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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磊的博士生名額也成了香餑餑，因為讀高磊的博士能夠拿到從他課題經費里發放的高額津貼，能夠有出國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機票全都是國外基金會贊助的。參加學術會議的次數多了，你就能夠結識國外的學術大咖，屆時想申請到國外去做個訪問學者或者博士後之類的，也會更加容易。
總而言之，今天的高磊已經遠非昨日可比。20年前的高磊雖然在國內也算是風雲人物，但總脫不了一股土鱉氣息，說話做事還得小心翼翼，避免和國家政策相違背。而到今天，高磊已經涅槃重生，進化為一名國際學者，張嘴閉嘴都是新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觀，中國的一切對於他來說，都是土得掉渣，需要狠狠地進行鞭撻才行……
「我在美國出席了由加州大學主辦的新制度經濟學年會，並在會上發表了我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認為，中國經濟落後的主要原因在於制度，儘管我國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了建設市場經濟的口號，但時至今日，我們國家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經濟制度，政府在經濟中扮演了過於重要的角色，束縛了經濟發展。許多政府官員，包括一些位置很高的官員，都誤以為技術能夠決定一切，而忽略了制度才是技術發展和創新的基本條件。」
高磊操著流利的英語，向兩位歐洲記者侃侃而談。
「高教授，你說中國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經濟制度，你能給我們舉幾個比較近的例子嗎？」一位名叫康茨的記者問道。
「這樣的例子很多。」高磊說，「就拿最近中國發改委推出的首台套重大裝備促進政策來說，這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計劃經濟的產物。」
「我們也聽說了這個政策，但對於政策的細節並不了解。請問高教授，你親自參加過這個政策的制訂嗎？」另一位名叫伯恩斯坦的記者問道。
高磊說：「我沒有直接參與這個政策的制訂，因為我從一開始對於這樣的政策就是持否定態度的。國家財險公司為了顯示決策民主，專門派人來徵求我的意見，我提出了十點質疑，認為這個政策完全是有悖市場經濟原則的，也違反了中國加入世貿協定時候的承諾，這樣的政策一旦出台，將會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倒退十年以上，並使中國的入世成果化為烏有。」
呃……，咱們能不能不要這麼誇張啊？兩名記者都有些受不了了，危言聳聽明明是我們記者的看家本事好不好，你這樣說話，算是戧行了。
康茨和伯恩斯坦是通過歐洲的一個基金會與高磊聯繫上的，名義上是一次普通的採訪，但實際上卻是希望高磊對首台套政策提出批評，這樣歐洲媒體就可以用中國人自己的觀點來質疑中國政府的政策，從而達到向中國政府施壓的效果。關於這一個採訪目的，基金會在與高磊聯繫的時候就已經明確說過了，現在高磊與記者的問答，一定程度上屬於按照劇本在演戲。
高磊在無數個學術場合里都聲稱自己是「公共知識分子」，是所謂「獨立學者」，自己的學術觀點不會受政府的左右。這個標籤讓他在新興的網際網路世界裡得到了廣泛的讚譽，有無數以「公民」二字作為頭像的網民成為他的擁躉，他隨便發一條博客，就能夠贏得數十萬的點擊以及數以千計的轉發。
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高磊很清楚，自己的「獨立」只是相對於中國政府而言的，對於國外的金主，他絕對不敢獨立，而是必須照著金主的吩咐去說話做事，否則人家能夠給予他一切，也能夠收回他的一切。
國際基金會左右學者的思想，當然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在基金申請的時候巧妙地給予一定的暗示。比如說，你的學術觀點認為太陽是圓的，那麼基金會就會把你拒之門外，反之，如果你認為太陽是方的，就能夠輕易地贏得基金會的青睞。有了錢，你就能夠廣收門徒，能夠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會，並在會上重複太陽是方的這一觀點。
當一個學術圈子裡有越來越多的人說太陽是方的，那麼「日圓派」就會被嘲笑為落伍，優秀的學生也不會投奔他的門下。而「日方派」則會蒸蒸日上，直到學者自己都相信太陽的確是方的，自己眼睛看到的東西不過是幻覺而已。
高磊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國內完成的，而且是在80年代前期，學的是很正統的蘇式政治經濟學，所以他最初是信奉計劃經濟理論的。他提出國際大協作理論，也並沒有脫離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強調的是由國家引導產業與國際接軌，形成國際合作鏈條，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高磊並未否定。
在自己的理論遭到批評之後，高磊嘗試著轉向了西方學說。此時正值西方經濟學界提出「回歸斯密」的口號，即回到亞當斯密所鼓吹的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中，拒絕一切政府干預。高磊寫了一些這方面的文章，果然得到西方學者的好評。在這種情況下，他一發不可收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研究中去。當然，說是研究，其實主要也是拾西方學者的牙慧，然後再結合一些中國的事情來加以發揮。
西方學者對發展中國家的事情不了解，所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文章往往容易受到關注。你在文章里說中國只有30萬人喝得起可樂，西方人便覺得終於發現了一個有良知的學者，居然揭露了這樣的真相，如果不是他揭露，大家還以為中國人真的能吃得飽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