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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握著朱老總那溫厚有力的大手時，心情是何等激動啊！朱老總把我們讓到那個農民院子的一間土屋裡，給我們切西瓜，在遞給我西瓜時還問是哪裡人。當知道我也是四川人時，他笑著說：“你是我的小同鄉，你這么小年紀就參加革命，很幸運！”
“朱總司令，現在我是您麾下的一名戰士了。儘管我身陷囹圄，但仍然不後悔參加革命。我一直記著您對我說的參加革命很‘幸運’這句話。這個幸運是一般人難以理解、難以獲取的！”
從解放區再次通過封鎖線，坐船從大清河抵達天津。回北平後，我被安排在傅作義公館，傅冬菊同志對她爸爸說我是她同學。我們黨的本事有多大，竟能把剿共司令的家變成掩護共產黨的“窩子”！
冬菊同志為我買了從天津到上海的船票。到了上海，我的同班同學、地下黨員張瑩祥又向她在銀行當協理的父親要錢給我買好了去重慶的船票。
１９４８年秋的大上海混亂蕭條！那些睡在霞飛路梧桐樹下拖兒帶女的難民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真希望受苦人的苦難不會捱得太久了！
回到重慶後，因重慶市委遭敵特破壞而無法聯繫，我失去了黨的領導，只好獨立作戰。我去闖過華鑾山找游擊隊，也去樂山縣、廣安縣找過黨組織，都未找到。我只好回到成都去四川大學借讀物理系，總算通過我在該校當助教的二哥找到地下黨外圍組織，投入了川大的學生運動。
想到那段歲月，我不禁微笑了。川大黨組織一方面很重視我這個從清華大學來的“學運老手”，讓我參加“方言歌舞社”活動，一方面又派人監視我，擔心我是“紅旗特務”！而我卻如魚得水，把我在清華從事學運的經驗、方法都用上了。我們排練了許多革命的歌和舞，其中包括《白毛女》第一場“年關”，我們的演出感動了那麼多觀眾！
１９４９年４月９日晚上，聲討國民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大會結束時，在川大廣場上我們組織了上千人的《團結就是力量》集體舞，同學們的革命熱情多麼高漲啊！
１９４９年“四·二○”大逮捕之後，地下黨組織讓我們撤退到鄉下。我和方言歌舞社的一個小組住在市郊牧馬山上的一個地主大院裡，學習革命理論。在共同的鬥爭和學習中，我們結下了那麼深的兄弟姐妹情誼，即使在陰暗窒息的牢房裡，我也能感到它給我帶來的溫暖！我深信他們正在遠方祝福著我，祝願我以最大的堅毅去迎接最嚴峻的考驗！
也正是在牧馬山那個莊園裡，Ｍ和我確定了愛情關係。
組織上為了照顧我們，一直讓她跟我一起下鄉搞農運，上山打游擊，我們的感情在艱苦的鬥爭歲月中迅速成長起來。現在她是否也在想念我呢？
最後，我想起在四川解放前夕那段經歷對我的成長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我現在之所以能夠比較堅強地去戰勝集中營和監獄裡的一切艱難困苦，不能不說得益於那時的鍛鍊！
開始我到雙流縣紅石鄉去當農民，發動貧僱農參加革命，後來周鼎文同志重新吸收我參加川西地下黨組織，叫我創辦山西地下黨報《火炬報》。白天參加艱苦的農業勞動，夜裡通過秘密電台收聽延安新華社廣播，連夜刻印報紙，再步行幾十里送到接頭地點去。聯絡站遭到特務破壞後，我連夜走百里路通知各據點的戰友們緊急撤退。
我們撤退到名山縣，在周戈西同志領導下準備成立游擊隊。我以“劉伯承派出的代表”的名義到鄉政府去做統戰工作，還深入到總崗山的土匪山寨里去動員土匪武裝加入反蔣行列，參加游擊隊。１１月川康邊區人民游擊縱隊成立後，我們在邛崍山區里為堵擊胡宗南部隊逃往西康、雲南，進行了艱苦行軍作戰。
所有這些革命實踐，對我這個青年知識分子的磨練太重要了！但只是在監獄裡特別需要這種磨練時，我才深切地意識到它！
在牢房裡，當我從反思中意識到我自從來到人間接受了那麼多的愛，我的親人、老師、同學、戰友都曾無私地關懷、愛護、幫助我，使我成長為一個知道生命價值所在的人。我應當能夠承受一切痛苦，去堅持真理和正義，決不能使愛我的人們失望！
現在回想起當年在監獄中度過的這段生活，使我有機會冷靜地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許多問題，悟出了不少人生的道理，為此，我還應當好好感謝波特納呢！
再次和菲利浦打交道
～～～～～～～～～
１９５２年８月２日，在我們為紀念“八一建軍節”絕食後第二天，菲利浦來了。他進到我的牢房，一見我就“同情地”搖著頭說：“這樣對待你們確實是不公平的，又不是你們抓的杜德將軍！”
見我沒有說話，又說：“張，你有什麼要求？讓我看看能否幫助你減輕些痛苦！”
我想：“你披上羊皮是好看些，但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他又說：“你說說現在你最想得到的是什麼？看看我猜得對不對！”
“好嘛！你又在收集共產黨人在監獄中的心理狀態的情報吧！我可以告訴你，只怕不合你的意！”想到這裡，我便說：“第一我想我們三個中國代表應住在起，第二我想讀書。”
“朱總司令，現在我是您麾下的一名戰士了。儘管我身陷囹圄，但仍然不後悔參加革命。我一直記著您對我說的參加革命很‘幸運’這句話。這個幸運是一般人難以理解、難以獲取的！”
從解放區再次通過封鎖線，坐船從大清河抵達天津。回北平後，我被安排在傅作義公館，傅冬菊同志對她爸爸說我是她同學。我們黨的本事有多大，竟能把剿共司令的家變成掩護共產黨的“窩子”！
冬菊同志為我買了從天津到上海的船票。到了上海，我的同班同學、地下黨員張瑩祥又向她在銀行當協理的父親要錢給我買好了去重慶的船票。
１９４８年秋的大上海混亂蕭條！那些睡在霞飛路梧桐樹下拖兒帶女的難民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真希望受苦人的苦難不會捱得太久了！
回到重慶後，因重慶市委遭敵特破壞而無法聯繫，我失去了黨的領導，只好獨立作戰。我去闖過華鑾山找游擊隊，也去樂山縣、廣安縣找過黨組織，都未找到。我只好回到成都去四川大學借讀物理系，總算通過我在該校當助教的二哥找到地下黨外圍組織，投入了川大的學生運動。
想到那段歲月，我不禁微笑了。川大黨組織一方面很重視我這個從清華大學來的“學運老手”，讓我參加“方言歌舞社”活動，一方面又派人監視我，擔心我是“紅旗特務”！而我卻如魚得水，把我在清華從事學運的經驗、方法都用上了。我們排練了許多革命的歌和舞，其中包括《白毛女》第一場“年關”，我們的演出感動了那麼多觀眾！
１９４９年４月９日晚上，聲討國民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大會結束時，在川大廣場上我們組織了上千人的《團結就是力量》集體舞，同學們的革命熱情多麼高漲啊！
１９４９年“四·二○”大逮捕之後，地下黨組織讓我們撤退到鄉下。我和方言歌舞社的一個小組住在市郊牧馬山上的一個地主大院裡，學習革命理論。在共同的鬥爭和學習中，我們結下了那麼深的兄弟姐妹情誼，即使在陰暗窒息的牢房裡，我也能感到它給我帶來的溫暖！我深信他們正在遠方祝福著我，祝願我以最大的堅毅去迎接最嚴峻的考驗！
也正是在牧馬山那個莊園裡，Ｍ和我確定了愛情關係。
組織上為了照顧我們，一直讓她跟我一起下鄉搞農運，上山打游擊，我們的感情在艱苦的鬥爭歲月中迅速成長起來。現在她是否也在想念我呢？
最後，我想起在四川解放前夕那段經歷對我的成長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我現在之所以能夠比較堅強地去戰勝集中營和監獄裡的一切艱難困苦，不能不說得益於那時的鍛鍊！
開始我到雙流縣紅石鄉去當農民，發動貧僱農參加革命，後來周鼎文同志重新吸收我參加川西地下黨組織，叫我創辦山西地下黨報《火炬報》。白天參加艱苦的農業勞動，夜裡通過秘密電台收聽延安新華社廣播，連夜刻印報紙，再步行幾十里送到接頭地點去。聯絡站遭到特務破壞後，我連夜走百里路通知各據點的戰友們緊急撤退。
我們撤退到名山縣，在周戈西同志領導下準備成立游擊隊。我以“劉伯承派出的代表”的名義到鄉政府去做統戰工作，還深入到總崗山的土匪山寨里去動員土匪武裝加入反蔣行列，參加游擊隊。１１月川康邊區人民游擊縱隊成立後，我們在邛崍山區里為堵擊胡宗南部隊逃往西康、雲南，進行了艱苦行軍作戰。
所有這些革命實踐，對我這個青年知識分子的磨練太重要了！但只是在監獄裡特別需要這種磨練時，我才深切地意識到它！
在牢房裡，當我從反思中意識到我自從來到人間接受了那麼多的愛，我的親人、老師、同學、戰友都曾無私地關懷、愛護、幫助我，使我成長為一個知道生命價值所在的人。我應當能夠承受一切痛苦，去堅持真理和正義，決不能使愛我的人們失望！
現在回想起當年在監獄中度過的這段生活，使我有機會冷靜地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許多問題，悟出了不少人生的道理，為此，我還應當好好感謝波特納呢！
再次和菲利浦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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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年８月２日，在我們為紀念“八一建軍節”絕食後第二天，菲利浦來了。他進到我的牢房，一見我就“同情地”搖著頭說：“這樣對待你們確實是不公平的，又不是你們抓的杜德將軍！”
見我沒有說話，又說：“張，你有什麼要求？讓我看看能否幫助你減輕些痛苦！”
我想：“你披上羊皮是好看些，但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他又說：“你說說現在你最想得到的是什麼？看看我猜得對不對！”
“好嘛！你又在收集共產黨人在監獄中的心理狀態的情報吧！我可以告訴你，只怕不合你的意！”想到這裡，我便說：“第一我想我們三個中國代表應住在起，第二我想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