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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一點一滴地回憶那場可怕的噩夢之後緊接著發生的事情。反正大部分我都忘了。我只記得警官安德森開著巡邏車來了，然後是切尼開著漂亮的紅色梅賽德斯摺篷車也來了。我的車依舊停在原地。當時我坐在亨利房子前面的路邊，好像患了神經錯亂症，渾身顫抖不已。跟蒂尼搏鬥之後，我身上留下了許多挫傷和擦傷，這些足以讓人們相信我的說法：是蒂尼在襲擊我。受到重擊之後，我的頭依然嗡嗡作響。由於對蒂尼已經發出了相關罪行的逮捕令，所以沒有人認為我有過錯。
有很多事實對我是有利的：
事故發生以後，我停下車，向傷者靠近，確實是想給他提供必要的幫助，而這不是因為他已經死了。
根據呼氣測醉器以及隨後的血液檢查結果，我根本沒有醉酒或者吸食毒品後駕車的嫌疑。
交通局的官員到達現場以後，我向他提供了我的姓名、地址、車牌號以及保險證明。我持有合法的加利福尼亞的駕駛執照。他很快對照了一下我的姓名、駕照號碼和車牌號，認定跟我的一切相關記錄都沒有出入。我倒是擔心他知道臨時禁令那點事情，但是由於我們還沒有出庭，禁令有可能還沒有進入他們的系統。更何況除此以外我對他沒做過任何事情。
有人認為我可能防衛過當，但這一觀點隨即就被推翻了。
我的“野馬”在汽修廠放了一個星期。擋風玻璃上的雨刷和駕駛室的窗玻璃都得換了。駕駛室車門被踢凹了，駕駛員坐的白色乙烯基凹背單人座椅毀了，無論對椅背清洗多少次，清洗得多徹底，都無法洗掉接縫處的血跡。我是否繼續保留這輛“野馬”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擁有這輛車就像擁有一匹純種賽馬一樣——外面光鮮，可是維護費用卻很昂貴。毫無疑問，這輛車救了我的命，但我也在想，以後每次開這輛車的時候，我是否都會看見蒂尼收回右拳拼命向我的車子奔過來的情景。
格斯在醫院住了兩天以後出院了。梅拉妮找當地的相關部門為他安排了一名新的陪護。那個婦女幫他干點輕鬆的家務活：做飯、跑腿，晚上回到她自己的家裡。不過，兩個星期一過，格斯就把她解僱了。接著請的那個陪護一直干到現在，可是亨利說他經常聽到遠遠地從樹籬那邊傳來爭吵聲。蒂尼死了一個星期之後，在離墨西哥邊境六個街區的地方發現了格斯的別克依勒克拉。車上的指紋已經被處理過了，但是在車子的後備箱裡鎖著一堆油畫。這些畫作後來賣了大價錢，大約一百萬美元。索拉納拋棄這樣值錢的家當一定是很不情願的，然而倘若她緊緊抓住這一車偷來的藝術品不放的話，她就不會消失得這麼無影無蹤了。
她失蹤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在就禁令聽證的那一天她不會到庭。雖然禁令解除了，但要想把我的槍拿回來，仍然需要得到法官的許可。在我內心深處，我知道我要抓住她，她也要逮到我。我對她唯一的孩子的死亡負責，我將為此付出代價。
同時，我告訴自己擔心是沒有用處的。索拉納是失蹤了。可是如果她哪一天回來了，我就得跟她打交道。我得把這事放下。一切已經發生了、發生了、發生了。已經發生的事情無法再改變，面對故人我外表平靜如水，可在我內心卻沒法控制住那洶湧澎湃的情感。亨利肯定知道這些，可是他卻老練地大聲探問我是怎麼處理蒂尼死亡這事的，建議我說，“找個人談談”或許會好些。
“我不想跟任何人談，”我說。“我是被迫而為。他完全可以不攻擊我，也完全可以不把拳頭塞進車窗里。這些都是他的選擇。我做出了我自己的選擇。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又不是我殺死的第一個人。”
“呃，這就清楚多了。”
“亨利，非常感謝你的關心，可是你關心錯了地方。”
我承認我有點急躁，不過除此之外，我覺得自己還好。至少我跟亨利這樣說，跟任何問及此事的人也是這樣說。我貌似勇敢，可這些天來我內心卻經歷了我自己都不願承認的一種低級情感——恐懼。我希望結束這一切。我需要把這一切未了之事來一個了斷。只要索拉納還在，我就不會感覺安全。我害怕，用“恐懼”這個詞來描繪更好。後來我才知道我患了一種叫作“後損傷性壓力紊亂症”，然而當時我只知道怎麼去盡力壓制我的焦慮。我沒有胃口。雖然我沒有失眠，可是凌晨4點鐘我就醒了，再也睡不著。我無法集中注意力。我害怕人群，稍大一點的聲音就感到非常緊張。每天像這樣努力地去抑制自己的情緒，一天下來就使我感到精疲力竭。“害怕”這種情感跟其他強烈的情感一樣，要掩蓋起來很難，可我的大部分精力卻都耗費在這上面了。
唯一讓我放鬆的活動是我的早起晨跑。我渴望運動，我喜歡在地上飛奔的感覺。我需要大汗淋漓，需要氣喘吁吁。如果我的腿受傷了，肺部燒焦了，那樣反而更好。我跑完之後，會有某種可觸知的平靜的東西傳遍我的全身。我開始給自己加壓，在通常跑三英里的基礎上加了一英里。如果還不夠量，我就加快步伐。
這種平靜是短暫的。星期天，2月14日是我享受這種短暫的——而且是人為創造的平靜的最後一天。事先我一點都不知曉，在接下來的那個星期里索拉納就採取了行動。情人節是亨利的生日，羅斯請我們吃飯慶祝亨利八十八歲的生日。因為星期天酒館不營業，所以那天酒館被我們獨占了。羅斯準備宴席，威廉打下手。酒館裡就我們四個人：羅斯、威廉、亨利和我。遺憾的是，中西部下大雪，劉易斯、查理以及內爾這些親戚為大雪所困，只有等到機場重開之後他們才能來。亨利跟夏洛蒂重歸於好了。我確信亨利邀請了夏洛蒂，可是亨利不太願意撩撥他們之間的曖昧之情。她總是太著急著慌而且十分執著，而亨利卻喜歡不慌不忙的悠閒的生活方式。亨利說他吹蠟燭的時候，只需要他最親近的人在旁邊。當我們歡快地唱起“祝你生日快樂”的時候，他臉上綻開了快樂的笑容。羅斯、威廉和我湊了一點錢給他買了三隻銅底燉鍋，這可是他最喜歡的東西。
我不想一點一滴地回憶那場可怕的噩夢之後緊接著發生的事情。反正大部分我都忘了。我只記得警官安德森開著巡邏車來了，然後是切尼開著漂亮的紅色梅賽德斯摺篷車也來了。我的車依舊停在原地。當時我坐在亨利房子前面的路邊，好像患了神經錯亂症，渾身顫抖不已。跟蒂尼搏鬥之後，我身上留下了許多挫傷和擦傷，這些足以讓人們相信我的說法：是蒂尼在襲擊我。受到重擊之後，我的頭依然嗡嗡作響。由於對蒂尼已經發出了相關罪行的逮捕令，所以沒有人認為我有過錯。
有很多事實對我是有利的：
事故發生以後，我停下車，向傷者靠近，確實是想給他提供必要的幫助，而這不是因為他已經死了。
根據呼氣測醉器以及隨後的血液檢查結果，我根本沒有醉酒或者吸食毒品後駕車的嫌疑。
交通局的官員到達現場以後，我向他提供了我的姓名、地址、車牌號以及保險證明。我持有合法的加利福尼亞的駕駛執照。他很快對照了一下我的姓名、駕照號碼和車牌號，認定跟我的一切相關記錄都沒有出入。我倒是擔心他知道臨時禁令那點事情，但是由於我們還沒有出庭，禁令有可能還沒有進入他們的系統。更何況除此以外我對他沒做過任何事情。
有人認為我可能防衛過當，但這一觀點隨即就被推翻了。
我的“野馬”在汽修廠放了一個星期。擋風玻璃上的雨刷和駕駛室的窗玻璃都得換了。駕駛室車門被踢凹了，駕駛員坐的白色乙烯基凹背單人座椅毀了，無論對椅背清洗多少次，清洗得多徹底，都無法洗掉接縫處的血跡。我是否繼續保留這輛“野馬”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擁有這輛車就像擁有一匹純種賽馬一樣——外面光鮮，可是維護費用卻很昂貴。毫無疑問，這輛車救了我的命，但我也在想，以後每次開這輛車的時候，我是否都會看見蒂尼收回右拳拼命向我的車子奔過來的情景。
格斯在醫院住了兩天以後出院了。梅拉妮找當地的相關部門為他安排了一名新的陪護。那個婦女幫他干點輕鬆的家務活：做飯、跑腿，晚上回到她自己的家裡。不過，兩個星期一過，格斯就把她解僱了。接著請的那個陪護一直干到現在，可是亨利說他經常聽到遠遠地從樹籬那邊傳來爭吵聲。蒂尼死了一個星期之後，在離墨西哥邊境六個街區的地方發現了格斯的別克依勒克拉。車上的指紋已經被處理過了，但是在車子的後備箱裡鎖著一堆油畫。這些畫作後來賣了大價錢，大約一百萬美元。索拉納拋棄這樣值錢的家當一定是很不情願的，然而倘若她緊緊抓住這一車偷來的藝術品不放的話，她就不會消失得這麼無影無蹤了。
她失蹤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在就禁令聽證的那一天她不會到庭。雖然禁令解除了，但要想把我的槍拿回來，仍然需要得到法官的許可。在我內心深處，我知道我要抓住她，她也要逮到我。我對她唯一的孩子的死亡負責，我將為此付出代價。
同時，我告訴自己擔心是沒有用處的。索拉納是失蹤了。可是如果她哪一天回來了，我就得跟她打交道。我得把這事放下。一切已經發生了、發生了、發生了。已經發生的事情無法再改變，面對故人我外表平靜如水，可在我內心卻沒法控制住那洶湧澎湃的情感。亨利肯定知道這些，可是他卻老練地大聲探問我是怎麼處理蒂尼死亡這事的，建議我說，“找個人談談”或許會好些。
“我不想跟任何人談，”我說。“我是被迫而為。他完全可以不攻擊我，也完全可以不把拳頭塞進車窗里。這些都是他的選擇。我做出了我自己的選擇。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又不是我殺死的第一個人。”
“呃，這就清楚多了。”
“亨利，非常感謝你的關心，可是你關心錯了地方。”
我承認我有點急躁，不過除此之外，我覺得自己還好。至少我跟亨利這樣說，跟任何問及此事的人也是這樣說。我貌似勇敢，可這些天來我內心卻經歷了我自己都不願承認的一種低級情感——恐懼。我希望結束這一切。我需要把這一切未了之事來一個了斷。只要索拉納還在，我就不會感覺安全。我害怕，用“恐懼”這個詞來描繪更好。後來我才知道我患了一種叫作“後損傷性壓力紊亂症”，然而當時我只知道怎麼去盡力壓制我的焦慮。我沒有胃口。雖然我沒有失眠，可是凌晨4點鐘我就醒了，再也睡不著。我無法集中注意力。我害怕人群，稍大一點的聲音就感到非常緊張。每天像這樣努力地去抑制自己的情緒，一天下來就使我感到精疲力竭。“害怕”這種情感跟其他強烈的情感一樣，要掩蓋起來很難，可我的大部分精力卻都耗費在這上面了。
唯一讓我放鬆的活動是我的早起晨跑。我渴望運動，我喜歡在地上飛奔的感覺。我需要大汗淋漓，需要氣喘吁吁。如果我的腿受傷了，肺部燒焦了，那樣反而更好。我跑完之後，會有某種可觸知的平靜的東西傳遍我的全身。我開始給自己加壓，在通常跑三英里的基礎上加了一英里。如果還不夠量，我就加快步伐。
這種平靜是短暫的。星期天，2月14日是我享受這種短暫的——而且是人為創造的平靜的最後一天。事先我一點都不知曉，在接下來的那個星期里索拉納就採取了行動。情人節是亨利的生日，羅斯請我們吃飯慶祝亨利八十八歲的生日。因為星期天酒館不營業，所以那天酒館被我們獨占了。羅斯準備宴席，威廉打下手。酒館裡就我們四個人：羅斯、威廉、亨利和我。遺憾的是，中西部下大雪，劉易斯、查理以及內爾這些親戚為大雪所困，只有等到機場重開之後他們才能來。亨利跟夏洛蒂重歸於好了。我確信亨利邀請了夏洛蒂，可是亨利不太願意撩撥他們之間的曖昧之情。她總是太著急著慌而且十分執著，而亨利卻喜歡不慌不忙的悠閒的生活方式。亨利說他吹蠟燭的時候，只需要他最親近的人在旁邊。當我們歡快地唱起“祝你生日快樂”的時候，他臉上綻開了快樂的笑容。羅斯、威廉和我湊了一點錢給他買了三隻銅底燉鍋，這可是他最喜歡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