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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群先生的《黨內抵制蘇聯大國主義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一文中對蘇軍在旅大的霸道以至強盜行徑多有披露。蘇軍占領旅大後，中共中央東北局派劉順元同志任旅大地委第二書記兼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這可是共產黨派來的幹部，他又遭到怎樣的侮辱呢？“從安東到旅大赴任吋，在火車上，他看到原來是雙軌的南滿鐵路，正在被拆去一邊。一列列滿載著鐵軌、機器和其他物資的火車，呼嘯著向北駛去。原來蘇聯人正拼命地在東北拆鐵路、拆工廠。劉順元心裡又嘀咕開了：‘他們把這些東西都運走，東北的工業基礎不就破壞了？’在火車上，劉順元還看到一種極不順眼的現象：車廂里的蘇聯士兵，看到比較年輕的中國婦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臉地高喊：‘哈羅素！’有時還奔過去，把中國婦女抱在懷裡，在身上亂捏亂摸。劉順元忍不住罵了出來：‘這是什麼紅軍？是混蛋！’”蘇聯紅軍在東北強姦中國婦女，搶劫財物，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少人就是因為對此表示憤慨而被劃成右派的。“蘇軍在東北對我國人民（尤其是婦女）造成很大的傷害，東北所有的機器設備幾乎全部運到蘇聯去了，還趕走了大量牛羊等牲畜。”這不是強盜行徑又是什麼？“高崗簡單介紹了蘇軍在我東北的劣跡，史達林表示了歉意。”（師哲《我的一生》第302頁、306頁）高崗是1949年7月陪同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時向史達林反映蘇軍在東北的劣跡的，在中共極需蘇聯支持的形勢下，只能輕描淡寫地反映一下，但史達林仍表示歉意。可見史達林知道的一定比高崗反映的嚴重得多。
藍英年:誰歪曲歷史(3)
劉順元到達旅大後，發現“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旅大的行政權名義上歸還中國，但實際上仍為蘇聯軍隊所占領。這裡的行政、防務、金融、海關，甚至報紙、廣播，全由蘇軍控制和監督”。雖成立了中國關東行政公署，但任何事情都得聽蘇聯人的，稍有不遜，便被扣上反蘇帽子。蘇軍司令部遇事從不派人到關東行政公署同中國人商議，而是把公署的官員召到司令部去訓話。“訓話時蘇聯人高高坐在台上，關東公署的中國官員坐在台下。蘇聯人要中國官員回答問題或匯報時，中國官員必須站起來，恭恭敬敬地先說一聲：‘報告，我是關東行政公署的某某某。’”劉順元心裡想：“這不是帝國主義者對待殖民地的一套嗎？”蘇方制定的嚴重損害中國人民利益的決定必須無條件執行。蘇方為抵制國民黨東北行轅副參謀長6月初到大連視察，“宣布立即進行貨幣改革，並且限定在5月23日至27日這5天內完成”。劉順元向史達林親自任命的蘇軍最高司令官梅尼茲柯夫（應譯為梅列茨科夫）陳述貨幣改革的利害：“採取這種辦法，一下子就會把旅大經濟活動搞死了，工廠沒有流動資金，資本家也會恐慌起來。”梅蠻橫地說：“我們管不了這些。”劉順元要求寬限幾天，以便收購一些糧食，現在倉庫里存糧不多了。梅一句話也聽不進去，說：“必須完成，一天也不能拖延。”從梅的堅決態度上來看，梅是在執行史達林的指示。梅戰前才從監獄裡放出來，知道如何執行史達林的指示。由於劉順元一再同蘇軍抗爭，被蘇軍趕出旅大。梅事事向史達林直接匯報，趕走劉順元很可能是史達林的決定。所以史達林記住了劉順元的名字。劉少奇訪問蘇聯時，史達林對他說：“你們中國有個劉順元，在旅大對我們蘇聯很不友好，據說現在還得到你們的信用。我希望今後中蘇合作中，不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這便是蘇聯“委託”旅大的真實寫照。
宋子文與史達林談判的第二個問題便是中國長春鐵路的管理權和經營權的問題。史達林說要經營先共有，蘇聯應先成為所有者。中國對該鐵路投資極其微小，並已得到償還。宋子文反駁說：“蘇聯早已把中東路廉價賣給日本了。”史達林有意貶低中國修築中東路所付出的財力和人力。中東路經過中國，中國以築路租讓地的方式向華俄道勝銀行投資，租讓地總計兩百多萬垧（每垧合15畝），折合多少盧布說不清，總之不小。築路的勞力主要是中國工人，他們的勞力又折合一大筆盧布，怎能說“投資極其微小”呢？宋子文說的倒是實情：“1931年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後，蘇聯政府在1935年3月23日擅自以1．7億日元的代價，將中東鐵路轉讓給日偽當局（滿洲國）。”（《風雨浮萍》第253頁）談判的最終結果是，中國長春鐵路由中蘇共有，共同經營，但其經營管理須在蘇聯人任鐵路局長和任監事會監事長的條件下進行。鐵路實際上被蘇聯所控制，蘇方又占了上風。
談判最關鍵的地方是外蒙古的宗主權的問題。即對雅爾達條約中的“外蒙古現狀應予保持”的理解。史達林認為“保持現狀”即在法律上承認外蒙古實際的國家地位。他說：“外蒙古之現狀，實際上就是獨立外蒙古在1921年業已獨立”希望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國家。外蒙古是如何“獨立”的呢？“1921年6月，蘇軍在沒有徵得中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進入外蒙古。7月6日占領庫倫（今烏蘭巴托）。恩琴的軍隊被蘇軍擊敗後四處潰逃，恩琴本人被蘇軍捕獲……此後蘇軍約六千人駐紮在庫倫，而蒙軍不足兩千人。”（同上，第225頁）恩琴是白軍首領，被蘇軍擊敗後竄入外蒙古，蘇軍追入外蒙古並占領了外蒙古，並讓蘇聯所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黨（1921年3月成立）組成臨時革命政府。1924年11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蒙古“獨立”是蘇聯一手策劃的。宋子文對“維持現狀”的解釋是繼續維持中國對外蒙古在法律上的主權地位。史達林和宋子文都不讓步，談判陷入僵局，宋子文只得回國向蔣介石請示。宋子文返國期間，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人喬巴山抵達莫斯科，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為他舉行盛大午宴，並為蒙古獨立而乾杯。後來，1946年3月9日，史達林對喬巴山講述他同宋子文談判經過：“我們曾經這樣對中國人說：‘如果中國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那我們就將不會去同日本人作戰！’這樣一來，中國人不得不承認了外蒙古的獨立。”史達林把蘇聯出兵的目的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藍英年:誰歪曲歷史(3)
劉順元到達旅大後，發現“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旅大的行政權名義上歸還中國，但實際上仍為蘇聯軍隊所占領。這裡的行政、防務、金融、海關，甚至報紙、廣播，全由蘇軍控制和監督”。雖成立了中國關東行政公署，但任何事情都得聽蘇聯人的，稍有不遜，便被扣上反蘇帽子。蘇軍司令部遇事從不派人到關東行政公署同中國人商議，而是把公署的官員召到司令部去訓話。“訓話時蘇聯人高高坐在台上，關東公署的中國官員坐在台下。蘇聯人要中國官員回答問題或匯報時，中國官員必須站起來，恭恭敬敬地先說一聲：‘報告，我是關東行政公署的某某某。’”劉順元心裡想：“這不是帝國主義者對待殖民地的一套嗎？”蘇方制定的嚴重損害中國人民利益的決定必須無條件執行。蘇方為抵制國民黨東北行轅副參謀長6月初到大連視察，“宣布立即進行貨幣改革，並且限定在5月23日至27日這5天內完成”。劉順元向史達林親自任命的蘇軍最高司令官梅尼茲柯夫（應譯為梅列茨科夫）陳述貨幣改革的利害：“採取這種辦法，一下子就會把旅大經濟活動搞死了，工廠沒有流動資金，資本家也會恐慌起來。”梅蠻橫地說：“我們管不了這些。”劉順元要求寬限幾天，以便收購一些糧食，現在倉庫里存糧不多了。梅一句話也聽不進去，說：“必須完成，一天也不能拖延。”從梅的堅決態度上來看，梅是在執行史達林的指示。梅戰前才從監獄裡放出來，知道如何執行史達林的指示。由於劉順元一再同蘇軍抗爭，被蘇軍趕出旅大。梅事事向史達林直接匯報，趕走劉順元很可能是史達林的決定。所以史達林記住了劉順元的名字。劉少奇訪問蘇聯時，史達林對他說：“你們中國有個劉順元，在旅大對我們蘇聯很不友好，據說現在還得到你們的信用。我希望今後中蘇合作中，不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這便是蘇聯“委託”旅大的真實寫照。
宋子文與史達林談判的第二個問題便是中國長春鐵路的管理權和經營權的問題。史達林說要經營先共有，蘇聯應先成為所有者。中國對該鐵路投資極其微小，並已得到償還。宋子文反駁說：“蘇聯早已把中東路廉價賣給日本了。”史達林有意貶低中國修築中東路所付出的財力和人力。中東路經過中國，中國以築路租讓地的方式向華俄道勝銀行投資，租讓地總計兩百多萬垧（每垧合15畝），折合多少盧布說不清，總之不小。築路的勞力主要是中國工人，他們的勞力又折合一大筆盧布，怎能說“投資極其微小”呢？宋子文說的倒是實情：“1931年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後，蘇聯政府在1935年3月23日擅自以1．7億日元的代價，將中東鐵路轉讓給日偽當局（滿洲國）。”（《風雨浮萍》第253頁）談判的最終結果是，中國長春鐵路由中蘇共有，共同經營，但其經營管理須在蘇聯人任鐵路局長和任監事會監事長的條件下進行。鐵路實際上被蘇聯所控制，蘇方又占了上風。
談判最關鍵的地方是外蒙古的宗主權的問題。即對雅爾達條約中的“外蒙古現狀應予保持”的理解。史達林認為“保持現狀”即在法律上承認外蒙古實際的國家地位。他說：“外蒙古之現狀，實際上就是獨立外蒙古在1921年業已獨立”希望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國家。外蒙古是如何“獨立”的呢？“1921年6月，蘇軍在沒有徵得中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進入外蒙古。7月6日占領庫倫（今烏蘭巴托）。恩琴的軍隊被蘇軍擊敗後四處潰逃，恩琴本人被蘇軍捕獲……此後蘇軍約六千人駐紮在庫倫，而蒙軍不足兩千人。”（同上，第225頁）恩琴是白軍首領，被蘇軍擊敗後竄入外蒙古，蘇軍追入外蒙古並占領了外蒙古，並讓蘇聯所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黨（1921年3月成立）組成臨時革命政府。1924年11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蒙古“獨立”是蘇聯一手策劃的。宋子文對“維持現狀”的解釋是繼續維持中國對外蒙古在法律上的主權地位。史達林和宋子文都不讓步，談判陷入僵局，宋子文只得回國向蔣介石請示。宋子文返國期間，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人喬巴山抵達莫斯科，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為他舉行盛大午宴，並為蒙古獨立而乾杯。後來，1946年3月9日，史達林對喬巴山講述他同宋子文談判經過：“我們曾經這樣對中國人說：‘如果中國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那我們就將不會去同日本人作戰！’這樣一來，中國人不得不承認了外蒙古的獨立。”史達林把蘇聯出兵的目的說得再清楚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