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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提出的要求遭到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的否定，並在英外交部傳為笑柄，稱孫中山為“理論性的與喜說大言的政治家”。而格雷仍作紳士狀地表示“英國將保持中立”。孫中山充滿希望的英倫之行，也並不如願。
雖然英國外交大臣此時並不看好這位來自遙遠東方的革命者，但他並不知道，就在他冷冷拒絕孫中山的同時，在中國國內，江蘇都督程德全已致電各省都督，希望孫中山回國組織臨時政府。電文里說：
大局粗定，軍政、民政亟須統一，擬聯合東南各軍政府公電懇請孫中山先生迅速回國組織臨時政府，以一事權。中山先生為首創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組織臨時政府，舍伊莫屬。我公力顧大局，想亦無不贊成，即祈速復。
兩天後，孫中山在致民國軍政府電中，第一次公開表達了對民國總統人選的態度：“今聞已有上海議會之組織，欣慰。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請推袁之說，合宜亦善……”
後來很多學者認為，孫中山缺乏牢固掌握政權的意識，當初不該發這種同意黎或袁擔任總統的電報。孫中山在電文後面也表示，不管選誰，“但求早固國基”，這正反映出孫中山超出一般政客的氣魄和胸懷，這個思想也與他後來的“讓位”舉動一脈相承。
此後，孫中山對自己未來的政治出處，曾一再表態。據1911年11月23日路透社披露的孫中山與康德黎談話，孫中山稱自己的志向“不急在做中國之總理大臣”，只要做這個官“有益於中國，亦所不辭”。在一次講話中，孫中山還說：“不論我將成為全中國名義上的元首，還是與別人或那個袁世凱合作，對我都無關緊要。我已做了我的工作，啟蒙和進步的浪潮業已成為不可阻擋的。”
11月20日，當袁世凱在北京組成責任內閣時，孫中山又開始了他的法國之行。而他在法國受到的禮遇，較之於在英、美好得多。法國人對中國革命都表示同情，包括已卸任的法國總理克里孟梭。法國外交部長畢恭得知孫中山希望與他見面時說：
我哪裡有不見孫逸仙的道理？中國正處在今天這個狀況，無論什麼事情都可能突然發生。孫逸仙的計劃你懷疑有些空想嗎？其實這並不重要，主要的是，他已經有了一個政黨，而這個政黨是完全可以推翻清政府的！
但是，孫中山同樣未能從法國那裡得到借款。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總裁西蒙雖然宴請了孫中山，卻直接而坦率地拒絕了孫中山的借款請求，理由是四國銀行已達成一致協議，法國必須“嚴格地遵守中立”。考慮到其他國家情形與此差異不會太大，孫中山決定立即歸國，不再滯留。
4天之後，孫中山告別歡送他的留學生，由法國馬賽乘“丹佛”號輪船歸國。他的故鄉此刻正以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歡迎這位革命的精神領袖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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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四起的革命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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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從法國乘英輪，途經檳榔嶼、新加坡返回祖國。一路上他的行蹤一直被嚴格保密。
這時武昌起義已過了45天，15個省宣布光復，其他省也是人心所向，隨時都可能發生革命，全國的形勢極好。同盟會此時完全可以一鼓作氣，徹底掃除清王朝的最後的餘威，但遺憾的是，此刻，革命內部又出現了矛盾。
1911年11月7日，黎元洪通電各省起義獨立的軍政府，提出建立中央政權的問題，9日又通電各省派代表到武昌，籌商組建臨時政府之事。
11月11日，已經光復的江蘇、浙江兩省都督，聯名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提議將代表大會放在上海召開。很快，山東、湖南等7地代表到達上海。
這樣，就出現了武昌、上海兩處都在籌備成立中央政權的情況，實際上雙方都在爭奪籌備中央政府的主動權，一時相持不下。最後，上海同意去武昌開會，但仍堅持各省留一人在滬。
當各省代表陸續到達漢口之際，11月27日，清軍攻陷漢口、漢陽，大炮架上龜山，湘鄂革命軍退守武昌後，形勢十分危急。軍政府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對策。黃興主張放棄武昌，率領所有精銳部隊及軍需供給，乘兵艦向東到南京建立根據地，然後再圖收復。但他的意見遭到孫武等人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武昌是革命最先起義的地方，有精神象徵之意義，一舉一動關係著全局，如果不戰自退，那麼各省也會動搖。孫武認為，憑藉長江天塹，敵方很難輕易渡江。參加會議的人一致贊成困守武昌，雖然大家仍推舉黃興做總司令，但意見不被採納的黃興乘船去了上海。
12月2日，江浙聯軍攻占了南京，此舉也使上海江浙的聲勢大漲。而漢口、漢陽的失守，則大大削弱了武漢革命中心的地位。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本來就對黎元洪在武漢籌組中央政府心存不滿，所以在攻克南京後，12月4日，他們就以形勢吃緊、急需組織中央政府為名，召集在上海的代表開會。會上選舉黃興為“假定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第二天又決議，由大元帥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但是黃興堅辭不受，認為組織政府，“非我所能擔任者也”，最後只勉強答應作為權宜之計，在孫中山歸國前暫任此職。
上海此舉並未同武漢協商，黎元洪在12月8日立即做出反應：通電各省都督，指責其“情節甚為支離”，要求設法取消，“以免混淆耳目”。
雖然英國外交大臣此時並不看好這位來自遙遠東方的革命者，但他並不知道，就在他冷冷拒絕孫中山的同時，在中國國內，江蘇都督程德全已致電各省都督，希望孫中山回國組織臨時政府。電文里說：
大局粗定，軍政、民政亟須統一，擬聯合東南各軍政府公電懇請孫中山先生迅速回國組織臨時政府，以一事權。中山先生為首創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組織臨時政府，舍伊莫屬。我公力顧大局，想亦無不贊成，即祈速復。
兩天後，孫中山在致民國軍政府電中，第一次公開表達了對民國總統人選的態度：“今聞已有上海議會之組織，欣慰。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請推袁之說，合宜亦善……”
後來很多學者認為，孫中山缺乏牢固掌握政權的意識，當初不該發這種同意黎或袁擔任總統的電報。孫中山在電文後面也表示，不管選誰，“但求早固國基”，這正反映出孫中山超出一般政客的氣魄和胸懷，這個思想也與他後來的“讓位”舉動一脈相承。
此後，孫中山對自己未來的政治出處，曾一再表態。據1911年11月23日路透社披露的孫中山與康德黎談話，孫中山稱自己的志向“不急在做中國之總理大臣”，只要做這個官“有益於中國，亦所不辭”。在一次講話中，孫中山還說：“不論我將成為全中國名義上的元首，還是與別人或那個袁世凱合作，對我都無關緊要。我已做了我的工作，啟蒙和進步的浪潮業已成為不可阻擋的。”
11月20日，當袁世凱在北京組成責任內閣時，孫中山又開始了他的法國之行。而他在法國受到的禮遇，較之於在英、美好得多。法國人對中國革命都表示同情，包括已卸任的法國總理克里孟梭。法國外交部長畢恭得知孫中山希望與他見面時說：
我哪裡有不見孫逸仙的道理？中國正處在今天這個狀況，無論什麼事情都可能突然發生。孫逸仙的計劃你懷疑有些空想嗎？其實這並不重要，主要的是，他已經有了一個政黨，而這個政黨是完全可以推翻清政府的！
但是，孫中山同樣未能從法國那裡得到借款。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總裁西蒙雖然宴請了孫中山，卻直接而坦率地拒絕了孫中山的借款請求，理由是四國銀行已達成一致協議，法國必須“嚴格地遵守中立”。考慮到其他國家情形與此差異不會太大，孫中山決定立即歸國，不再滯留。
4天之後，孫中山告別歡送他的留學生，由法國馬賽乘“丹佛”號輪船歸國。他的故鄉此刻正以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歡迎這位革命的精神領袖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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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四起的革命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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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從法國乘英輪，途經檳榔嶼、新加坡返回祖國。一路上他的行蹤一直被嚴格保密。
這時武昌起義已過了45天，15個省宣布光復，其他省也是人心所向，隨時都可能發生革命，全國的形勢極好。同盟會此時完全可以一鼓作氣，徹底掃除清王朝的最後的餘威，但遺憾的是，此刻，革命內部又出現了矛盾。
1911年11月7日，黎元洪通電各省起義獨立的軍政府，提出建立中央政權的問題，9日又通電各省派代表到武昌，籌商組建臨時政府之事。
11月11日，已經光復的江蘇、浙江兩省都督，聯名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提議將代表大會放在上海召開。很快，山東、湖南等7地代表到達上海。
這樣，就出現了武昌、上海兩處都在籌備成立中央政權的情況，實際上雙方都在爭奪籌備中央政府的主動權，一時相持不下。最後，上海同意去武昌開會，但仍堅持各省留一人在滬。
當各省代表陸續到達漢口之際，11月27日，清軍攻陷漢口、漢陽，大炮架上龜山，湘鄂革命軍退守武昌後，形勢十分危急。軍政府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對策。黃興主張放棄武昌，率領所有精銳部隊及軍需供給，乘兵艦向東到南京建立根據地，然後再圖收復。但他的意見遭到孫武等人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武昌是革命最先起義的地方，有精神象徵之意義，一舉一動關係著全局，如果不戰自退，那麼各省也會動搖。孫武認為，憑藉長江天塹，敵方很難輕易渡江。參加會議的人一致贊成困守武昌，雖然大家仍推舉黃興做總司令，但意見不被採納的黃興乘船去了上海。
12月2日，江浙聯軍攻占了南京，此舉也使上海江浙的聲勢大漲。而漢口、漢陽的失守，則大大削弱了武漢革命中心的地位。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本來就對黎元洪在武漢籌組中央政府心存不滿，所以在攻克南京後，12月4日，他們就以形勢吃緊、急需組織中央政府為名，召集在上海的代表開會。會上選舉黃興為“假定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第二天又決議，由大元帥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但是黃興堅辭不受，認為組織政府，“非我所能擔任者也”，最後只勉強答應作為權宜之計，在孫中山歸國前暫任此職。
上海此舉並未同武漢協商，黎元洪在12月8日立即做出反應：通電各省都督，指責其“情節甚為支離”，要求設法取消，“以免混淆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