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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入上海之後，漢年同志是市委常委兼副市長。不久，提為第三書記。陳總事情很多，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漢年抓的。我的工作，在剛剛解放的幾個月，重點是幫助曾山同志搞接管，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工作重點就在上海了。我那時是上海市委委員，並先後擔任市委統戰部、市府工商局、上海市財委和市府秘書長等職務，而這些工作都是由漢年同志把關的。從1949年5月下旬到1952年秋我調離上海的3年4個月間，因為工作關係，同漢年幾乎天天見面。在這期間，漢年有幾件事，是使我不能忘懷的。
進入上海之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是一個重要問題。有些同志怕受資產階級影響而不敢同他們來往。陳總在這方面是胸有成竹、高瞻遠矚的。解放後一個星期，他叫我出面，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在中國銀行的四樓會議室開會。他同漢年都做了長篇發言，用愛國主義去教育出席會議的人們。從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去啟發他們。當時出席的人物中有一部分人，沒有見到共產黨，是抱著一種恐懼的心理來開會的，聽到這些入情入理的報告之後，情緒逐步穩定了。一些在香港觀望的人物，也逐漸回來了。劉鴻生老先生就是在這個時候從香港回來的。鴻老一回到上海，漢年就同他進行了親切的談話。六七月間，幾位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要求我邀請陳總和市政府幾位負責人吃飯。有幾位同志主張不去，理由是吃資本家的飯，怕在政治上劃不清界限，犯政治錯誤。陳總笑著說：“你們不怕帝國主義，不怕國民黨蔣介石，卻伯起民族資產階級來了，真是怪事!”漢年支持了陳總的意見。吃那餐飯，我也參加了。實際上，那是在做政治工作。我那時已經參加了統戰部和工商局的工作。漢年經常對我說：“要同資本家搞好統戰工作，首先是要同他們接觸，是要同他們交朋友，是要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正確的和錯誤的。如果彼此隔得遠遠，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統戰工作從何做起呢?當然，政治立場是要站得穩的。”我在上海搞了三年多的工商統戰工作，是得到陳總的親切領導，也得到漢年同志的有力支持的。
上海同其他城市一樣，在打擊了投機倒把，在財政經濟實現了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之後，物價穩定下來了。國民黨反動政權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和虛假購買力，也驟然消失了。為了解決當時的市場困難，中央財委在1950年4月間召開7大城市的工商局長會議。上海市委接到中財委的電報時，進行了討論，漢年同志提出一個意見，認為單單工商局長出席還不夠，要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參加才好，因為他們對市場困難的情況，會比我們的幹部更加了解，這樣，他提出要副市長盛丕華老先生也出席。陳總和劉曉同志都同意這一意見，並向中財委提出這個建議。陳雲同志批准這個意見。這麼一來，天津的副市長周叔弢老先生也參加了，連在北京的陳叔通和黃炎培等與工商界有密切聯繫的人士，也參加了。那次會議，不僅因為擴大了加工定貨而解決了工商界的困難，而且成為我們黨團結守法工商業者，擴大對工商界統一戰線的會議。這一點漢年同志是有貢獻的。
上海同全國其他城市一樣，在1952年進行了“五反”鬥爭。陳毅同志在市委的會議上提出“兩路分兵”的主張，那就是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資本家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中，進行交代，互相揭發，而工人群眾則在廠里背靠背地對資本家進行揭發。至於其餘的資本家則在工廠商店中，由工人群眾面對面地進行揭發。中央批准了陳毅同志的這一主張。集中在上海市政協的具有代表性的資本家，共303戶，大中小資本家都有，而以大資本家為主。這個戰場是由陳毅同志親自指揮的。他指定漢年和我參加這一工作。漢年幫助陳總掌握形勢，而具體工作則由我出面，陳總交給我們的方針是：“對資本家的五毒問題，馬馬虎虎是不行的，必須清查清楚。但是，決不能不擇手段，亂干一通，這就要切切實實掌握黨的政策。在這三百多個資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殺，那就證明我們的工作失敗。”漢年對這個問題體會得很深，他說：“這三百多個具有代表性的資本家，集中到市政協來交代，結果如何，就要看我們能否把鬥爭與團結結合起來。”我在現場工作，漢年每天總是來電話詢查情況。在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有兩個資本家的神色很不正常，甚至全身在發抖。有的同志說，他們可能是害了病。我不放心，打電話給漢年，他在電話中告訴我，這兩個人的發抖決不是傷風感冒，而是政治病，要好好抓住這個問題。事實證明，經過開導之後，他們鬆了一口氣，把口袋裡準備自殺的安眠藥交出來了。我們把此事向陳總匯報，陳總說：“還要提防第三個準備自殺的人出現，關鍵就是貫徹黨的統戰政策。”運動進入後期的時候，如何執行黨中央關於處理五類工商戶的原則的問題，有幾位同志認為應以“退賠”數字做標準。陳總批評了這種意見，認為這種看法並不符合黨的政策;資本大，加工定貨的數量大，“退賠”的數字自然大，這個退賠數字必須同加工訂貨的數量去聯繫，還要看他們對運動的態度，否則，這303戶中的大多數人，都要成為完全違法戶和基本違法戶了。漢年同志在這問題上是明確地堅決地支持陳總的意見的。這樣，303戶中有幾個“退賠”超過1000萬甚至4000、5000萬元的資本家，定為基本守法戶。當漢年同志代表市政府在會議上宣布這幾個大資本家是基本守法戶的時候，他們在驚愕中高興得要發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