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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詔雖未行，然欲沙汰僧、尼者仍不絕。武后時，蘇瑰請並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強丁，因避賦役。姚崇相玄宗建言之。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發而農者余萬二千人。李叔明為東川，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余還為民。德宗善之，以為不止本道，可為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都官員外郎彭偃曰：“天生蒸人，必將有職，游閒浮食，王制所禁。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士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為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為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余悉還為編人。官為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為廬舍。”議雖上，罷之。李訓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賦，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為民。”以上皆據《新書·本傳》。《李訓傳》又云：既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通鑑》：大和八年七月，李訓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詔所在試僧尼誦經，不中格者，皆勒歸俗。禁置寺及私度人。十月，鄭注欲收僧、尼之譽，固請罷沙汰。從之。此等皆誣罔之辭，蓋時未暇及此耳。此等皆欲行諸全國者。其操一方之政柄，而自行之於所治之地者，則有如韓滉為鎮海，毀拆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以修塢壁；以佛守銅鐘鑄兵器。李德裕徙西川，毀浮屠私廬數千，以地與農。亦如其廢淫祀然，莫之能止也。積之久，乃復有武宗沙汰僧尼之舉焉。
《舊書·本紀》：會昌五年七月，庚子，敕並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條疏聞奏：據令式，諸上州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香日，官吏宜於道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兩所，寺留僧三十人。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八月，制中外誠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被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下制明廷，宜體予意。十一月，敕悲田養病坊，緣僧、尼還俗，無人主持，恐殘疾無以取給，兩京量給寺田振濟，諸州府七頃至十頃，各於本管選耆壽一人句當，以充粥料。《新書·食貨志》云：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人十畝。《通鑑》云：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僧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此武宗沙汰僧尼、佛寺之大略也。《舊書》紀此事，皆歸咎於趙歸真，《舊紀》：會昌四年三月，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五年正月，歸真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之。繇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以其獨汰佛而不及於道言之，似也。然道非佛比，彭偃則既言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謂武宗以求長生故而不去道則可，謂其汰佛全由道家之媒孽，恐非實錄也。此事在當時，亦為非常之舉，然言其“太暴宜近中”者，一韋博而已。見《新書·本傳》。武宗政固嚴切，然以唐時士夫信佛者之多，事苟違理，豈有舉朝緘口結舌者？是知沙汰僧尼，事不容已，在當時，亦為眾所共喻矣。
矯枉者必過其直，見矯者又必稍復於枉，屢矯屢復，而後終劑於平焉，物之理也。佛教之在中國，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豈其韋博所云太暴之政，遂能使之一蹶不復振？武宗死而其政即廢，勢也。《通鑑》：宣宗大中元年，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五年六月，進士孫樵上言：“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粗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請：“自今諸州准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跡許修復，繁會之院，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十年十一月，“敕於靈感、會善二寺置戒壇。僧尼應填闕者，委長老僧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選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者罷之。堪者給牒遣歸本州。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選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選外人”。大中之政可考見者如此，謂其務反會昌之政得乎？謂僧、尼之弊，皆復其舊，能乎不能乎？然則謂會昌之政之廢，皆出大中君臣之私，亦非實錄也。何也？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勢固然也。
《舊書·本紀》：會昌五年七月，庚子，敕並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條疏聞奏：據令式，諸上州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香日，官吏宜於道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兩所，寺留僧三十人。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八月，制中外誠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被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下制明廷，宜體予意。十一月，敕悲田養病坊，緣僧、尼還俗，無人主持，恐殘疾無以取給，兩京量給寺田振濟，諸州府七頃至十頃，各於本管選耆壽一人句當，以充粥料。《新書·食貨志》云：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人十畝。《通鑑》云：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僧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此武宗沙汰僧尼、佛寺之大略也。《舊書》紀此事，皆歸咎於趙歸真，《舊紀》：會昌四年三月，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五年正月，歸真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之。繇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以其獨汰佛而不及於道言之，似也。然道非佛比，彭偃則既言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謂武宗以求長生故而不去道則可，謂其汰佛全由道家之媒孽，恐非實錄也。此事在當時，亦為非常之舉，然言其“太暴宜近中”者，一韋博而已。見《新書·本傳》。武宗政固嚴切，然以唐時士夫信佛者之多，事苟違理，豈有舉朝緘口結舌者？是知沙汰僧尼，事不容已，在當時，亦為眾所共喻矣。
矯枉者必過其直，見矯者又必稍復於枉，屢矯屢復，而後終劑於平焉，物之理也。佛教之在中國，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豈其韋博所云太暴之政，遂能使之一蹶不復振？武宗死而其政即廢，勢也。《通鑑》：宣宗大中元年，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五年六月，進士孫樵上言：“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粗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請：“自今諸州准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跡許修復，繁會之院，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十年十一月，“敕於靈感、會善二寺置戒壇。僧尼應填闕者，委長老僧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選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者罷之。堪者給牒遣歸本州。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選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選外人”。大中之政可考見者如此，謂其務反會昌之政得乎？謂僧、尼之弊，皆復其舊，能乎不能乎？然則謂會昌之政之廢，皆出大中君臣之私，亦非實錄也。何也？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勢固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