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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艷電”以向國民黨中央和蔣介石提“建議”的方式行文,電文中說:“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的叛國出逃讓蔣介石在全國人民面前顏面掃地,他宣布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並派出特務潛入河內,要趕在汪精衛與日方實質合作前將其擊斃。結果因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臨時與汪精衛調換了臥室,汪精衛逃出生天,曾仲鳴身中特務暗殺團十餘槍而死。

  1940年3月20日,和日本方面達成合作的汪精衛宣布“還都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他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在日本占領的中國領土上,就出現了東北的溥儀偽滿洲國和東南的汪精衛南京偽政府這兩個主要傀儡政權。

  國人心目中的英雄汪精衛投日,變成天字第一號大漢奸,這極大打擊了中國抗戰軍民的士氣,並給了賣國賊以莫大鼓舞。汪精衛叛國後,抗戰中掀起了一股投日附逆的逆流,南京偽政府的軍隊迅速膨脹,最盛時達到一百多萬,在抗戰中起了極壞作用。

  汪精衛這個名字,從“如雷貫耳”變成了“臭名昭著”。抗戰期間,在浙江、重慶等多個地方,民眾仿效跪在杭州西湖岳廟前的秦檜夫婦像,為汪精衛和陳璧君也塑了跪像。

  一代英雄,淪至千夫所指。“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汪精衛的體內,流淌的還是當年的熱血嗎?

  知道自己受到萬眾唾罵,並考慮到後世聲譽,汪精衛在多個場合潸然淚下。他此前私下說過的一席話可算他的自辯:“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隨著抗戰勝利的臨近,汪精衛的健康日益惡化,日本派出最優秀醫生為他診治也無力回天。1944年3月,汪精衛赴日治病;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病情加劇,在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死去。兩天後,在陳璧君和日本軍官的護送下,他的遺體專機運回國內,按其遺願葬在南京中山陵梅花山,以表示他是孫中山的追隨者。

  死在抗戰勝利之前的汪精衛逃脫了審判。日本投降之後,他的墓地被蔣介石炸毀,而他的遺孀陳璧君則被送上了法庭。

  1946年4月16日,畢生仰慕、支持汪精衛的陳璧君被以漢奸罪判處無期徒刑。陳璧君在法庭上依然咄咄逼人,將對她和汪精衛的指控全部否認。接到判決書時,她還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1959年6月17日,六十八歲的陳璧君死於獄中。

  ●1911:天地玄黃

  如果像現在的媒體愛乾的那樣,評選“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十大年份”,甚或只選出三五個年份,1911年都不可或缺——這一年的歷史意義可絕不僅僅是政權更迭、改朝換代。

  公元1911年是農曆辛亥年,這一年發生的辛亥革命是真正劃時代的——中國的封建時代從此終結,共和新紀元開始。革命後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自清中葉以來一直積貧積弱、僵化自封、被世界潮流拋得一年比一年遠的中國,終於跨前了一大步,希望又降臨了這片長期被歷史陰雲籠罩的東方土地。

  都知道這場革命首義於湖北武昌,隨後各地摧枯拉朽,清王朝土崩瓦解。但當時革命黨人殫精竭慮、不惜血本投入、寄予極高期望的,卻是當年4月份的第二次廣州起義(相對1910年2月12日廣州新軍起義),也就是後來被稱為“黃花崗起義”的那場戰鬥。

  一

  第二次廣州起義之前,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十五年內連續發動的九次起義雖然讓人們看到,清王朝已是滿地岩漿,但這棵生長了二百六十多年的老樹雖遍體鱗傷,根基還未被撼動,它的統治還在苟延殘喘中一年年延續。

  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屢起屢仆,已經急了眼。他們對這次廣州起義做了精心準備,廣州起義財力的寬裕、裝備的充足、人員的精悍、組織的周到,都遠遠超過歷次起義。

  起事首先要錢,同盟會總理孫中山不愧是籌款融資高手。起義準備期間,僅召集各地人員的路費就每天開支五千元。在南洋檳榔嶼策劃的孫中山召集當地華僑黨人,一晚上集資八千元,又命同盟會各首領分赴各地勸募,數日之內又得五六萬元。

  這次起義,預算開支十三萬港幣,但實際募捐到了十八點七萬港幣。其中美洲華僑捐助了七點七萬元,南洋華僑給了八萬元。

  在華僑中,為革命捐款最踴躍的是民間團體致公堂(洪門),洪門的傳統宗旨是“反清復明”,在反清上和革命黨人一致。更重要的是,孫中山1903年就加入了檀香山致公堂,職位是“洪棍”——這個讓人想到惡棍、訟棍、黨棍的名稱很不好聽,但實際是“元帥”的意思。為給廣州起義捐款,維多利亞致公堂變賣堂產,一下交給孫中山三萬?三千元。

  章炳麟素來對孫中山不大服氣,民國建立後選大總統時還說,“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但對孫中山的籌款能力,只能表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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