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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彎著腰看桌上一個塑像。湊過去看，是他的半身像，雕塑家剛剛給他送來的。他端詳、審視他自己的雕像，神情有點興奮也有點赧然，問我：像嗎?
像與不像，牛漢先生已然是文學史上人物，出版史上人物，當代史上人物。
這個生命如此豐富、寬廣——他接受五四民主、科學精神滋養與啟迪，投身抗日鬥爭，親歷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國大典前夕，他奉命打掃天安門城樓，他站在天安門廣場親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卻沒料到，千年封建遺毒遠比天安門城樓要難清掃得多。他罹冤獄、熬過漫長的賤民生涯，因此更深刻了解中國國情、政治，更迫切、更積極地投入工作，直面歷史黑暗，不妥協、不通融、不含糊。他的骨頭是硬的。他的血是熱的。
三
他是著名詩人，任時間淘洗，中國詩歌史上也會留下他的詩篇。還有他的散文，他晚年的創製，絕不同於一般老文人因為精力不濟寫不動小說、詩歌才轉而散文。《滹沱河和我》、《童年牧歌》集中，幾乎篇篇是精品，美文。
他的散文情感深摯動人。那些鄉村人物——祖母，父親，母親，寶大娘，禿手伯，小栽根兒，王恆德……在他的描摹中各自生動、煥發著人性光芒。他的溫熱的筆觸，細緻地撫過故鄉的綿綿土、甜根苗、石頭、高粱、燈籠紅、棗，還有風箏，柳笛，海琴以及鐘聲……於是他的故鄉就詩意地棲居在他的散文中，被讀者細細閱讀、沉醉其中並勾起他們悠遠的鄉愁。他的散文將童年和故鄉點化成藝術境界，如同魯迅的紹興、郁達夫的江南、徐志摩的康橋、沈從文的湘西、豐子愷的緣緣堂那樣的。
牛漢散文寫鄉土、接地氣，卻不土氣，精神和語詞都是現代的、詩性的。他並不刻意追求所謂“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沒有士大夫氣，也沒有學究氣，卻明顯見出他具有世界文學的眼光和修養。
他小時喜歡用黏土捏塑人像、動物，發現一脈深紅色黏土，就帶著鎬頭去挖，裝了滿滿一籃子，“仿佛采了一籃子鮮活的泥土的花朵”——他散文的語言就是如此質樸優美，隨時令人驚艷!他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語言表達。這樣的作家通常被稱為“文體家”。被稱為“文體家”的作家不多，但我覺得他算得上一個。
牛漢的詩名太響，多少遮蔽了他的散文成就。須知牛漢是詩人，同時也是可以與現、當代那些著名散文家站在一個行列中的散文大家。不信你讀。
四
他的生命的光華閃耀在他的詩文里，也投射到編輯工作中。
1953年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深得馮雪峰社長器重。雪峰帶著他去文化部開會，周揚來了，雪峰就走，大衣都忘了拿。會後，周揚就故意大聲說：牛漢，別忘了把雪峰的大衣帶回去。
“文革”前，儘管意識形態領域越來越“左”，牛漢還是編出《艾青詩選》、《殷夫詩選》等書，《保衛延安》也是雪峰交給他擔任責編。而“文革”後，他辦了兩個著名期刊：《新文學史料》，《中國》(協助丁玲辦《中國》，任執行副主編)。
“文革”後在出版社他與聶紺弩比較親近，他稱呼他“老聶”，老聶則率意地稱他“牛兄”，“老牛”、“小牛”、“大牛”。老聶晚年對牛漢說：算一算，當年魯迅身邊的朋友，有多少成了“胡風分子”和“右派”!
辦《新文學史料》即是對歷史的探尋。《新文學史料》自1978年籌辦至今，從組稿編輯，到1983年至1997年任主編，1998年後擔任顧問，牛漢先生始終在這裡。經他組稿發表的作家回憶文章太多了，蕭軍、沈從文、葉聖陶、丁玲、施蟄存、趙家璧、卞之琳、周揚、夏衍、趙清閣……整個新文學史上的作家，那時健在的，幾乎都在刊物上發過文章，真是星光燦爛。胡風還沒有徹底平反，《新文學史料》就敢於發表他的帶有抗辯色彩的文章;正視歷史、追尋歷史真相，是這個刊物的宗旨;它不僅刊發左翼作家文章，也兼收並包刊登當時被認為是立場偏右的、甚至鴛鴦蝴蝶派作家的史料，沒有門戶之見，以開放的心態、開闊的視野，完整全面地展現中國五四以來新文學豐富多元的生態體系。正因如此，在改革開放之初，《新文學史料》為經過“文革”摧殘凋敝的中國文學溝通久已湮沒的新文學源流、為新時期文學的繁榮發展是盡了力、發揮了作用的。也因此，這本刊物至今仍是深受作家、讀者喜愛的名牌期刊。可以說，牛漢先生塑造了《新文學史料》的品質：深沉，質樸，大氣，敢於最大限度逼近歷史真實。
曾有幸跟隨牛漢先生到端木蕻良等作家的家裡組稿，看他彎下高大身軀，蹲在端木先生的身旁，說，寫寫回憶錄吧，寫寫蕭紅吧;也曾反覆琢磨過他寫給女作家趙清閣的約稿信，那麼懇摯，那麼得體，透著對她的了解，約稿也是一種藝術啊。近些年來我主持《新文學史料》工作，更是得到他指點和鼓勵，特別是他對於大是大非問題的毫不含糊的態度，他對於文學史上作家的臧否，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困惑時向他求教，軟弱時從他汲取一點力量。現在，大樹倒下了。我痛感失去庇護和依傍。
像與不像，牛漢先生已然是文學史上人物，出版史上人物，當代史上人物。
這個生命如此豐富、寬廣——他接受五四民主、科學精神滋養與啟迪，投身抗日鬥爭，親歷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國大典前夕，他奉命打掃天安門城樓，他站在天安門廣場親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卻沒料到，千年封建遺毒遠比天安門城樓要難清掃得多。他罹冤獄、熬過漫長的賤民生涯，因此更深刻了解中國國情、政治，更迫切、更積極地投入工作，直面歷史黑暗，不妥協、不通融、不含糊。他的骨頭是硬的。他的血是熱的。
三
他是著名詩人，任時間淘洗，中國詩歌史上也會留下他的詩篇。還有他的散文，他晚年的創製，絕不同於一般老文人因為精力不濟寫不動小說、詩歌才轉而散文。《滹沱河和我》、《童年牧歌》集中，幾乎篇篇是精品，美文。
他的散文情感深摯動人。那些鄉村人物——祖母，父親，母親，寶大娘，禿手伯，小栽根兒，王恆德……在他的描摹中各自生動、煥發著人性光芒。他的溫熱的筆觸，細緻地撫過故鄉的綿綿土、甜根苗、石頭、高粱、燈籠紅、棗，還有風箏，柳笛，海琴以及鐘聲……於是他的故鄉就詩意地棲居在他的散文中，被讀者細細閱讀、沉醉其中並勾起他們悠遠的鄉愁。他的散文將童年和故鄉點化成藝術境界，如同魯迅的紹興、郁達夫的江南、徐志摩的康橋、沈從文的湘西、豐子愷的緣緣堂那樣的。
牛漢散文寫鄉土、接地氣，卻不土氣，精神和語詞都是現代的、詩性的。他並不刻意追求所謂“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沒有士大夫氣，也沒有學究氣，卻明顯見出他具有世界文學的眼光和修養。
他小時喜歡用黏土捏塑人像、動物，發現一脈深紅色黏土，就帶著鎬頭去挖，裝了滿滿一籃子，“仿佛采了一籃子鮮活的泥土的花朵”——他散文的語言就是如此質樸優美，隨時令人驚艷!他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語言表達。這樣的作家通常被稱為“文體家”。被稱為“文體家”的作家不多，但我覺得他算得上一個。
牛漢的詩名太響，多少遮蔽了他的散文成就。須知牛漢是詩人，同時也是可以與現、當代那些著名散文家站在一個行列中的散文大家。不信你讀。
四
他的生命的光華閃耀在他的詩文里，也投射到編輯工作中。
1953年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深得馮雪峰社長器重。雪峰帶著他去文化部開會，周揚來了，雪峰就走，大衣都忘了拿。會後，周揚就故意大聲說：牛漢，別忘了把雪峰的大衣帶回去。
“文革”前，儘管意識形態領域越來越“左”，牛漢還是編出《艾青詩選》、《殷夫詩選》等書，《保衛延安》也是雪峰交給他擔任責編。而“文革”後，他辦了兩個著名期刊：《新文學史料》，《中國》(協助丁玲辦《中國》，任執行副主編)。
“文革”後在出版社他與聶紺弩比較親近，他稱呼他“老聶”，老聶則率意地稱他“牛兄”，“老牛”、“小牛”、“大牛”。老聶晚年對牛漢說：算一算，當年魯迅身邊的朋友，有多少成了“胡風分子”和“右派”!
辦《新文學史料》即是對歷史的探尋。《新文學史料》自1978年籌辦至今，從組稿編輯，到1983年至1997年任主編，1998年後擔任顧問，牛漢先生始終在這裡。經他組稿發表的作家回憶文章太多了，蕭軍、沈從文、葉聖陶、丁玲、施蟄存、趙家璧、卞之琳、周揚、夏衍、趙清閣……整個新文學史上的作家，那時健在的，幾乎都在刊物上發過文章，真是星光燦爛。胡風還沒有徹底平反，《新文學史料》就敢於發表他的帶有抗辯色彩的文章;正視歷史、追尋歷史真相，是這個刊物的宗旨;它不僅刊發左翼作家文章，也兼收並包刊登當時被認為是立場偏右的、甚至鴛鴦蝴蝶派作家的史料，沒有門戶之見，以開放的心態、開闊的視野，完整全面地展現中國五四以來新文學豐富多元的生態體系。正因如此，在改革開放之初，《新文學史料》為經過“文革”摧殘凋敝的中國文學溝通久已湮沒的新文學源流、為新時期文學的繁榮發展是盡了力、發揮了作用的。也因此，這本刊物至今仍是深受作家、讀者喜愛的名牌期刊。可以說，牛漢先生塑造了《新文學史料》的品質：深沉，質樸，大氣，敢於最大限度逼近歷史真實。
曾有幸跟隨牛漢先生到端木蕻良等作家的家裡組稿，看他彎下高大身軀，蹲在端木先生的身旁，說，寫寫回憶錄吧，寫寫蕭紅吧;也曾反覆琢磨過他寫給女作家趙清閣的約稿信，那麼懇摯，那麼得體，透著對她的了解，約稿也是一種藝術啊。近些年來我主持《新文學史料》工作，更是得到他指點和鼓勵，特別是他對於大是大非問題的毫不含糊的態度，他對於文學史上作家的臧否，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困惑時向他求教，軟弱時從他汲取一點力量。現在，大樹倒下了。我痛感失去庇護和依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