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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楊奠坤懷著沉重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住處。他一進屋就倒在床上，閉上雙眼，陷入無限的痛苦之中。他剛從伊萬諾夫那裡聽到一個不幸的消息：蘇軍總參情報部部長、卓越的反間諜專家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被秘密處決了。
楊奠坤怎麼也搞不明白，一個忠誠的蘇維埃戰士，紅色政權的保衛者，怎麼一下子會成為“人民的敵人”？他痛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師長、可信賴的上級，同時，也為蘇維埃政權失去這樣一位優秀的革命者而感到惋惜。
這時，楊奠坤才明白，為什麼“戈比旦計劃”遲遲沒有實施。隨著別爾津的被捕，一個規模龐大的偵察計劃也化為了泡影。
1939年夏的一天，伊萬諾夫約楊奠坤來到外白渡橋，他們一起眺望黃浦江的一幢漂亮的尖頂四層大樓。那是蘇聯駐上海總領館。
“瓦爾德爾，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伊萬諾夫非常傷感地說。
“你是要回國嗎？”楊奠坤輕鬆地說，“我恭喜你，你已很久沒回到祖國了。”
“可我愛這個國家，愛這裡的人民，”伊萬諾夫動情地說，“這裡有我的事業，我的戰友。”
“你隨時都可以回來麼。”楊奠坤安慰道。
“可能我不會再回來了。”伊萬諾夫沉重地說。
“為什麼？是因為別爾津同志的事嗎？”楊奠坤驚訝地問。
伊萬諾夫沒有作聲，過了一會兒才說：“還有另一個原因。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關閉了，後天我將和總領事鮑·米·西曼斯基回國。”
楊奠坤感到了一種不祥之兆，定了定神他又問：“那麼誰來領導我們呢？”
“你的新領導人會來找你的。”伊萬諾夫掏出一張舊美元遞給他，“記住，他叫喬琪。”
8月的一天，蘇軍總參情報部派來了新領導人喬琪，他是以美國一家公司經理的身份來到上海的。在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館，他和楊奠坤見了面。
喬琪面色陰沉，從無笑容，說話生硬，跟伊萬諾夫簡直是鮮明的對比。
喬琪嚴肅地對楊奠坤說：“世界形勢發生了新變化，中日戰爭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我們停止一切暴力行動，致力於搞靜態情報。你與以前的上級和同志們聯繫的聯絡點和通信都不要用了，完全按規定在外面接頭。如果連續三天接不上頭，就再隔十天仍在原規定的時間地點接頭；仍接不上，就說明是對方出了問題，要立即切掉聯繫；如果失掉聯繫，到備用地點，在牆上或電線桿上寫1+15+8，即1月15日8時，即可聯繫。”
楊奠坤覺得，喬琪這個人有一套，是個富有智慧的間諜。但欽佩之餘，又多少有一些敬而遠之的感覺。
1939年，歐洲戰局突變。9月1日，德國軍隊向波蘭發動進攻，9月3日，英、法等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9月30日，德軍占領波蘭全境。一時歐洲陷入恐慌之中。
1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成立江南指揮部，一部分兵力在揚州、泰州、天長、六合地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寧滬線從此不再太平。
此刻，日軍在中國戰場速戰速決的企圖和誘降陰謀也沒有得逞，它的陸軍主力陷於中國戰場難以機動，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計劃受挫。
一天，喬琪在法國公園內向楊奠坤下達任務，讓他獨自一人作為信使去香港，取回東京蘇軍諜報員送來的“十萬火急”的情報。
楊奠坤打點行裝，乘海輪從黃浦港出發，經過三天三夜的航行到達香港。
在香港半山羅便臣道的一幢洋樓里，楊奠坤見到了從東京來的情報員安娜·克里斯蒂安森·克勞森。她是佐爾格領導的“拉姆扎”小組交通員，馬克斯·克勞森的妻子。
安娜和楊奠坤互通暗號後，打開旅行箱，將一捆金屬棒交給楊奠坤。
安娜鄭重地說：“瓦爾德爾同志，這些金屬棒都是空心的，裡面總共裝有30卷膠捲，上面記錄著日本、德國的最新軍事情報。你一定要將其保存好，送到喬琪同志的手中。”
楊奠坤用手掂了掂五根金屬棒，看不出什麼破綻，他問：“安娜同志，如果敵人問我帶它是幹什麼用的，我將怎麼說呢？”
“這個我們想到了，”安娜掏出一份寫滿德文的證明書說，“你帶上它，上面有德國克虜伯公司的印章，證明金屬棒是一種工業用探測棒。你就是上海辦事處的中國雇員。”
楊奠坤乘一艘日本“海雲”號客輪返回上海。不知怎麼搞的，這艘客輪竟泊在了很小的怡和碼頭。憑直覺，楊奠坤預感到出事了。果然，從碼頭竄上一大批日偽警察、憲兵。
一名警察命令楊奠坤打開皮箱檢查，當看到金屬棒時，楊奠坤拿出證明文件向他解釋。這時，一名憲兵曹長走過來，偽警察將文件遞給他看，憲兵曹長看不懂，命令將楊奠坤先帶到碼頭警察值班室再說。
楊奠坤拎著皮箱，跟著日偽憲警來到值班室。那個日本憲兵曹長很認真，撥通了德國駐上海領事館的電話，核實情況。一小時後，一個自稱是領事館秘書彼肖夫的德國人來到值班室，看了看文件，表示沒問題。然後，彼肖夫便用德語和楊奠坤談了起來。幸虧，莫斯科的情報學校校長繆勒爾是德國人，楊奠坤學會些簡單的德語。便和他應付起來。彼肖夫很熱情，親自將他帶出值班室，並一再要求送他回去。楊奠坤婉言謝絕了他，不過表示，改日一定登門拜訪。
楊奠坤怎麼也搞不明白，一個忠誠的蘇維埃戰士，紅色政權的保衛者，怎麼一下子會成為“人民的敵人”？他痛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師長、可信賴的上級，同時，也為蘇維埃政權失去這樣一位優秀的革命者而感到惋惜。
這時，楊奠坤才明白，為什麼“戈比旦計劃”遲遲沒有實施。隨著別爾津的被捕，一個規模龐大的偵察計劃也化為了泡影。
1939年夏的一天，伊萬諾夫約楊奠坤來到外白渡橋，他們一起眺望黃浦江的一幢漂亮的尖頂四層大樓。那是蘇聯駐上海總領館。
“瓦爾德爾，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伊萬諾夫非常傷感地說。
“你是要回國嗎？”楊奠坤輕鬆地說，“我恭喜你，你已很久沒回到祖國了。”
“可我愛這個國家，愛這裡的人民，”伊萬諾夫動情地說，“這裡有我的事業，我的戰友。”
“你隨時都可以回來麼。”楊奠坤安慰道。
“可能我不會再回來了。”伊萬諾夫沉重地說。
“為什麼？是因為別爾津同志的事嗎？”楊奠坤驚訝地問。
伊萬諾夫沒有作聲，過了一會兒才說：“還有另一個原因。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關閉了，後天我將和總領事鮑·米·西曼斯基回國。”
楊奠坤感到了一種不祥之兆，定了定神他又問：“那麼誰來領導我們呢？”
“你的新領導人會來找你的。”伊萬諾夫掏出一張舊美元遞給他，“記住，他叫喬琪。”
8月的一天，蘇軍總參情報部派來了新領導人喬琪，他是以美國一家公司經理的身份來到上海的。在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館，他和楊奠坤見了面。
喬琪面色陰沉，從無笑容，說話生硬，跟伊萬諾夫簡直是鮮明的對比。
喬琪嚴肅地對楊奠坤說：“世界形勢發生了新變化，中日戰爭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我們停止一切暴力行動，致力於搞靜態情報。你與以前的上級和同志們聯繫的聯絡點和通信都不要用了，完全按規定在外面接頭。如果連續三天接不上頭，就再隔十天仍在原規定的時間地點接頭；仍接不上，就說明是對方出了問題，要立即切掉聯繫；如果失掉聯繫，到備用地點，在牆上或電線桿上寫1+15+8，即1月15日8時，即可聯繫。”
楊奠坤覺得，喬琪這個人有一套，是個富有智慧的間諜。但欽佩之餘，又多少有一些敬而遠之的感覺。
1939年，歐洲戰局突變。9月1日，德國軍隊向波蘭發動進攻，9月3日，英、法等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9月30日，德軍占領波蘭全境。一時歐洲陷入恐慌之中。
1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成立江南指揮部，一部分兵力在揚州、泰州、天長、六合地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寧滬線從此不再太平。
此刻，日軍在中國戰場速戰速決的企圖和誘降陰謀也沒有得逞，它的陸軍主力陷於中國戰場難以機動，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計劃受挫。
一天，喬琪在法國公園內向楊奠坤下達任務，讓他獨自一人作為信使去香港，取回東京蘇軍諜報員送來的“十萬火急”的情報。
楊奠坤打點行裝，乘海輪從黃浦港出發，經過三天三夜的航行到達香港。
在香港半山羅便臣道的一幢洋樓里，楊奠坤見到了從東京來的情報員安娜·克里斯蒂安森·克勞森。她是佐爾格領導的“拉姆扎”小組交通員，馬克斯·克勞森的妻子。
安娜和楊奠坤互通暗號後，打開旅行箱，將一捆金屬棒交給楊奠坤。
安娜鄭重地說：“瓦爾德爾同志，這些金屬棒都是空心的，裡面總共裝有30卷膠捲，上面記錄著日本、德國的最新軍事情報。你一定要將其保存好，送到喬琪同志的手中。”
楊奠坤用手掂了掂五根金屬棒，看不出什麼破綻，他問：“安娜同志，如果敵人問我帶它是幹什麼用的，我將怎麼說呢？”
“這個我們想到了，”安娜掏出一份寫滿德文的證明書說，“你帶上它，上面有德國克虜伯公司的印章，證明金屬棒是一種工業用探測棒。你就是上海辦事處的中國雇員。”
楊奠坤乘一艘日本“海雲”號客輪返回上海。不知怎麼搞的，這艘客輪竟泊在了很小的怡和碼頭。憑直覺，楊奠坤預感到出事了。果然，從碼頭竄上一大批日偽警察、憲兵。
一名警察命令楊奠坤打開皮箱檢查，當看到金屬棒時，楊奠坤拿出證明文件向他解釋。這時，一名憲兵曹長走過來，偽警察將文件遞給他看，憲兵曹長看不懂，命令將楊奠坤先帶到碼頭警察值班室再說。
楊奠坤拎著皮箱，跟著日偽憲警來到值班室。那個日本憲兵曹長很認真，撥通了德國駐上海領事館的電話，核實情況。一小時後，一個自稱是領事館秘書彼肖夫的德國人來到值班室，看了看文件，表示沒問題。然後，彼肖夫便用德語和楊奠坤談了起來。幸虧，莫斯科的情報學校校長繆勒爾是德國人，楊奠坤學會些簡單的德語。便和他應付起來。彼肖夫很熱情，親自將他帶出值班室，並一再要求送他回去。楊奠坤婉言謝絕了他，不過表示，改日一定登門拜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