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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駐法公使孫寶琦沒有忘卻駐倫敦公使龔照瑗上次的教訓。他不願意給自己惹麻煩,訓斥了他們一頓,把介紹信的內容密電清廷以後,又派人把原件送還孫中山。

  1905年4月中旬,孫中山第二次來到布魯塞爾,經賀之才介紹,走訪了第二國際。孫中山與執行局主席王德威爾得、書記處書記胡斯曼會晤,提出了接納他的革命組織為第二國際成員的請求。孫中山扼要地解釋了他的組織的目標和綱領:“第一,驅除篡權的外來人(指滿族統治者),從而使中國成為中國人的中國。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為公共所有,就是說很少或沒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給農民,……每人依其財產數量繳納租稅。”目的在於“防止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的現象,就如歐洲各國所發生過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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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中國同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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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初,一些國內革命團體的領導人因反對清政府而流亡日本,日本便成了中國革命黨人最集中的地方。儘管革命團體已經開始零零散散出現並小有規模,但各自宗旨不盡相同,又有地域性等弱點,所以孤懸海外、一盤散沙的幾個革命小團體,無法成為領導全國反清革命的核心。興中會主要活動於香港和海外華僑及部分會黨之中,知識分子很少加入,且多數會員為廣東籍,也難以成為整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

  鑑於這一狀況,孫中山主張建立新的大團體,以領導全國的反清革命。1905年6月11日,孫中山藉助留學生籌集的路費,自法國馬賽登上“東京”號輪船東進。7月19日,孫中山抵達日本橫濱。幾天後,他又立即趕到東京。當時,留日學生薈萃東京,革命熱情高漲。黃興、宋教仁兩人更是朝氣勃勃,勁頭十足。

  孫中山是由宮崎寅藏介紹與黃興結識的。對於其過程,宮崎後來有很詳細的回憶:

  孫逸仙由歐洲回到日本後,來我家裡訪問。對孫詢問有無傑出人物之事,我說:“僅僅兩三年間,留日學生猛增,有一個叫黃興的,是個非常的人物。”孫說:“那我們就去看看他。”我說:“我到他那裡去把他請來吧。”孫說:“不要那麼麻煩了。”於是,我們兩人就一起到神樂坂附近黃興的寓所訪問。和我同住過的末永節,那時和黃興同住在一起。

  到達黃寓時,我要孫逸仙在門口等一等,我推開格子門喊了一聲:“黃先生!”末永節和黃興一起探出頭來,看到孫逸仙站在外面,說:“啊!孫先生!”黃興想到有許多學生在屋裡,立即做手勢,示意孫先生不要進去;我也會意了,隨即出門去等待。頃刻,黃興、末永節、張繼三個人出來了,將我們帶到中國餐館鳳樂園。寒暄過後,彼此不拘禮節,有一見如故之感。

  孫中山與黃興這一談就是兩個多小時,卻沒怎麼沾桌上的酒和飯菜,直到最後兩人才舉杯祝賀。

  這無疑是一次歷史性會面。孫、黃兩人在組織“革命大同盟”一事上取得基本共識後,7月28日,孫中山在《20世紀之支那》雜誌社與宋教仁、陳天華等華興會骨幹會晤,孫中山重點強調了革命力量聯合的重要性,他說:

  中國現在不必憂各國之瓜分,但憂自己之內訌。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聯絡,各自號召,終必成秦末二十餘國之爭,元末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明(玉珍)之亂。此時各國乘而干涉之,則中國必亡無疑矣!故現今之主義,總以互相聯絡為要!方今兩廣之間,民氣強悍,會黨充斥,與清政府為難者,已十餘年,而清軍不能平之,此其破壞之能力已有餘矣!人遇到其間人才太少,無一稍可有為之人主持之……若現在有數十百人者,出而聯絡之,主張之,……一旦發難,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從此定矣!

  像是百川歸大海。湖北、四川、廣東以及其他各省的留學生,也先後拜會孫中山,擁護他組織統一的革命團體的主張。這樣,由孫中山提議組織的統一革命團體,已不是興中會、華興會、日知會、光復會等團體的平等聯合,而是組成了一個新的革命團體,這個新團體實際上已接受了孫中山的主張和領導,所以事實上是興中會的擴大。

  1905年7月30日下午,由孫中山、黃興邀約,各省有志於革命的留學生和旅日華僑70多人,在內田良平住所集會,共同討論創建新的革命團體的事。這是中國革命者一次史無前例的聚會。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科學補習所以及其他團體的成員和個人,除甘肅省沒有留日學生之外,全國內地17個省都有代表到會。

  孫中山首先在會上作了一小時的演講,之後便被公推為會議主席。

  結成全國性的革命大團體已是大勢所趨。《論語》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對於這個革命大團體的名稱,有人提議“對滿同盟會”,但孫中山解釋說,“革命黨宗旨,不專在排滿,當與廢除專制創造共和並行不悖”,這一想法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認同。

  顯然有深思熟慮的孫中山提議命名“中國革命同盟會”,黃興建議,出於黨員行動有利考慮,將“革命”二字刪去;一番討論過後,“中國同盟會”的名稱最終確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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