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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克勃然作色道：“你們沒想過那根鐵管的高度不足以吊死一個１．７４米高的人嗎？沒想到他是一個文盲不會寫信嗎？沒想過你們在死者頸上留下那麼深的指甲印是不會自動消失的嗎？”
當我也連珠炮似的把這幾個反問扔向幾個壞蛋時，他們面面相覷，臉色都變了。
布萊克說：“我需要的是事實而不是謊言！”
我譯道：“布茉克中尉要你們從實招來，否則將罪上加罪。”
見這幾個傢伙頑固地緘口不語，中尉搖了搖頭說：“張，請把他們的供詞用中英文記錄下來，讓他們簽字。”
我立即向郭乃堅要紙筆，他在給我紙筆時趁機緊握了一下我的手指，我見他淚光閃閃，我的眼圈也一下就紅了。我低著頭記錄完供詞，又將中英文各念了一遍。
中尉說：“告訴他們，現在改供詞還來得及。”
我便翻譯道：“你們聽著，中尉說了，現在如實招供還來得及，否則等著你們的將是判死刑！”那幾個走狗明顯地顫抖了一下，但互相看了一眼後又沉默地低下頭。
中尉見狀擺了擺手，我將供詞拍了一下說：“那就簽字吧！”那個三大隊警備隊長歪歪扭扭地簽了名。
在把我送回“７１”的路上，布萊克一直沉默著。我說：“中尉先生，我沒想到您的偵破技巧這麼高明！”
他說：“不，應該說殺人犯太愚蠢！”
“那麼，這個案子將怎麼處理？殺人犯是否會受到應有的懲處？”
他搖了搖頭說：“我的職權限於偵破、審訊、上報！”
臨下車，他取出兩個罐頭、一條香菸說：“按道理，我們應該按工時付給你美金，但拿它你無法使用，我替你買了這點東西。”
我望著他那雙漂亮的藍眼睛裡的誠摯神色，收下了這份“工資”。
回到“家”里，我把“工資”全部交給了老孫。領導上決定除了留下兩盒香菸給我們開夜車作獎勵之用外，罐頭分給病號，煙分給大家。
於是，過著菸癮、吐著煙圈的難友們說：“就盼著咱們的張翻譯給多掙點‘工資’回來！”
我詳細地向領導同志們匯報了在“８６”見到的慘況和偵破審訊的經過。領導同志們當時就一起交換了看法，大家認為根據《星條報》刊登的和談消息和我匯報的這個血案，敵人正在大做戰俘的文章，我們要提高警惕，做好應變的準備；同時要就這個慘案向美管理當局提出嚴重警告和抗議。
當天晚上我們心情沉重地連夜趕寫出了一份《向美軍戰俘管理當局的嚴重抗議與嚴正要求》，揭發控訴了叛徒們在美方指使縱容下屠殺愛國戰俘的極其卑鄙、殘忍的暴行。堅決要求嚴懲殺人兇手，保證不再發生類似慘案，否則美方必將受到全世界支持正義的人民的同聲譴責……
夜很深了，一直陪著我們的顧則聖和李喜爾從伙房端來熱氣騰騰的肉粥。老顧告訴我們：粥里那點肉是病號同志們硬要把我帶回來的罐頭打開放進去的。
７０聯隊難友奪權
～～～～～～～～
３月底，在７０聯隊（從“７２”調往海邊去做苦役的近千名“不穩分子”所組成），我們的同志計劃組織一次奪權鬥爭，以打破叛徒的殘酷統治，粉碎敵人愈演愈烈的強迫往難友身上刻字、強迫寫血書等政治陷害陰謀。
不幸，他們的計劃被叛徒告密，金甫、韓子建、姜瑞溥、續公度、陽文華等七人被美軍押回“７２”軍官隊，日夜加以殘酷折磨。
“７２”軍官大隊的帳篷正對著“７１”，當他們被押到鐵絲網邊的廁所解手時，被“７１”的同志認出。我們當即向新上任總管杜德將軍寫了抗議信，要求立即將他們送來“７１”。同時我們每天早午晚三次集中在操場上唱歌，以鼓舞他們堅持下去。
有一次，我一眼認出了被兩個狗腿子押著上廁所的姜瑞溥。他的腦袋腫得很大，我幾乎認不出他來了。我心痛極了，高聲地喊：“瑞溥，堅持下去，我們已向美軍指名要你們過來！”
瑞溥聽了一下子向鐵絲網邊衝過來，狗腿子們追上去，只兩腳就踹得他在地上打滾。我們大家一起猛喊：“不許打人！你們還是不是中國人？你們這些瘋狗，你們不得好死！”
一些狗腿子圍上來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話和我們對罵；另一些繼續踢打姜瑞溥。我的心被撕裂了，氣得我跑回屋裡蹲在地上抱著頭痛哭了一場。
１９８１年４月２７日，在北京，我和瑞溥在他那只有十平米的家裡聚會，紀念我們“蒙難三十周年”。我回憶起這段往事，他雙手扶著頭說：“你知道那時候我想什麼嗎？你越是喊我，我越難受。我真希望那鐵絲網上通得有電流，我好撞上去殺身成仁！”我們好久都說不出話來，後來我拿起杯子和他碰了杯，把杯中的苦酒一飲而盡……
反對血腥“甄別”
～～～～～～～～
４月６日下午，格林中尉忽然親自來找孫振冠。我問他有什麼急事？他說：“快叫你們孫少校到‘７２’去見聯軍司令部派來的貝爾上校，他將在那裡召集你們各中國戰俘營的代表，宣布有關你們遣返的重要公告。我負責保證孫少校安全返回‘７１’。”
當我也連珠炮似的把這幾個反問扔向幾個壞蛋時，他們面面相覷，臉色都變了。
布萊克說：“我需要的是事實而不是謊言！”
我譯道：“布茉克中尉要你們從實招來，否則將罪上加罪。”
見這幾個傢伙頑固地緘口不語，中尉搖了搖頭說：“張，請把他們的供詞用中英文記錄下來，讓他們簽字。”
我立即向郭乃堅要紙筆，他在給我紙筆時趁機緊握了一下我的手指，我見他淚光閃閃，我的眼圈也一下就紅了。我低著頭記錄完供詞，又將中英文各念了一遍。
中尉說：“告訴他們，現在改供詞還來得及。”
我便翻譯道：“你們聽著，中尉說了，現在如實招供還來得及，否則等著你們的將是判死刑！”那幾個走狗明顯地顫抖了一下，但互相看了一眼後又沉默地低下頭。
中尉見狀擺了擺手，我將供詞拍了一下說：“那就簽字吧！”那個三大隊警備隊長歪歪扭扭地簽了名。
在把我送回“７１”的路上，布萊克一直沉默著。我說：“中尉先生，我沒想到您的偵破技巧這麼高明！”
他說：“不，應該說殺人犯太愚蠢！”
“那麼，這個案子將怎麼處理？殺人犯是否會受到應有的懲處？”
他搖了搖頭說：“我的職權限於偵破、審訊、上報！”
臨下車，他取出兩個罐頭、一條香菸說：“按道理，我們應該按工時付給你美金，但拿它你無法使用，我替你買了這點東西。”
我望著他那雙漂亮的藍眼睛裡的誠摯神色，收下了這份“工資”。
回到“家”里，我把“工資”全部交給了老孫。領導上決定除了留下兩盒香菸給我們開夜車作獎勵之用外，罐頭分給病號，煙分給大家。
於是，過著菸癮、吐著煙圈的難友們說：“就盼著咱們的張翻譯給多掙點‘工資’回來！”
我詳細地向領導同志們匯報了在“８６”見到的慘況和偵破審訊的經過。領導同志們當時就一起交換了看法，大家認為根據《星條報》刊登的和談消息和我匯報的這個血案，敵人正在大做戰俘的文章，我們要提高警惕，做好應變的準備；同時要就這個慘案向美管理當局提出嚴重警告和抗議。
當天晚上我們心情沉重地連夜趕寫出了一份《向美軍戰俘管理當局的嚴重抗議與嚴正要求》，揭發控訴了叛徒們在美方指使縱容下屠殺愛國戰俘的極其卑鄙、殘忍的暴行。堅決要求嚴懲殺人兇手，保證不再發生類似慘案，否則美方必將受到全世界支持正義的人民的同聲譴責……
夜很深了，一直陪著我們的顧則聖和李喜爾從伙房端來熱氣騰騰的肉粥。老顧告訴我們：粥里那點肉是病號同志們硬要把我帶回來的罐頭打開放進去的。
７０聯隊難友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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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底，在７０聯隊（從“７２”調往海邊去做苦役的近千名“不穩分子”所組成），我們的同志計劃組織一次奪權鬥爭，以打破叛徒的殘酷統治，粉碎敵人愈演愈烈的強迫往難友身上刻字、強迫寫血書等政治陷害陰謀。
不幸，他們的計劃被叛徒告密，金甫、韓子建、姜瑞溥、續公度、陽文華等七人被美軍押回“７２”軍官隊，日夜加以殘酷折磨。
“７２”軍官大隊的帳篷正對著“７１”，當他們被押到鐵絲網邊的廁所解手時，被“７１”的同志認出。我們當即向新上任總管杜德將軍寫了抗議信，要求立即將他們送來“７１”。同時我們每天早午晚三次集中在操場上唱歌，以鼓舞他們堅持下去。
有一次，我一眼認出了被兩個狗腿子押著上廁所的姜瑞溥。他的腦袋腫得很大，我幾乎認不出他來了。我心痛極了，高聲地喊：“瑞溥，堅持下去，我們已向美軍指名要你們過來！”
瑞溥聽了一下子向鐵絲網邊衝過來，狗腿子們追上去，只兩腳就踹得他在地上打滾。我們大家一起猛喊：“不許打人！你們還是不是中國人？你們這些瘋狗，你們不得好死！”
一些狗腿子圍上來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話和我們對罵；另一些繼續踢打姜瑞溥。我的心被撕裂了，氣得我跑回屋裡蹲在地上抱著頭痛哭了一場。
１９８１年４月２７日，在北京，我和瑞溥在他那只有十平米的家裡聚會，紀念我們“蒙難三十周年”。我回憶起這段往事，他雙手扶著頭說：“你知道那時候我想什麼嗎？你越是喊我，我越難受。我真希望那鐵絲網上通得有電流，我好撞上去殺身成仁！”我們好久都說不出話來，後來我拿起杯子和他碰了杯，把杯中的苦酒一飲而盡……
反對血腥“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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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６日下午，格林中尉忽然親自來找孫振冠。我問他有什麼急事？他說：“快叫你們孫少校到‘７２’去見聯軍司令部派來的貝爾上校，他將在那裡召集你們各中國戰俘營的代表，宣布有關你們遣返的重要公告。我負責保證孫少校安全返回‘７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