，本來對美國社會極其不滿的人鑑於號稱實踐了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榜樣”，二害相權取其輕，只能與改良的資本主義妥協。列寧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的。”在這裡有極大的諷刺意義。
使同情者感到尷尬的事，我想起了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記》。1935年他訪問莫斯科，史達林同他作了一次一個多小時的長談。他這一位蘇聯的同情者向史達林說，蘇聯的一些行為很難向外國公眾解釋，比如不久前頒布的可以對十二歲起的“兒童罪犯”處以死刑的法律，這樣的事情要說服自己都不容易，怎麼能夠去向別人作解釋呢？
矛盾的不斷積累，使蘇聯一步一步的走近了自己的末日。最後敗亡的結局，徵兆其實早就顯現了。書中指出：
可以認為，蘇聯敗亡的一個基本原因是高度集權的體制根本無法適應高科技條件下的靈活多樣的市場要求和實行高效合理的資源配置。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的改革聲浪銷聲匿跡之後，蘇聯領導階層已經不指望在改革體制方面有什麼作為，主要是靠向世界市場出售原料與初級產品來維持生計。
戈巴契夫上台，有心振作一番，提出了他的“新思維”。本書評論“新思維”說：“它反映了變遷中國際社會發展的一些合理邏輯，也反映了蘇聯國力衰竭，已無力支撐與西方的全面對抗的現實。”特別是：
在他那本廣為傳播的《改革與新思維》中幾乎毫不提及在多樣化國際社會中俄國本土價值的特色，而是一味地仍然以冷戰時與美國對等的超級大國的身份自居。理論創製過程中自我定位不切實際與過於虛妄，表明理論創製者並不清晰自己所處環境與地位的獨特性，而對這種獨特性的忽略，正是任何轉型國家發生動盪的由頭。事實上西方的觀察家們早就認識到，非但蘇聯今日已遠不是美國的對手，而且遲早將要有一場災難性的變動。
亞拉耶夫他們想要挽狂瀾於既倒，結果事與願違，終於成了給蘇聯催命的最後一擊。蘇聯和蘇共，就留下了無數引人深思的題目進入了歷史。
本書的“後記——全球化與中國”中說：
我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心中沒有須臾離開過對中國命運的關注，以及它與“全球化”進程的關係；我們是把世界經驗作為自己的參照來看待的。
這句話很令人感動。我在閱讀中，也確實時時感覺到主編和作者們的憂國之心。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參考這些材料和意見來思考中國的命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讓外國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成為我們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