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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間孫中山的演講內容,都集中在“民生主義”上。回望近代中國,孫中山算是自有一套頗具原始性的建國藍圖的最高當國者。他那一套建國思想,形成所謂三民主義的理論,至此已相當成熟。辛亥之後,他對袁世凱曾寄以熱忱的厚望,認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權兩主義,已相當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個民生主義有待實行。

  孫中山關於民生主義的言論,在國外激進人士中引起熱烈回應。他的一部分演說,被譯成法文後載於7月11日比利時工人黨機關報——布魯塞爾《人民報》,又由法文譯成俄文,載於俄國布爾什維克報《涅瓦明星報》上。列寧在該期刊物中發表了《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高度評價孫中山的綱領:

  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了戰鬥的、真實的民主主義。它充分認識到“種族”革命的不足,絲毫沒有對政治表示冷淡,甚至絲毫沒有忽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國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改革”、中國立憲改革等並存的思想。這是帶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它直接提出群眾生活狀況及群眾鬥爭問題,熱烈地同情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相信他們是正義的和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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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晤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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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面上看,袁世凱最初也希望能與孫中山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1912年4月,袁世凱兩次向孫中山發出北上共商國是的邀請,為了表示“誠意”,袁世凱又派他的長子袁克定到上海迎接。袁世凱還以孫中山辭大勛位而撥美金1萬元,資助孫科夫婦及其兩個妹妹作留美學費。

  6月底,袁世凱因內閣問題與同盟會衝突,急需借孫、黃兩人之力,於是再次電請孫中山北上,以“調和黨爭”,孫中山於是回電答應了袁世凱。

  就在孫中山啟程前兩天,袁世凱和黎元洪合謀槍殺了革命黨人張振武與方維,這立即遭到了同盟會的強烈反彈。中國同盟會宣布革去黎元洪協理一職並除名,其他黨派議員也聯名對黎、袁提出質問及彈劾。

  蔡元培等人認為袁世凱“不足信”,反對孫、黃二人北上。孫中山雖然對黎、袁的行為也頗為不滿,但為了顧全南北統一大局,又被袁世凱的辯解所迷惑,他極力主張平息風潮,還給黃興發電報敦促其北上。對勸阻他本人前往會袁的人,孫中山回答:“無論如何不失信於袁總統,且他人皆謂不可靠,我則以為可靠,必欲一試吾目光。”遂與夫人盧慕貞及居正、魏宸組等啟程北上。

  孫中山於8月24日下午到達北京,袁世凱派親信趙秉鈞代表歡迎,又為孫中山準備了朱漆金輪馬車,由正陽門入城。孫中山本想在第二天再拜會袁世凱,但袁表現得積極主動,當晚就派人來迎接孫中山。

  據當時參加這次會見的人回憶,當時孫中山到了鐵獅子胡同總統府,由內客廳步行出來,站在台階口準備迎接。這時袁世凱的馬隊也飛馳而到,平素袁一向上下車皆須侍從攙扶,但這一次他擺手示意侍衛不要攙扶,自己硬撐著走上台階,表示步履輕健的樣子,走到台階的最高兩級他步趨慢了下來。孫走前兩步,前來握手,袁亦肅然趨前握手,說:“先生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袁世凱對這次會面顯得很莊重,身穿軍服、佩刀。當時軍禮,室內待賓須脫帽並摘下佩刀。袁或因當天過於興奮又相當緊張,竟將禮節忘記。他平素有撓頭的習慣,落座以後,袁照常撓鬢,因手觸帽,忽覺自己未曾脫帽、摘刀,於是趕緊用手解摘佩刀,而佩刀在腰間撐得很緊,一時解摘不下,才慢慢用左手把軍帽脫下。一時間稍顯窘迫。

  在孫、袁說話之間,盧夫人由廳旁內室走出相見,宋靄齡則陪在盧旁。那時宋的身份是盧夫人秘書兼翻譯。袁世凱對盧夫人也顯得很客氣,致問飲食及路上情形周到備至。袁世凱比孫中山大7歲,但相比之下,孫態度肅穆自然,而袁則拘束異常,兩人顯然不在一個層面上。

  當晚袁世凱請孫中山和盧夫人在總統府大禮堂晚宴,約了內閣閣員作陪,兩人席間並未正面談及政治問題。袁世凱在歡迎辭中客套說:“財政外交,甚為棘手,尤望先生不時匡助。”孫中山答辭表示:“惟自軍興以來,各處商務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滯塞,為患甚巨。挽救之術,惟有興辦實業,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為發達之媒介。故當趕築全國鐵路,尚望大總統力為贊助。”袁世凱在孫中山走後對別人說:“不圖中山如此瞭亮!”而孫中山也對身旁人評價:“袁總統可與為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國民對袁總統,萬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訐,使彼此誠意不孚,一事不可辦,轉至激迫袁總統為惡。”看得出來,孫中山最初還是心存善意,以國家大局為重,希望事態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孫中山此次在北京逗留約一星期有餘,袁世凱囑咐身邊親信陪孫共謁明陵、游居庸關、至張家口,每天再將親信召至府中,打探孫中山的舉止、語言等。這段時間是孫、袁關係的蜜月期,兩人會面13次之多,且多為密談,有時只有總統府秘書長,有財神爺之稱的梁士詒在座。據梁回憶,每次談話時間自下午4時至晚10時,有幾次甚至談至次晨2點。

  在一日宴會上發生了一件不甚愉快的插曲。據袁世凱身邊的張國淦日記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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