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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漢年同志在執行黨的統戰政策時，只有團結而沒有鬥爭呢?不，不是的。對於極少數敵視共產黨、敵視人民政府的人物，對於那些投機倒把，抗拒加工定貨，甚至把假藥賣給人民志願軍後勤機關的壞蛋，漢年同志是堅決鬥爭以至繩之以法(如對王康年的處決)的。總而言之，漢年同志在上海，對民族資產階級，是正確地執行了黨的統戰政策的。
五
漢年同志被打成“內奸”，是1955年的事。在事前，我是一點也沒有覺察的。那年4月下旬我參加了訪蘇友好代表團到蘇聯訪問，5月中旬我們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回到北京。當火車進站的時候，突然聽到廣播說潘漢年是“內奸”。當時，我真不相信我的聽覺!難道這是真的嗎?難道這位為黨為革命出生入死，奮鬥數十年的老黨員，竟然是一個“內奸”嗎?象這樣一個了解地下組織情況的“內奸”，為什麼不在那時(特別是1946年的上海和1947至1949年的香港期間)把地下組織和黨的同志，出賣給敵人呢?這個疙瘩，多少年來，我是沒法解開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所謂“潘漢年案件”，做了認真的覆審，否定了原來認定潘漢年同志是“內奸”的結論。黨中央正式發出了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漢年同志，27年來，潑在你身上的血污，黨中央已經為你洗滌乾淨了。你為中國革命出生入死的業績，終於為黨和人民所肯定了。歷史是不會忘記你的。安息吧!漢年同志!
1982年12月31日在北京南沙溝宿舍
9.6 許滌新與潘漢年的交往
方卓芬
滌新和潘漢年相識是在1938年的武漢。以後在重慶、上海、香港，都有接觸。1949年，中央要在香港的潘漢年、夏衍、滌新一起到北京，商量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從此，他們相處的日子就更多了。
滌新對潘漢年十分敬仰。1982年，黨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之時，他懷著十分激動的心情，寫下了《戰士“覆盆”二十七載——一紀念潘漢年同志》一文，以飽蘸感情之筆，寫下了他們交往的全過程。滌新生前，曾多次向我稱頌潘漢年的才能、品德，講他看問題看得很遠，革命經驗豐富。1950年4月，中財委召開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討論解決當時的市場困難問題。當時滌新是上海市工商局長。潘漢年認為單單工商局長出席還不夠，建議工商界代表也參加。後來中央同意了這一意見，上海由副市長盛丕華參加。這個會既解決了工商界困難，又擴大了工商界統一戰線。滌新生前幾次回憶往事時，十分稱道潘漢年這一建議所起的作用。
還有一件事，也是滌新多次對我講的。那是1954年3月，中央決定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先對私營企業進行調查摸底，組織調查小組到工商業集中的上海進行調查。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統戰部、重工業部、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交通部、商業部等抽調200名幹部參加。滌新和沙千里分別擔任正、副組長。當時滌新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中財委成立第六辦公室時，他任主任。調查組到上海調查了四五個月。回到北京後，潘漢年曾給滌新打過長途電話，說：“我有個意見，是不是留幾家大廠，不要全部吃掉。無論從加工訂貨也好，對國際影響也好，留少數幾家很必要。”滌新當時很為難地回答道：“這是中央已經決定了的。”潘漢年說：“那你向中央反映反映。”回想起來，潘漢年的意見很有道理。此後在總結企業合營的經驗時，都感到我們搞企業合營走得太快了。潘漢年看問題很有遠見。滌新對潘漢年當時的提醒和建議，一直念念不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討論改革所有制結構、發展多種經營形式時，滌新還講到潘漢年的見解很有道理。
潘漢年關心朋友，關心同志。他對滌新的關心，我有切身體會。只舉1952年滌新煤氣中毒這件事。那是1952年的元旦，滌新因幾天來十分疲勞，午飯後準備洗個澡。天氣冷，他用木炭在浴室里生了個小爐子。誰知煤氣中毒，昏倒在浴室地上。當時，楊叔銘來找滌新談工作。我們在客廳等了一個多小時，不見他出來，敲門沒回聲。我們急了。連忙設法把門撬開，並立即聯繫送華東醫院。潘漢年知道後，十分焦急，急忙趕到我們住的宿舍來探望，問長問短，直到他知道滌新到醫院後已經清醒過來，才放心地回去。
滌新對潘漢年有深厚的感情。1988年2月8日，滌新因肺癌離開了人間。2月9日，我的次子和女婿去北京醫院收拾他的用品，從床頭櫃中撿出他寫過的幾頁紙，字跡歪歪斜斜，有一頁寫著：《憶漢年》。我們辨認了好久才看清楚。他寫道：“長期與魔鬼打交道，履如夷，志益堅，貢獻可以比金石，誰料含冤27年。1988年2月在北京醫院。”這是滌新懷念潘漢年的心聲。滌新在生命的最後的日子裡，還在追思長期受冤屈的潘漢年，對潘漢年的功績、貢獻，表達了他無比崇敬的心情。
(馬福龍、沈憶琴、李小蘇整理)
9.7 潘漢年和董慧
趙先
初識潘漢年，是在抗戰爆發前夕，當時他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在馮雪峰陪同下，他和劉曉來到我的家裡。他當時30多歲，已是久經戰鬥、革命經驗豐富的人了。他那時從延安回來還不久，風塵僕僕，紫紅色的臉，不象人們常說的“白面書生”的文化人，鼻樑上有幾點淺淺的天花痕跡，中等身材，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裝。潘、馮、劉和我愛人王堯山四人在我家相聚，主要是為商量工作的交接問題，哪些人和事由辦事處管，哪些應劃交上海地下黨管，還有從獄中釋放出來的同志，哪些可留在上海，哪些應介紹去延安或大後方等等。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個健談而活潑的人，沒有一般老資格黨員的那種嚴謹的神情。
五
漢年同志被打成“內奸”，是1955年的事。在事前，我是一點也沒有覺察的。那年4月下旬我參加了訪蘇友好代表團到蘇聯訪問，5月中旬我們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回到北京。當火車進站的時候，突然聽到廣播說潘漢年是“內奸”。當時，我真不相信我的聽覺!難道這是真的嗎?難道這位為黨為革命出生入死，奮鬥數十年的老黨員，竟然是一個“內奸”嗎?象這樣一個了解地下組織情況的“內奸”，為什麼不在那時(特別是1946年的上海和1947至1949年的香港期間)把地下組織和黨的同志，出賣給敵人呢?這個疙瘩，多少年來，我是沒法解開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所謂“潘漢年案件”，做了認真的覆審，否定了原來認定潘漢年同志是“內奸”的結論。黨中央正式發出了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漢年同志，27年來，潑在你身上的血污，黨中央已經為你洗滌乾淨了。你為中國革命出生入死的業績，終於為黨和人民所肯定了。歷史是不會忘記你的。安息吧!漢年同志!
1982年12月31日在北京南沙溝宿舍
9.6 許滌新與潘漢年的交往
方卓芬
滌新和潘漢年相識是在1938年的武漢。以後在重慶、上海、香港，都有接觸。1949年，中央要在香港的潘漢年、夏衍、滌新一起到北京，商量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從此，他們相處的日子就更多了。
滌新對潘漢年十分敬仰。1982年，黨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之時，他懷著十分激動的心情，寫下了《戰士“覆盆”二十七載——一紀念潘漢年同志》一文，以飽蘸感情之筆，寫下了他們交往的全過程。滌新生前，曾多次向我稱頌潘漢年的才能、品德，講他看問題看得很遠，革命經驗豐富。1950年4月，中財委召開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討論解決當時的市場困難問題。當時滌新是上海市工商局長。潘漢年認為單單工商局長出席還不夠，建議工商界代表也參加。後來中央同意了這一意見，上海由副市長盛丕華參加。這個會既解決了工商界困難，又擴大了工商界統一戰線。滌新生前幾次回憶往事時，十分稱道潘漢年這一建議所起的作用。
還有一件事，也是滌新多次對我講的。那是1954年3月，中央決定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先對私營企業進行調查摸底，組織調查小組到工商業集中的上海進行調查。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統戰部、重工業部、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交通部、商業部等抽調200名幹部參加。滌新和沙千里分別擔任正、副組長。當時滌新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中財委成立第六辦公室時，他任主任。調查組到上海調查了四五個月。回到北京後，潘漢年曾給滌新打過長途電話，說：“我有個意見，是不是留幾家大廠，不要全部吃掉。無論從加工訂貨也好，對國際影響也好，留少數幾家很必要。”滌新當時很為難地回答道：“這是中央已經決定了的。”潘漢年說：“那你向中央反映反映。”回想起來，潘漢年的意見很有道理。此後在總結企業合營的經驗時，都感到我們搞企業合營走得太快了。潘漢年看問題很有遠見。滌新對潘漢年當時的提醒和建議，一直念念不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討論改革所有制結構、發展多種經營形式時，滌新還講到潘漢年的見解很有道理。
潘漢年關心朋友，關心同志。他對滌新的關心，我有切身體會。只舉1952年滌新煤氣中毒這件事。那是1952年的元旦，滌新因幾天來十分疲勞，午飯後準備洗個澡。天氣冷，他用木炭在浴室里生了個小爐子。誰知煤氣中毒，昏倒在浴室地上。當時，楊叔銘來找滌新談工作。我們在客廳等了一個多小時，不見他出來，敲門沒回聲。我們急了。連忙設法把門撬開，並立即聯繫送華東醫院。潘漢年知道後，十分焦急，急忙趕到我們住的宿舍來探望，問長問短，直到他知道滌新到醫院後已經清醒過來，才放心地回去。
滌新對潘漢年有深厚的感情。1988年2月8日，滌新因肺癌離開了人間。2月9日，我的次子和女婿去北京醫院收拾他的用品，從床頭櫃中撿出他寫過的幾頁紙，字跡歪歪斜斜，有一頁寫著：《憶漢年》。我們辨認了好久才看清楚。他寫道：“長期與魔鬼打交道，履如夷，志益堅，貢獻可以比金石，誰料含冤27年。1988年2月在北京醫院。”這是滌新懷念潘漢年的心聲。滌新在生命的最後的日子裡，還在追思長期受冤屈的潘漢年，對潘漢年的功績、貢獻，表達了他無比崇敬的心情。
(馬福龍、沈憶琴、李小蘇整理)
9.7 潘漢年和董慧
趙先
初識潘漢年，是在抗戰爆發前夕，當時他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在馮雪峰陪同下，他和劉曉來到我的家裡。他當時30多歲，已是久經戰鬥、革命經驗豐富的人了。他那時從延安回來還不久，風塵僕僕，紫紅色的臉，不象人們常說的“白面書生”的文化人，鼻樑上有幾點淺淺的天花痕跡，中等身材，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裝。潘、馮、劉和我愛人王堯山四人在我家相聚，主要是為商量工作的交接問題，哪些人和事由辦事處管，哪些應劃交上海地下黨管，還有從獄中釋放出來的同志，哪些可留在上海，哪些應介紹去延安或大後方等等。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個健談而活潑的人，沒有一般老資格黨員的那種嚴謹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