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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味的是，汪曾祺帶著“右派”帽子，下放農科所，精神上的壓力被他對技藝的熱愛所舒緩。在農科所，他學會料理葡萄等各類農活，還畫了一大本馬鈴薯圖譜。他覺得這一切是很好玩的。何以解憂?——勞動技藝。如果汪曾祺沒有受到高等教育，沒有當作家，他一定會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能工巧匠，不論他是做錫匠、車匠還是其他什麼行當。
60年代初，他重新提筆，寫了小說《羊舍一夕》、《看水》等篇，都屬謳歌社會主義新人之作。那時文藝界運動不斷，作家也不知怎麼寫好，一般都是跟政策、配合運動，因此文學作品一般都比較簡單化、概念化。汪曾祺這幾篇倒有意思，幾位新人新形象活脫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技術能手，或學做技術能手的有為青年——這又與他的老愛好聯繫上了。雖然那時早已公私合營、不再有他熟悉的個體作坊，但技藝常青!這幾篇小說，我們至今還可以饒有興味地閱讀，不能不說是與小說中頗有情趣地寫到各種鮮活生動的勞動場景有關。而且這樣寫，也巧妙避開了政治——反右，大躍進，大饑荒。他單寫一門心思學習勞動技藝的青年，單些他們勤奮工作，其他，一概不論。
“文革”時期，在京劇院搞樣板戲，即使在樣板戲“三突出”、“高大全”的清規戒律下，戴鐐銬跳舞，汪曾祺居然還寫出了阿慶嫂膾炙人口的唱段，至今傳唱：“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如果不是曾經坐慣了茶坊酒肆，有那樣的細緻的觀察與了解，寫得出嗎?
真的要感謝汪曾祺對技藝、對五行八作、能工巧匠的這份熱愛!
汪曾祺對於能工巧匠的虔誠禮讚，寫得最好的，是小說《雞鴨名家》。這個小說，他40年代做過一次，80年代又大大修改一番發表了。小說將兩位民間能人寫神了，神乎其技!那個平常高聲大嗓的“雞鴨名家”餘五，當孵化小雞小鴨時，話少了，說也是輕輕的，溫柔極了，尊貴極了，總像在諦聽什麼似的，他身體各部“全在一種沉湎，一種興奮，一種極度的敏感之中”;在“暗暗的，暖洋洋的，潮濡濡的，籠罩著一種曖昧、纏綿的含情懷春似的異樣感覺”的炕房裡，他精確地掌握小雞出炕的時機，無需用表，“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感覺判斷一切!”還有那個平日裡落魄的陸鴨，關鍵時刻，一根長篙在手便神乎其神地將四散藏匿的幾百隻鴨子召喚回來，韓信點兵似的，指揮一河鴨子快快樂樂、搖搖擺擺、迤迤邐邐如大軍前進，整齊有致。寫這兩個能人的小說，題目叫《雞鴨名家》，即便是雞鴨事，也是名家!小說在講述中時有類似走神的筆致——在閒閒絮絮講著公鴨母鴨灰頭綠頭時，一轉寫道：“沙灘上安靜極了，然而萬籟有聲，江流浩浩，飄忽著一種又積極又消極的神秘的嚮往，一種廣大而深微的呼籲，悠悠杳杳，悄愴感人。”
——這是什麼?是境界。汪曾祺以他的筆力將向來被賤視輕忽的百業千行中的能工巧匠提升到藝術境界。人民性、平民性在汪曾祺的小說里得到如此細緻深切的藝術表現。在帝王將相士大夫歸置的傳統之外，汪曾祺發現並藝術地揭示了這樣一個歷史真相：那些千百年傳承於民間、僅被少數文人惺惺相惜地記載為“庖丁解牛”、“琵琶行”、“核舟記”、“口技”之屬的技藝、智慧、生趣、情致，也是參與了我們文明締造、理應被珍視的另一脈傳統。
從這個角度看，幾百年後，汪曾祺小說不僅是出類拔萃的藝術神品，也是可以與《天工開物》、《考工記》同看的吧。
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以及蕭紅
關於東北遼闊的土地的歷史，東北地主發家史，讀端木蕻良小說可以獲得生動印象。東北地主是個什麼派頭?與南方地主絕對兩樣。東北地主擁有廣袤的土地，他們按“天”計算，一“天”等於十畝，動輒擁有上千“天”土地的地主不在少數，所謂“家稱萬貫，地上千天”。地主一家就是一個墾殖團，像美國西部大開發時期的開拓者，最初都是移民身份，要在新環境裡取得一定地位，要經過一番掙扎奮鬥。
端木老家在科爾沁旗，那裡原是清朝大官的封地。遊獵的民族對於土地的經營遠遠落後於漢人，也必須依賴漢人。他們並不從事土地生產活動，坐吃山空，最後不得不以典押、出賣土地為生。端木的先祖——太爺——是發家史上重要人物，他做官京丞，靠這個地位，也靠高明的兼併手段獲得大量土地，比如高價買進，低價出租——土地與佃戶自然流向他。如果碰上死活不賣地的領主，他就用包圍計，先將其周圍土地買下，這樣一來中間這塊地放水、施肥、運糧一切活動都要經過他的領地，要承他的同意——處處被轄制。而太爺表現得很寬大仁厚，並不刁難。但誰都明白這塊地已是太爺伸手可得之物。當時買賣土地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鄰地領主有優先購買權，只要這塊地出售，太爺就有優先購買的便利，他不買，別的買家才有機會。於是太爺家的地越來越多。他娶了當地最富人家的小姐，帶來豐厚嫁妝;他又將弟弟送到遠房宗室做兼祧，等那繼父繼母死了，就把弟弟和那一支的土地家業一併接回來了。最終，太爺擁有土地達到一兩千“天”。這時就提高地租，因為壟斷形成，再沒人與他競爭。於是，用東北話形容，他家“發財都發冒煙了”!
60年代初，他重新提筆，寫了小說《羊舍一夕》、《看水》等篇，都屬謳歌社會主義新人之作。那時文藝界運動不斷，作家也不知怎麼寫好，一般都是跟政策、配合運動，因此文學作品一般都比較簡單化、概念化。汪曾祺這幾篇倒有意思，幾位新人新形象活脫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技術能手，或學做技術能手的有為青年——這又與他的老愛好聯繫上了。雖然那時早已公私合營、不再有他熟悉的個體作坊，但技藝常青!這幾篇小說，我們至今還可以饒有興味地閱讀，不能不說是與小說中頗有情趣地寫到各種鮮活生動的勞動場景有關。而且這樣寫，也巧妙避開了政治——反右，大躍進，大饑荒。他單寫一門心思學習勞動技藝的青年，單些他們勤奮工作，其他，一概不論。
“文革”時期，在京劇院搞樣板戲，即使在樣板戲“三突出”、“高大全”的清規戒律下，戴鐐銬跳舞，汪曾祺居然還寫出了阿慶嫂膾炙人口的唱段，至今傳唱：“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如果不是曾經坐慣了茶坊酒肆，有那樣的細緻的觀察與了解，寫得出嗎?
真的要感謝汪曾祺對技藝、對五行八作、能工巧匠的這份熱愛!
汪曾祺對於能工巧匠的虔誠禮讚，寫得最好的，是小說《雞鴨名家》。這個小說，他40年代做過一次，80年代又大大修改一番發表了。小說將兩位民間能人寫神了，神乎其技!那個平常高聲大嗓的“雞鴨名家”餘五，當孵化小雞小鴨時，話少了，說也是輕輕的，溫柔極了，尊貴極了，總像在諦聽什麼似的，他身體各部“全在一種沉湎，一種興奮，一種極度的敏感之中”;在“暗暗的，暖洋洋的，潮濡濡的，籠罩著一種曖昧、纏綿的含情懷春似的異樣感覺”的炕房裡，他精確地掌握小雞出炕的時機，無需用表，“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感覺判斷一切!”還有那個平日裡落魄的陸鴨，關鍵時刻，一根長篙在手便神乎其神地將四散藏匿的幾百隻鴨子召喚回來，韓信點兵似的，指揮一河鴨子快快樂樂、搖搖擺擺、迤迤邐邐如大軍前進，整齊有致。寫這兩個能人的小說，題目叫《雞鴨名家》，即便是雞鴨事，也是名家!小說在講述中時有類似走神的筆致——在閒閒絮絮講著公鴨母鴨灰頭綠頭時，一轉寫道：“沙灘上安靜極了，然而萬籟有聲，江流浩浩，飄忽著一種又積極又消極的神秘的嚮往，一種廣大而深微的呼籲，悠悠杳杳，悄愴感人。”
——這是什麼?是境界。汪曾祺以他的筆力將向來被賤視輕忽的百業千行中的能工巧匠提升到藝術境界。人民性、平民性在汪曾祺的小說里得到如此細緻深切的藝術表現。在帝王將相士大夫歸置的傳統之外，汪曾祺發現並藝術地揭示了這樣一個歷史真相：那些千百年傳承於民間、僅被少數文人惺惺相惜地記載為“庖丁解牛”、“琵琶行”、“核舟記”、“口技”之屬的技藝、智慧、生趣、情致，也是參與了我們文明締造、理應被珍視的另一脈傳統。
從這個角度看，幾百年後，汪曾祺小說不僅是出類拔萃的藝術神品，也是可以與《天工開物》、《考工記》同看的吧。
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以及蕭紅
關於東北遼闊的土地的歷史，東北地主發家史，讀端木蕻良小說可以獲得生動印象。東北地主是個什麼派頭?與南方地主絕對兩樣。東北地主擁有廣袤的土地，他們按“天”計算，一“天”等於十畝，動輒擁有上千“天”土地的地主不在少數，所謂“家稱萬貫，地上千天”。地主一家就是一個墾殖團，像美國西部大開發時期的開拓者，最初都是移民身份，要在新環境裡取得一定地位，要經過一番掙扎奮鬥。
端木老家在科爾沁旗，那裡原是清朝大官的封地。遊獵的民族對於土地的經營遠遠落後於漢人，也必須依賴漢人。他們並不從事土地生產活動，坐吃山空，最後不得不以典押、出賣土地為生。端木的先祖——太爺——是發家史上重要人物，他做官京丞，靠這個地位，也靠高明的兼併手段獲得大量土地，比如高價買進，低價出租——土地與佃戶自然流向他。如果碰上死活不賣地的領主，他就用包圍計，先將其周圍土地買下，這樣一來中間這塊地放水、施肥、運糧一切活動都要經過他的領地，要承他的同意——處處被轄制。而太爺表現得很寬大仁厚，並不刁難。但誰都明白這塊地已是太爺伸手可得之物。當時買賣土地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鄰地領主有優先購買權，只要這塊地出售，太爺就有優先購買的便利，他不買，別的買家才有機會。於是太爺家的地越來越多。他娶了當地最富人家的小姐，帶來豐厚嫁妝;他又將弟弟送到遠房宗室做兼祧，等那繼父繼母死了，就把弟弟和那一支的土地家業一併接回來了。最終，太爺擁有土地達到一兩千“天”。這時就提高地租，因為壟斷形成，再沒人與他競爭。於是，用東北話形容，他家“發財都發冒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