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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禮教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旌表節婦義士、孝子賢孫等。地方上出了割股療親的孝子 、奉祖彌謹的賢孫、守寡撫孤的節婦、為民除害的義士，州縣官員都應及時向上級申報，事 跡特殊的，還要一直申報到朝廷。獎勵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或者是縣官親自上門慰問，或 者是請到州縣衙門裡赴宴，再用旗幟鼓樂送回家裡，或者是為其在閭里前立一座牌坊，諸如 懿孝坊、壽母坊、貞節壇等。夠上旌表的人戶，有減賦免役等優惠待遇；立過牌坊後，還可 澤及宗親族人。不少悲劇又緣此發生，比如族內出了個青年守寡的婦女，族裡人為爭取弄到 一座貞節牌坊，就用盡手段不許她改嫁。至如割股療夫、取肝救母之類愚蠢的事兒，更是難 以統計。明朝洪武年間，日照縣有個叫江伯兒的人，因母親生病，割脅入藥，服之不愈，又 禱於神，許願說如能使母親病癒，願殺子以祀。後來母親病好了，他果真把一個已有三歲的 兒子殺了祀神。這算是“孝”行呢，還算是惡行？州縣衙門吃不准，省署也吃不准，一直上 報到中央，明太祖朱元璋聞之大怒，道是“父子天倫，百姓無知，乃殺其子，滅絕倫理!” 下旨將江伯兒逮起來，打一百杖，發配海南。從此，又有了割股療親不許旌表的新規定 ( 《典故紀聞》卷5)。一部二十五史，“孝義傳”、“烈女傳”等不絕於書，這都是歷 代州縣衙門用“ 牛刀割雞”的成果。
興學旌表行禮教(2)
州縣衙門要抓“好人好事”表彰推廣，也要抓“壞人壞事”樹反面典型，“或身居子職，有 闕侍養；或父母在堂，則蓄私財；或犯分陵忽，不顧長幼之倫；或因利分爭，遽興骨肉之訟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1)，這些事都要責以大義，教育開導，令其悔過自 新；教之不改 的話，就要張榜公布，讓你惡名遠揚。明清時，還有個“申明亭”、“旌善亭”制度，府、 州、縣及鄉里，皆立二亭，使大家受教育。此外，向老百 姓宣傳皇帝的“聖諭”和“大誥”等，也是州縣衙門的任務，有關情形已在本書第一章里介 紹過，不再潑墨。
鬍子眉毛一把抓(1)
武松打虎的故事，在中國可說是家喻戶曉，不過景陽岡山神廟門上那一張陽穀縣衙門的 榜文，卻不太為人注意，或者是注意到了，亦不曾因此發生聯想。這張蓋有衙門印信的告示 ，規定“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 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連走山路的時間和形式，州縣衙門也得管起來，這才體現出“ 父母官”的“親民”特色，也是中國古代政府的一貫特色。——至少從形式上講，社會上任 何 類型的階層、任何性質的事物，全得兜起來，管著點，這無所不管的原始職責哩，就歸州縣 衙門掌握。市場要管。集市商肆的出現，是社會經濟和生產分工發展的必然結果，但集市辦在什麼 地方，商肆店鋪該怎樣開設，這都得由州縣衙門來解決。開店要向衙門提出申請，要有擔保 ，衙門審核後發給憑證，這才允許開張。集市的地點和日期，亦都由衙門指定。《漢書·尹 賞傳》有一句“雜舉長安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最後數字，就是指沒有取得 衙門發給開業執照及指定地點經營的商販匠作。可見這些制度在西漢時就已經很完備了。然 後，對斛、斗、秤、尺等度量衡器，都要定時檢驗；又有設“公平秤”的，如明代時六合縣 ，“各市貿易之所，其斛斗秤尺，大小不一，民緣為奸。嘉靖三十年，知縣董邦政立於准， 懸於市肆，諭 貿易之人，有大小低昂，聽其較量”(《嘉靖六合縣誌》卷1)。物價平抑也由 衙門主管，這 涉及到市場秩序是否穩定，生意貿易是否正常，也就關係到政府的統治是否鞏固。《春渚紀 聞》載北宋後期，宗澤在開封府坐衙時，“物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他叫衙門裡的廚 師去市場買來麵粉，照著市場上出售的籠餅也蒸一籠，然後估價，一枚值六錢，再看市價， 一枚要賣二十錢。於是把餅坊里的人叫來責問，那人說“自都城經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 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眾獨減，使賤市也”。宗澤拿出衙廚里做的餅來說，“此餅會計 面工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有二錢之息，今將出令止作八錢，敢增價者斬。”這 張告示一貼出去，餅價全降到八錢一枚，也沒人敢閉肆罷市。以後，“其他物價並減”。治安要管。治安的涵義，大莫過於防盜防火。就防盜言，除駐軍外，歷來州縣及各鄉都 有警鋪、巡鋪一類設置，巡夜敲鑼擊梆是一種輪流承擔的勞役，一處有警，眾鋪響應。清代道光舉人段光清，以“大挑”分發到浙 江當候補知縣。據其在《鏡湖自撰年譜》中自述，他在杭州見習期間，也要參加夜間巡邏， “每夜自提燈籠，不用馬椅刑杖，步行街道，常及五更”。防火 制度也多依附在防盜設施上，如明代時宛平縣“城內各坊，隨居民多少，分為若干鋪，每鋪 立鋪頭火夫三五人，而統之以總甲；城外各村，隨地方遠近，分為若干保甲，每保設牌甲若 干人。凡地方有人命、倒臥、盜賊、火燭，必報，風雨寒暑不敢後，而又有守宿、燈燭之費 ”(《宛署雜記》)。《老殘遊記》里寫到老殘在齊河縣住旅店，半夜起火， 眾人皆“知道縣 官必來看火”。果然，正慌亂間，知縣大老爺就坐著轎子趕來了。
興學旌表行禮教(2)
州縣衙門要抓“好人好事”表彰推廣，也要抓“壞人壞事”樹反面典型，“或身居子職，有 闕侍養；或父母在堂，則蓄私財；或犯分陵忽，不顧長幼之倫；或因利分爭，遽興骨肉之訟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1)，這些事都要責以大義，教育開導，令其悔過自 新；教之不改 的話，就要張榜公布，讓你惡名遠揚。明清時，還有個“申明亭”、“旌善亭”制度，府、 州、縣及鄉里，皆立二亭，使大家受教育。此外，向老百 姓宣傳皇帝的“聖諭”和“大誥”等，也是州縣衙門的任務，有關情形已在本書第一章里介 紹過，不再潑墨。
鬍子眉毛一把抓(1)
武松打虎的故事，在中國可說是家喻戶曉，不過景陽岡山神廟門上那一張陽穀縣衙門的 榜文，卻不太為人注意，或者是注意到了，亦不曾因此發生聯想。這張蓋有衙門印信的告示 ，規定“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 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連走山路的時間和形式，州縣衙門也得管起來，這才體現出“ 父母官”的“親民”特色，也是中國古代政府的一貫特色。——至少從形式上講，社會上任 何 類型的階層、任何性質的事物，全得兜起來，管著點，這無所不管的原始職責哩，就歸州縣 衙門掌握。市場要管。集市商肆的出現，是社會經濟和生產分工發展的必然結果，但集市辦在什麼 地方，商肆店鋪該怎樣開設，這都得由州縣衙門來解決。開店要向衙門提出申請，要有擔保 ，衙門審核後發給憑證，這才允許開張。集市的地點和日期，亦都由衙門指定。《漢書·尹 賞傳》有一句“雜舉長安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最後數字，就是指沒有取得 衙門發給開業執照及指定地點經營的商販匠作。可見這些制度在西漢時就已經很完備了。然 後，對斛、斗、秤、尺等度量衡器，都要定時檢驗；又有設“公平秤”的，如明代時六合縣 ，“各市貿易之所，其斛斗秤尺，大小不一，民緣為奸。嘉靖三十年，知縣董邦政立於准， 懸於市肆，諭 貿易之人，有大小低昂，聽其較量”(《嘉靖六合縣誌》卷1)。物價平抑也由 衙門主管，這 涉及到市場秩序是否穩定，生意貿易是否正常，也就關係到政府的統治是否鞏固。《春渚紀 聞》載北宋後期，宗澤在開封府坐衙時，“物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他叫衙門裡的廚 師去市場買來麵粉，照著市場上出售的籠餅也蒸一籠，然後估價，一枚值六錢，再看市價， 一枚要賣二十錢。於是把餅坊里的人叫來責問，那人說“自都城經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 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眾獨減，使賤市也”。宗澤拿出衙廚里做的餅來說，“此餅會計 面工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有二錢之息，今將出令止作八錢，敢增價者斬。”這 張告示一貼出去，餅價全降到八錢一枚，也沒人敢閉肆罷市。以後，“其他物價並減”。治安要管。治安的涵義，大莫過於防盜防火。就防盜言，除駐軍外，歷來州縣及各鄉都 有警鋪、巡鋪一類設置，巡夜敲鑼擊梆是一種輪流承擔的勞役，一處有警，眾鋪響應。清代道光舉人段光清，以“大挑”分發到浙 江當候補知縣。據其在《鏡湖自撰年譜》中自述，他在杭州見習期間，也要參加夜間巡邏， “每夜自提燈籠，不用馬椅刑杖，步行街道，常及五更”。防火 制度也多依附在防盜設施上，如明代時宛平縣“城內各坊，隨居民多少，分為若干鋪，每鋪 立鋪頭火夫三五人，而統之以總甲；城外各村，隨地方遠近，分為若干保甲，每保設牌甲若 干人。凡地方有人命、倒臥、盜賊、火燭，必報，風雨寒暑不敢後，而又有守宿、燈燭之費 ”(《宛署雜記》)。《老殘遊記》里寫到老殘在齊河縣住旅店，半夜起火， 眾人皆“知道縣 官必來看火”。果然，正慌亂間，知縣大老爺就坐著轎子趕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