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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北伐成功。其時，孫殿英率部駐防在薊縣的馬伸橋，此地離清朝的東陵僅一山之隔。當時有個慣匪馬福田，探知東陵地區無人看守，就夥同其他匪徒竄到東陵盜寶。孫殿英聞訊，抓住這個時機，調動一團兵力，開到馬蘭峪，打跨了馬匪後，藉口防匪護陵，又聲稱“舉行軍事演習”，把東陵三十里內戒嚴，這個大土匪軍長便指揮部下挖墳盜墓，干出了一樁震驚全國的醜惡事件。
不久，馬蘭峪的滿族人民發現慈禧、乾隆墳墓被人挖掘，即報地方當局查辦，這樣，孫殿英盜挖東陵的消息很快傳到全國，各地報紙紛紛揭載，要求嚴辦孫殿英。孫殿英拿出寶物中的一部分送給宋美齡、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戴笠等，因而得到保護，可以逍遙法外。雖然國民政府命津衛戍司令閻錫山組織軍法會審，以商震為審判長主持其事，但也不過逢場作戲，最後不了了之。數年之內，孫殿英或送或賣，使這批價值連城的國寶失散殆盡。
孫殿英盜墓之後，率部移駐延關、南口一帶。不久，全世界軍隊縮編，各軍縮編為旅，孫殿英任四十二旅旅長。1929年初，孫殿英又率部開往膠東，蔣介石命其開赴皖北，他拒絕執行，反而與張宗昌、褚玉璞勾結在一起。蔣介石為拉攏孫殿英，並未責怪於他，還把孫部擴編為新編第十師，將防地改為河南商丘，這樣，孫殿英又率部移駐河南。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戰醞釀期間，孫殿英看到馮、閻勢力較大，便有意依附於馮、閻。馮、閻也希望將孫殿英爭取過來，於是，委任他為第四方面軍第五路總指揮兼安徽省主席，這樣，孫殿英叛蔣而改投馮、閻，令所部開赴豫東、皖北布防，自率一部進駐亳州。在此期間，孫殿英常與馮、閻部重要將領鹿鍾麟、宋哲元、孫良誠、徐永昌、徐源泉、石友三等大賭麻將，還故意輸錢討好。不原大戰開始後，蔣介石派出大軍八九萬人向孫部防區進攻，4月，亳州城被圍，孫殿英一邊抵抗，一邊向馮、閻求援，馮玉祥派孫連仲率五個師馳援亳州，至7月，亳州才被解圍，歷時九十餘日。亳州解圍後，孫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鎮。不久，所部被蔣軍擊潰，狼狽逃往黃河。中原大戰結束時，孫殿英看到馮、閻敗局已定，為求出路，派人赴瀋陽見張學良，表示輸誠。不久，張學良率部入關，馮、閻失敗，孫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駐防晉城一帶，張學良將孫部改編為第四十師，孫殿英任師長。這樣，孫殿英又投到張學良麾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孫殿英升任第四十一軍軍長。1932年2月，日軍三萬餘人向熱河進攻，孫殿英奉張學良之命率第四十一軍由山西馳援熱河，向赤峰前進。當時，駐守熱河的東北軍湯玉麟部和萬福麟部與敵一觸即潰，日軍如入無人之境。孫殿英部進抵赤峰，即展開阻擊戰，相持達七晝夜，後退往猴頭溝門，繼續與敵作戰十餘日，最終戰敗而後撤察哈爾。孫殿英熱河抗戰，可算得是他一生中唯一光彩的一頁。他的部隊雖在抗戰中受到很大損失，但他吞併了湯玉麟的兩個騎兵旅、一個步兵團以及其他義勇軍，依然保存著一定的實力。為了擴大影響，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請出進步人士李錫九為高等顧問，韓麟符為政訓處處長，中共黨員宣俠父為秘書長，還吸收了不少中共黨、團員和左派青年到部隊。
1933年5月，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孫殿軍防地與同盟軍的防地接壤，馮玉社派人與孫殿英接洽談，爭取他加入抗日同盟軍。蔣介石也派人以察哈爾省主席為餌唆使他攻打同盟軍。孫殿英左右為難，對雙方也不表態。蔣介石為了杜絕他和馮玉祥的聯合，發表他為青海屯墾督辦，令其部離開察哈爾，前往邊遠的青海，準備在中途將其部解決。1934年春，孫殿英率部向西北推進。當時，青海軍閥馬步青、馬步芳，寧夏軍閥馬鴻賓、馬鴻逵都不願孫殿英染指西北，他們聯合起來，發起了“四馬拒孫”之戰。孫殿英久攻寧夏城而不克，旅長楊干臣、於世銘等陣前倒戈，正在進退兩難之際，閻錫山又出兵斷其歸路，蔣介石又趁機明令撤銷其本兼各職，孫殿英被迫東撤，於4月初返抵包頭，後前往太原晉祠暫時隱居，殘部被閻錫山收編。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區的宋哲元，邀請孫殿英到北平，發表他為察北保安司令，但不過是空銜而已。1937年七·七事變後，宋哲元又加委他為冀北民軍司令。孫殿英設司令部於房山縣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潰退下來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個“光杆司令”發展到三四千人馬。其後，孫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區，隊伍又發展到一萬多人。1938年夏，孫殿英在武漢經戴笠引薦見到蔣介石，蔣介石給了他一個暫編第五軍的番號，孫殿英感激得倒地便拜，稱蔣為“再生父母”。1939年，孫殿英由冀南撤至豫北林縣一帶，所部改為新編第五軍，以刑肇棠、康祥為副軍長，歸龐炳勛指揮。孫殿英盡力討好龐炳勛，親自為他熬製用海洛因和鴉片混合的煙膏，他利用龐炳勛的保護，避免與國民黨嫡系部隊直接衝突；利用刑肇棠和八路軍的關係，從八路軍處解決一些服裝、彈藥。同時，他又和日本人暗中來往，為日後投敵作準備。在他的新五軍軍部附近，他開設了三個招待所，分別招待國民黨將領、八路軍和日本人，可謂“狡兔三窟”。
不久，馬蘭峪的滿族人民發現慈禧、乾隆墳墓被人挖掘，即報地方當局查辦，這樣，孫殿英盜挖東陵的消息很快傳到全國，各地報紙紛紛揭載，要求嚴辦孫殿英。孫殿英拿出寶物中的一部分送給宋美齡、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戴笠等，因而得到保護，可以逍遙法外。雖然國民政府命津衛戍司令閻錫山組織軍法會審，以商震為審判長主持其事，但也不過逢場作戲，最後不了了之。數年之內，孫殿英或送或賣，使這批價值連城的國寶失散殆盡。
孫殿英盜墓之後，率部移駐延關、南口一帶。不久，全世界軍隊縮編，各軍縮編為旅，孫殿英任四十二旅旅長。1929年初，孫殿英又率部開往膠東，蔣介石命其開赴皖北，他拒絕執行，反而與張宗昌、褚玉璞勾結在一起。蔣介石為拉攏孫殿英，並未責怪於他，還把孫部擴編為新編第十師，將防地改為河南商丘，這樣，孫殿英又率部移駐河南。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戰醞釀期間，孫殿英看到馮、閻勢力較大，便有意依附於馮、閻。馮、閻也希望將孫殿英爭取過來，於是，委任他為第四方面軍第五路總指揮兼安徽省主席，這樣，孫殿英叛蔣而改投馮、閻，令所部開赴豫東、皖北布防，自率一部進駐亳州。在此期間，孫殿英常與馮、閻部重要將領鹿鍾麟、宋哲元、孫良誠、徐永昌、徐源泉、石友三等大賭麻將，還故意輸錢討好。不原大戰開始後，蔣介石派出大軍八九萬人向孫部防區進攻，4月，亳州城被圍，孫殿英一邊抵抗，一邊向馮、閻求援，馮玉祥派孫連仲率五個師馳援亳州，至7月，亳州才被解圍，歷時九十餘日。亳州解圍後，孫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鎮。不久，所部被蔣軍擊潰，狼狽逃往黃河。中原大戰結束時，孫殿英看到馮、閻敗局已定，為求出路，派人赴瀋陽見張學良，表示輸誠。不久，張學良率部入關，馮、閻失敗，孫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駐防晉城一帶，張學良將孫部改編為第四十師，孫殿英任師長。這樣，孫殿英又投到張學良麾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孫殿英升任第四十一軍軍長。1932年2月，日軍三萬餘人向熱河進攻，孫殿英奉張學良之命率第四十一軍由山西馳援熱河，向赤峰前進。當時，駐守熱河的東北軍湯玉麟部和萬福麟部與敵一觸即潰，日軍如入無人之境。孫殿英部進抵赤峰，即展開阻擊戰，相持達七晝夜，後退往猴頭溝門，繼續與敵作戰十餘日，最終戰敗而後撤察哈爾。孫殿英熱河抗戰，可算得是他一生中唯一光彩的一頁。他的部隊雖在抗戰中受到很大損失，但他吞併了湯玉麟的兩個騎兵旅、一個步兵團以及其他義勇軍，依然保存著一定的實力。為了擴大影響，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請出進步人士李錫九為高等顧問，韓麟符為政訓處處長，中共黨員宣俠父為秘書長，還吸收了不少中共黨、團員和左派青年到部隊。
1933年5月，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孫殿軍防地與同盟軍的防地接壤，馮玉社派人與孫殿英接洽談，爭取他加入抗日同盟軍。蔣介石也派人以察哈爾省主席為餌唆使他攻打同盟軍。孫殿英左右為難，對雙方也不表態。蔣介石為了杜絕他和馮玉祥的聯合，發表他為青海屯墾督辦，令其部離開察哈爾，前往邊遠的青海，準備在中途將其部解決。1934年春，孫殿英率部向西北推進。當時，青海軍閥馬步青、馬步芳，寧夏軍閥馬鴻賓、馬鴻逵都不願孫殿英染指西北，他們聯合起來，發起了“四馬拒孫”之戰。孫殿英久攻寧夏城而不克，旅長楊干臣、於世銘等陣前倒戈，正在進退兩難之際，閻錫山又出兵斷其歸路，蔣介石又趁機明令撤銷其本兼各職，孫殿英被迫東撤，於4月初返抵包頭，後前往太原晉祠暫時隱居，殘部被閻錫山收編。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區的宋哲元，邀請孫殿英到北平，發表他為察北保安司令，但不過是空銜而已。1937年七·七事變後，宋哲元又加委他為冀北民軍司令。孫殿英設司令部於房山縣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潰退下來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個“光杆司令”發展到三四千人馬。其後，孫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區，隊伍又發展到一萬多人。1938年夏，孫殿英在武漢經戴笠引薦見到蔣介石，蔣介石給了他一個暫編第五軍的番號，孫殿英感激得倒地便拜，稱蔣為“再生父母”。1939年，孫殿英由冀南撤至豫北林縣一帶，所部改為新編第五軍，以刑肇棠、康祥為副軍長，歸龐炳勛指揮。孫殿英盡力討好龐炳勛，親自為他熬製用海洛因和鴉片混合的煙膏，他利用龐炳勛的保護，避免與國民黨嫡系部隊直接衝突；利用刑肇棠和八路軍的關係，從八路軍處解決一些服裝、彈藥。同時，他又和日本人暗中來往，為日後投敵作準備。在他的新五軍軍部附近，他開設了三個招待所，分別招待國民黨將領、八路軍和日本人，可謂“狡兔三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