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頁
所有這些變化又都同我們這個近鄰息息相關。多年以來，這就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個普遍關心的題目。《冷眼向洋》的主編和幾位作者都談到了俄羅斯和蘇聯，發表了好些精闢的發人深省的見解。例如，書中這樣談到列寧和史達林：
由於列寧逝世較早，論者慣於把蘇聯的專制鎮壓以及一輪又一輪的排除異己的黨內清洗都歸罪於史達林的偏執狂。斯氏個人的因素固然有很大作用，但是理論的、制度的和歷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決定意義，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是史達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什麼人成為最高領導，也無法解釋為什麼全黨全民都能接受他或幫助他的高壓統治。
看到這裡，我想起了自己寫過的一段話。那是在1998年出版的《1957年的夏季》的結束語中，我就《人民日報》一篇反右派的社論中引據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憑藉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這句話評論說：
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大反史達林的時候，有一個提法，叫做“恢復黨內生活的列寧主義準則”。意思是史達林違背了列寧。從前托洛茨基派反史達林，也是稱自己為列寧主義左派反對派。都是強調了史達林不同於列寧。但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蘇聯和蘇共都已成為歷史陳跡的今天，人們就很容易發現，史達林現象其實是列寧主義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統治，俄國各個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工黨（包括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都作出了貢獻。十月革命之後立即取締其他社會主義政黨，實現布希維克獨掌權力的，是列寧。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反對“工人反對派”，從而為壓制黨內持不同政見者創立一個先例的，又是列寧。就這篇引據列寧的社論來說，說反右派鬥爭繼承了列寧的遺產，似乎也不為過。
在讀了《冷眼向洋》之後，我發覺我這裡說的“十月革命之後立即取締其他社會主義政黨”是與事實不符的。書中“從多黨並存走向一黨集權”這一節中，作者指出：十月革命之後不久，“列寧起草法令，提出在蘇維埃中實行‘基礎是承認黨派和通過有組織的政黨來進行選舉’的比例選舉制。這是十月革命勝利後的最初情況。”後來怎樣走向一黨專權的過程，書中作了清楚的敘述和分析。
列寧在那一輪又一輪的大清洗、大鎮壓開始之前就死了，因此在一些人的印象（或者說想像、願望）中，他比史達林要仁慈一些。本書引用了最新解密的檔案，從這裡可以清楚看到列寧的鐵腕。1922年3月3日他寫給加米涅夫的信中說：
“以為新經濟政策將結束恐怖的想法，這是一個最大的錯誤，我們將會回到恐怖，回到經濟恐怖。”在這一年裡，他還下過這樣一些命令：“處死傳教士中的為首者”，“對一般神父同樣適用死刑”，“必須提出一個名單，幾百個這樣的紳士們必須被毫不憐憫地驅逐國外。我們可在未來一個長時期中把俄羅斯清掃乾淨。”為了這件把一大批知識分子驅逐出境的事，1922年5月19日他在寫給契卡首腦捷爾任斯基的信中說：“捷爾任斯基同志！談談把為反革命幫忙的作家和教授驅逐出境的問題。這件事要準備得周密一些。不準備好我們會幹出蠢事。……這事應當這樣處理：把這些‘軍事間諜’全抓起來，而且要不斷地抓，把他們驅逐出境。請將這封信密交（不要複製）政治局委員傳閱。”1921年槍決詩人古米廖夫，就是執行列寧這一系列命令的一例。後來史達林只不過是循著列寧開創的這條道路走下去罷了。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國——讀《冷眼向洋》增訂本(3)
書中指出，蘇聯所發生的這些事情，“理論的、制度的和歷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決定意義”，而不必過分強調史達林個人因素所起的作用。這是極有見地的。陳獨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說：“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制”，那種認為“是由於史大林的個人心術特別壞，這完全是唯心派的見解。”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持這種看法的還可以提到杜威。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一書中說：“雖然他（指杜威）確信對托洛茨基的控告是沒有根據的，但他並不認為假使列寧的後繼者不是史達林而是托洛茨基，蘇維埃制度就會是美滿的制度。他相信了通過暴力革命造成獨裁政治不是達到良好社會的方法。”
書中這樣對應地提出“個人的因素”和“制度的因素”這兩者的輕重主次問題，並不是無的放矢。當時確實有人寧願用史達林的個人因素來解釋這一切，以免污損對這一制度的包裝。赫魯雪夫提出史達林問題的秘密報告就一個字也不涉及制度問題，全部歸罪於史達林的個人品質。胡喬木執筆寫成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煌煌大文也是這樣做的，說“決定的因素”是史達林的“思想狀況”。這種從當時宣傳的需要而作的文章其實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後來他主持起草新的歷史決議，就不得不面對寫不寫毛澤東個人責任問題。他說：“我們在起草的時候，一開始就下決心不提個人的問題，個人的品質，個人的性格等。”為什麼呢？“每個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裡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假如強調了這個方面，就如同赫魯雪夫批評史達林一樣，蘇聯人也認為沒有講出個道理來。幾十年的歷史，光用性格就解釋了嗎？”“沒有講出個道理來”，也就是對他那篇舊文的自我評價。經過幾十年時間的淘洗，一切都可以看得更加分明，本書所說，大約可以看作這一公案的定論。應該指出，本書還提出了“歷史文化的因素”，這就比只提出理論的、制度的因素要更深一層。確實，在史達林現象中，是包含了從舊俄（例如沙皇專制主義傳統、民族習俗等等）繼承來的東西。而這些東西被貼上“社會主義”、“蘇聯先進經驗”的標籤輸出到中國的也不少。
由於列寧逝世較早，論者慣於把蘇聯的專制鎮壓以及一輪又一輪的排除異己的黨內清洗都歸罪於史達林的偏執狂。斯氏個人的因素固然有很大作用，但是理論的、制度的和歷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決定意義，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是史達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什麼人成為最高領導，也無法解釋為什麼全黨全民都能接受他或幫助他的高壓統治。
看到這裡，我想起了自己寫過的一段話。那是在1998年出版的《1957年的夏季》的結束語中，我就《人民日報》一篇反右派的社論中引據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憑藉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這句話評論說：
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大反史達林的時候，有一個提法，叫做“恢復黨內生活的列寧主義準則”。意思是史達林違背了列寧。從前托洛茨基派反史達林，也是稱自己為列寧主義左派反對派。都是強調了史達林不同於列寧。但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蘇聯和蘇共都已成為歷史陳跡的今天，人們就很容易發現，史達林現象其實是列寧主義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統治，俄國各個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工黨（包括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都作出了貢獻。十月革命之後立即取締其他社會主義政黨，實現布希維克獨掌權力的，是列寧。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反對“工人反對派”，從而為壓制黨內持不同政見者創立一個先例的，又是列寧。就這篇引據列寧的社論來說，說反右派鬥爭繼承了列寧的遺產，似乎也不為過。
在讀了《冷眼向洋》之後，我發覺我這裡說的“十月革命之後立即取締其他社會主義政黨”是與事實不符的。書中“從多黨並存走向一黨集權”這一節中，作者指出：十月革命之後不久，“列寧起草法令，提出在蘇維埃中實行‘基礎是承認黨派和通過有組織的政黨來進行選舉’的比例選舉制。這是十月革命勝利後的最初情況。”後來怎樣走向一黨專權的過程，書中作了清楚的敘述和分析。
列寧在那一輪又一輪的大清洗、大鎮壓開始之前就死了，因此在一些人的印象（或者說想像、願望）中，他比史達林要仁慈一些。本書引用了最新解密的檔案，從這裡可以清楚看到列寧的鐵腕。1922年3月3日他寫給加米涅夫的信中說：
“以為新經濟政策將結束恐怖的想法，這是一個最大的錯誤，我們將會回到恐怖，回到經濟恐怖。”在這一年裡，他還下過這樣一些命令：“處死傳教士中的為首者”，“對一般神父同樣適用死刑”，“必須提出一個名單，幾百個這樣的紳士們必須被毫不憐憫地驅逐國外。我們可在未來一個長時期中把俄羅斯清掃乾淨。”為了這件把一大批知識分子驅逐出境的事，1922年5月19日他在寫給契卡首腦捷爾任斯基的信中說：“捷爾任斯基同志！談談把為反革命幫忙的作家和教授驅逐出境的問題。這件事要準備得周密一些。不準備好我們會幹出蠢事。……這事應當這樣處理：把這些‘軍事間諜’全抓起來，而且要不斷地抓，把他們驅逐出境。請將這封信密交（不要複製）政治局委員傳閱。”1921年槍決詩人古米廖夫，就是執行列寧這一系列命令的一例。後來史達林只不過是循著列寧開創的這條道路走下去罷了。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國——讀《冷眼向洋》增訂本(3)
書中指出，蘇聯所發生的這些事情，“理論的、制度的和歷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決定意義”，而不必過分強調史達林個人因素所起的作用。這是極有見地的。陳獨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說：“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制”，那種認為“是由於史大林的個人心術特別壞，這完全是唯心派的見解。”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持這種看法的還可以提到杜威。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一書中說：“雖然他（指杜威）確信對托洛茨基的控告是沒有根據的，但他並不認為假使列寧的後繼者不是史達林而是托洛茨基，蘇維埃制度就會是美滿的制度。他相信了通過暴力革命造成獨裁政治不是達到良好社會的方法。”
書中這樣對應地提出“個人的因素”和“制度的因素”這兩者的輕重主次問題，並不是無的放矢。當時確實有人寧願用史達林的個人因素來解釋這一切，以免污損對這一制度的包裝。赫魯雪夫提出史達林問題的秘密報告就一個字也不涉及制度問題，全部歸罪於史達林的個人品質。胡喬木執筆寫成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煌煌大文也是這樣做的，說“決定的因素”是史達林的“思想狀況”。這種從當時宣傳的需要而作的文章其實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後來他主持起草新的歷史決議，就不得不面對寫不寫毛澤東個人責任問題。他說：“我們在起草的時候，一開始就下決心不提個人的問題，個人的品質，個人的性格等。”為什麼呢？“每個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裡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假如強調了這個方面，就如同赫魯雪夫批評史達林一樣，蘇聯人也認為沒有講出個道理來。幾十年的歷史，光用性格就解釋了嗎？”“沒有講出個道理來”，也就是對他那篇舊文的自我評價。經過幾十年時間的淘洗，一切都可以看得更加分明，本書所說，大約可以看作這一公案的定論。應該指出，本書還提出了“歷史文化的因素”，這就比只提出理論的、制度的因素要更深一層。確實，在史達林現象中，是包含了從舊俄（例如沙皇專制主義傳統、民族習俗等等）繼承來的東西。而這些東西被貼上“社會主義”、“蘇聯先進經驗”的標籤輸出到中國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