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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上書李鴻章，並不是一時衝動之舉，而是經過長期醞釀的結果。孫中山為什麼會產生給李鴻章上書的想法？仔細分析起來，有多重原因。
1888年，康有為以一介書生，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請求改良政治以挽救世變，上書雖然受到保守官僚的阻撓而未能送到光緒皇帝手中，但是上書皇帝卻吸引著很多關心國家命運的官員和士子，康有為名噪京師，這一形勢，對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有一定的心理推動。
在清末腐朽官場中，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正是清末最為位高權重者。身為洋務派首領的李鴻章相對來說比較開明，他打著了解西方、辦理洋務、致力於中國富強的招牌，也使不少人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孫中山的老師康德黎甚至將李鴻章形容為“中國的俾斯麥”。孫中山自然認為他是推行改革方案的最合適人選。
前文已經提過，李鴻章是孫中山曾就讀的香港西醫書院的贊助人。當年孫中山畢業時，香港總督羅便臣曾托人找到李鴻章，期望能將孫中山安排在天津西醫學院工作，而李鴻章當時也答覆羅總督：可來京候缺，每人暫給月俸50元，並且也表示要授予孫中山和另一位優秀畢業生“欽命五品軍牌”，這使孫中山在心理產生了對李鴻章一定的親近感。李鴻章是革新派的代表，又是西醫書院的名譽贊助人，與這所學校的畢業生之間，於是有了一重名義上的庇護與被庇護關係。
孫中山從少年時代起就存在反滿復漢思想，他常把清王朝看成是異族人的朝廷，因而主張恢復漢族人的朝廷。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希望能在漢族高官中尋找改革推動者，而李鴻章就成了再合適不過的人選。
著名歷史學家金沖及認為，當時的孫中山還處於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竭力鼓吹革命，也開始準備著手從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思想上還有一些搖擺，還想嘗試一下，通過清朝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這條道路是不是還有可能行得通？這正是孫中山上書李鴻章的心理背景。
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孫中山首先申明自己的不凡抱負和知識背景，“……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接著，他提出並詳細解釋了四條“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即“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然後，他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志向，“……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孫中山在信上說，如果清政府採納這些主張，“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20年，必能駕歐洲之上”。
對於這次上書之舉，孫中山可謂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為了達於李鴻章之手，他動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關係網絡。孫中山在行醫過程中，認識和熟悉不少地方官員。孫中山先找到已退休的澳門海防同知魏恆，魏恆非常賞識孫中山的學識和醫道，欣然致書給自己的朋友盛宙懷——著名實業家盛宣懷的堂弟。
1894年3月，由陸皓東陪同，孫中山離開廣東到達上海，持魏恆書函至上海，先如願見到了盛宙懷，又找到《盛世危言》的編者、著名改良派人物鄭觀應。鄭觀應長期在盛宣懷手下辦洋務，與盛宣懷關係非同一般，他又寫信向盛宣懷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隆重推薦了自己這位“少年英俊”的小同鄉。
在上海停留期間，孫中山在鄭觀應家裡見到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人物王韜。時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的王韜與孫中山一見如故，他不僅親自幫助修改了孫中山的那篇長文章，而且提議說，自己有個朋友叫羅豐祿，是李鴻章的幕僚，可以通過羅見到李鴻章。陳少白形容，“孫先生快樂極了，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
6月下旬，孫中山與陸皓東由上海抵達天津，寄住在法租界佛滿樓客棧。他手持盛宙懷、鄭觀應、王韜三位的介紹信，拜訪直隸總督幕僚羅豐祿、徐秋畦等，表達想上書之意，羅、徐二人也表示願意協助，他們向李鴻章作了匯報，並將“上書”一同呈上。但躊躇滿志的孫中山並沒達到他期望的目標——李鴻章以“軍務匆忙”為由，只留下一句話：“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
當時正在蘆台督師練兵的李鴻章的確無暇於他事，因為中日戰爭的腳步已越來越近。1894年的東亞世界也頗不平靜。這年春天，清朝的保護國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清政府應朝鮮要求派兵入朝協助鎮壓，日本則不請自來藉機出兵朝鮮，6月21日，日軍攻占朝鮮王宮，成立了傀儡政權，並強令偽政府“授權”日本驅逐清軍。當日，日本發動豐島海戰，擊沉中國運兵船。23日，日軍進攻在朝的清軍葉志超部，清軍退至平壤。8月1日（農曆七月初一）清政府對日宣戰，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中日甲午戰爭終於爆發。
客觀而言，忙於戰爭準備關頭的李鴻章，對孫中山的婉拒並無多少可指摘之處。陳少白後來說，孫中山“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不樂地回到上海，……所有的希望完全成為泡影。所以到了這時候，孫先生的志向益發堅決，在檀香山就積極籌備興中會，找人入會，一定要反抗滿洲政府”。
1888年，康有為以一介書生，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請求改良政治以挽救世變，上書雖然受到保守官僚的阻撓而未能送到光緒皇帝手中，但是上書皇帝卻吸引著很多關心國家命運的官員和士子，康有為名噪京師，這一形勢，對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有一定的心理推動。
在清末腐朽官場中，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正是清末最為位高權重者。身為洋務派首領的李鴻章相對來說比較開明，他打著了解西方、辦理洋務、致力於中國富強的招牌，也使不少人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孫中山的老師康德黎甚至將李鴻章形容為“中國的俾斯麥”。孫中山自然認為他是推行改革方案的最合適人選。
前文已經提過，李鴻章是孫中山曾就讀的香港西醫書院的贊助人。當年孫中山畢業時，香港總督羅便臣曾托人找到李鴻章，期望能將孫中山安排在天津西醫學院工作，而李鴻章當時也答覆羅總督：可來京候缺，每人暫給月俸50元，並且也表示要授予孫中山和另一位優秀畢業生“欽命五品軍牌”，這使孫中山在心理產生了對李鴻章一定的親近感。李鴻章是革新派的代表，又是西醫書院的名譽贊助人，與這所學校的畢業生之間，於是有了一重名義上的庇護與被庇護關係。
孫中山從少年時代起就存在反滿復漢思想，他常把清王朝看成是異族人的朝廷，因而主張恢復漢族人的朝廷。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希望能在漢族高官中尋找改革推動者，而李鴻章就成了再合適不過的人選。
著名歷史學家金沖及認為，當時的孫中山還處於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竭力鼓吹革命，也開始準備著手從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思想上還有一些搖擺，還想嘗試一下，通過清朝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這條道路是不是還有可能行得通？這正是孫中山上書李鴻章的心理背景。
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孫中山首先申明自己的不凡抱負和知識背景，“……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接著，他提出並詳細解釋了四條“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即“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然後，他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志向，“……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孫中山在信上說，如果清政府採納這些主張，“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20年，必能駕歐洲之上”。
對於這次上書之舉，孫中山可謂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為了達於李鴻章之手，他動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關係網絡。孫中山在行醫過程中，認識和熟悉不少地方官員。孫中山先找到已退休的澳門海防同知魏恆，魏恆非常賞識孫中山的學識和醫道，欣然致書給自己的朋友盛宙懷——著名實業家盛宣懷的堂弟。
1894年3月，由陸皓東陪同，孫中山離開廣東到達上海，持魏恆書函至上海，先如願見到了盛宙懷，又找到《盛世危言》的編者、著名改良派人物鄭觀應。鄭觀應長期在盛宣懷手下辦洋務，與盛宣懷關係非同一般，他又寫信向盛宣懷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隆重推薦了自己這位“少年英俊”的小同鄉。
在上海停留期間，孫中山在鄭觀應家裡見到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人物王韜。時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的王韜與孫中山一見如故，他不僅親自幫助修改了孫中山的那篇長文章，而且提議說，自己有個朋友叫羅豐祿，是李鴻章的幕僚，可以通過羅見到李鴻章。陳少白形容，“孫先生快樂極了，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
6月下旬，孫中山與陸皓東由上海抵達天津，寄住在法租界佛滿樓客棧。他手持盛宙懷、鄭觀應、王韜三位的介紹信，拜訪直隸總督幕僚羅豐祿、徐秋畦等，表達想上書之意，羅、徐二人也表示願意協助，他們向李鴻章作了匯報，並將“上書”一同呈上。但躊躇滿志的孫中山並沒達到他期望的目標——李鴻章以“軍務匆忙”為由，只留下一句話：“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
當時正在蘆台督師練兵的李鴻章的確無暇於他事，因為中日戰爭的腳步已越來越近。1894年的東亞世界也頗不平靜。這年春天，清朝的保護國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清政府應朝鮮要求派兵入朝協助鎮壓，日本則不請自來藉機出兵朝鮮，6月21日，日軍攻占朝鮮王宮，成立了傀儡政權，並強令偽政府“授權”日本驅逐清軍。當日，日本發動豐島海戰，擊沉中國運兵船。23日，日軍進攻在朝的清軍葉志超部，清軍退至平壤。8月1日（農曆七月初一）清政府對日宣戰，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中日甲午戰爭終於爆發。
客觀而言，忙於戰爭準備關頭的李鴻章，對孫中山的婉拒並無多少可指摘之處。陳少白後來說，孫中山“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不樂地回到上海，……所有的希望完全成為泡影。所以到了這時候，孫先生的志向益發堅決，在檀香山就積極籌備興中會，找人入會，一定要反抗滿洲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