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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挺按照潘漢年傳達的團結抗日的政策精神，訪問了在蘇州、嘉興、常熟、江陰一帶建設防禦工程的國民黨部隊中的老朋友，還同中共華南工委書記宣俠父赴廣西蒼梧，向李濟深等反蔣人士轉達了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7年初，葉挺在澳門會見了張雲逸，表示擁護黨爭取國共合作抗日的政策，願為抗日救國貢獻力量。春節後，他帶了全家從澳門遷到上海，住在靜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裡。
這時，潘漢年已從陝北保安返滬，受命擔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並被正式任命為中共代表負責同國民黨談判。盧溝橋事變後，擔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當天，周恩來等赴廬山同蔣介石談判路經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橋堍新亞大酒店。當潘漢年告訴他葉挺現在上海的時候，他請潘漢年安排與葉挺見了面。他們自從1928年柏林分手後，已有近十年沒有見面，在這國難當頭之際在上海相逢，要說的話何止千言萬語。周恩來希望葉挺能夠參加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工作，並且示意他同陳誠、張發奎等人接觸，在適當的時候可以表示自己願意領導這支部隊抗日，並通過他們爭取得到蔣介石的首肯。
葉挺很快找到了正在上海的國民政府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向這位當年保定軍校的校友提出希望參加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的工作，並建議這支將要編成的部隊的番號叫做“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表示繼承北伐時期“老四軍”的優良傳統。陳誠對此表示贊同，並向蔣介石進言。蔣介石几經考慮，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一個軍的方案。他認為葉挺不是共產黨員，是一個合適的人選。9月28日，在沒有徵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況下，便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通報宣布“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
遠在陝北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此時尚不知此事。潘漢年得悉後，即於10月5日發出致毛澤東、洛甫(張聞天)的電報：“南京軍委已委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任務為改編與指揮閩贛邊游擊部隊，但葉在南京與劍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後結論，急待我方答覆，我們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請示。小開五日”“小開”是潘漢年使用最多的一個化名。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在接到潘漢年的電報後，經過研究復電潘漢年，明確表示在下列條件下完全同意葉挺指揮閩粵邊張鼎丞、何鳴兩部，即葉挺和國民黨同意：(一)何鳴部人槍全數交還，並公開聲明錯誤。(二)國民黨不干涉一切內部人事。(三)該兩部在閩粵邊原地，為保衛地方反對日寇進攻而作戰，不移往他處。其他地區游擊隊，候國民黨交還何鳴部人槍並公開認錯之後，再行商量條件。
毛澤東還致電博古、葉劍英詢問葉挺是否願意完全受共產黨領導而不受國民黨干涉，是否來延安一次面商等問題。當博古、葉劍英向葉挺轉達了毛澤東等人的意思後，葉挺明確表示完全接受黨的領導，並經何應欽同意前往延安。
10月下旬，葉挺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誠歡迎與親自接待。毛澤東高度評價了葉挺將軍在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中建立的歷史功績，熱烈歡迎葉挺願意與我黨合作共同抗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在抗大禮堂召開的歡迎大會，並致詞說：“我們今天為什麼歡迎葉挺將軍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代的北伐名將，因為他願意擔任我們的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葉挺在會上說：“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跟了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
經過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人的艱難交涉，組建新四軍有關的編制、經費、幹部任命等問題陸續得以解決。葉挺軍長更以其特殊身份發揮了特殊的作用。1938年1月8日，中共方面提出的要求，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的名義“核定”了下來，批准新四軍編為第一、二、三、四共四個游擊支隊，陳毅、張鼎丞、張雲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隊司令。此後，又委任了項英任副軍長、張雲逸任參謀長、周子昆任副參謀長等。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辦公。2月11日凌晨，葉誕軍長一行到達南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閩、浙、粵、贛、湘、鄂、豫、皖八省紅軍游擊隊，終於匯成了一支抗日的鐵流，在大江南北向敵人的後方挺進，像一把鋼刀插在敵人的胸膛，同日偽軍展開了殊死的搏鬥。
潘漢年和葉挺在新四軍初創時期所作的貢獻，將永遠載入史冊。
8.5 潘漢年和劉曉在抗戰期間的親密合作
沈憶琴
“送君西去訴離愁，長渡鄱陽作楚游。大別山中堪暫住，會師江左待經秋。”這是1943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曉奉命離開淮南根據地去新四軍五師接受新任務前夕，華中局情報部部長潘漢年寫的一首送行詩。依依惜別，期盼勝利重逢的戰友之情，躍然紙上。潘漢年和劉曉，早在30年代的中共江蘇省委和蘇區，就曾並肩戰鬥過。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又在上海地下鬥爭中重逢了。潘是中共上海情報戰線的領導人，劉是上海地方黨委的領導人。嚴酷艱辛的地下鬥爭，鑄就了兩人之間生死與共的戰鬥情誼。他們相互支援，密切配合，機智勇敢地周旋於日、汪、蔣勢力之間，為在上海堅持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擴大黨的全面抗戰主張的政治影響，發展黨和愛國進步的力量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