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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傳的領導。解放後不久，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宣傳方面階級鬥爭的弦便逐步繃緊。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以及對《我們夫婦之間》的批評，都使夏衍這個宣傳部長難辭其咎。夏衍的老戰友，直接主管電影的於伶所受壓力更大。夏、於兩位不得不在各種會議上做口頭檢討和在報刊上公開自我批判。潘漢年自己雖然也並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為朋友和作為上級領導人，還是儘可能地給夏衍和於伶以真誠的寬慰與鼓勵。
無獨有偶。幾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傳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謂的問題受到批判的同時，潘漢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門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謂的問題。雖然他不是直接責任者，但上海和北京的有關主管單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戰友揚帆作為直接責任者已經作了多次檢討後仍不能過關。對此，潘漢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壓力和憂慮。
但是不論發生了什麼事，出現了怎樣的情況，夏衍和潘漢年之間的友誼仍然牢不可破。他們之間的交往頻繁依舊。周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們促膝談心，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們的艱巨努力與心血。他們同時也為工作中的某些失誤而不安。自然，也為他們自己還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謂問題而困惑。他們在思想上經常互勉互勵，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無所不談。夏衍有什麼心事，或是遇上了什麼難題，往往要首先徵求潘漢年的意見。潘漢年有什麼心事，或是遇到了什麼難題，也常常要求助於夏衍的理解與幫助。例如，有一段時間，中央考慮要調動潘漢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時便到李克農那裡去打聽有關的消息，並及時寫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漢年。又如，潘漢年夫婦一直沒有孩子，他們想收養一個孩子，便和夏衍商談。1955年3月31日，潘漢年在北京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期間，因為自己的一個歷史情況沒有及時向中央報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時，就主動去找夏衍談心，傾訴自己內心的壓抑與苦惱。這些都體現了他們之間的不尋常的深厚友情。
在歷史的大災難中，保持始終不渝的忠誠友情
疾風知勁草，烈火見真金。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交往，在勝利和成功的時候顯得很和諧親密，這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遇到嚴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時，那情形就大不一樣了。避之惟恐不及忙著劃清界線者有之，反戈一擊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漢年之間的情誼卻是經受了嚴峻的考驗而始終不渝、忠貞不貳的，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飯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對這位突然失蹤的戰友至為關切，到處打電話打聽下落。直到上級領導出面通報情況為止。
日益猖獗的極左思潮，很快就給潘漢年案件定性。潘漢年這位革命老戰士被強加上了“內奸”、“反革命”罪名。並且按照統一部署，在黨內外發動了一個揭發批判的熱潮。上海更是重點，在潘被捕後的幾個月內，各種所謂檢舉、揭發和交代的材料數以百計地轉到了專案機構。但這裡面竟沒有見到過去和潘漢年的關係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寫的揭發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機關將潘漢年判處15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隨即又採取假釋措施，將潘漢年夫婦從秦城監獄轉到團河農場監管改造。按當時的某種寬鬆政策，潘漢年夫婦被允許有一定範圍的自由，包括進城購物和探訪親友的自由。潘漢年深知自己的身份特殊，只想利用進城購書購物的自由，而不準備使用探訪親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個階級鬥爭已經“天天講”的年月里，再給別人帶來政治上的麻煩。可是有一天，潘漢年夫婦在東安市場書店裡，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這位俠肝義膽的唐瑜堅持要求下，潘氏夫婦到了唐家作客，並又在唐家巧遇老朋友孫師毅。劫後餘生，依然能夠受到老朋友的歡迎和善待，對潘氏夫婦而言，自然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此後的兩三年間，潘漢年夫婦每隔一段時間就到唐瑜和孫師毅家作客小敘。但當唐瑜問及可否將潘的近況告知老朋友夏衍、胡愈之時，潘漢年堅持沒有同意。潘漢年對唐瑜說，夏衍、胡愈之都是高級幹部，不同於普通平頭百姓。和他們往來對他們實多有不便，自己既已不幸，又何苦給朋友添麻煩呢?這樣，從1963年夏到1967年春這三年多時間裡，潘漢年始終沒有利用給予他的訪友自由去見夏衍一面。雖然他在內心深處是多麼希望能象過去那樣和夏衍這位摯友一敘衷腸啊!
“文化大革命”風暴掀起後，夏衍也遭遇了幾乎同潘漢年一樣的惡運。“搞修正主義”、“三十年代文藝黑線代表人物”、“圍攻魯迅”等一系列罪名都加到了這位革命文藝老戰士的頭上，身陷囹圄，慘遭批鬥，所受迫害的程度比之潘漢年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潘漢年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又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使下，被重新收監審查，也同樣受到了“文革”期間那種對“政治犯”所特有的非人待遇。但他畢竟已是一隻所謂的“死老虎”。他的那些所謂歷史問題已經折騰了十多年，無論專案人員的政治嗅覺有多麼靈敏，再也翻不出什麼新花樣了。然而潘漢年從20年代中期就參加革命參加黨，又在好幾條戰線上奮鬥過，經歷過大量的歷史事件和接觸過大量的重要歷史人物。於是，找他外調和要他寫揭發某人某事材料的專案人員便絡繹不絕，訪問、審問、追逼，一心想要從潘漢年這裡得到他們所想要得到的材料。其中，夏衍專案組的人員當然更清楚潘漢年和夏衍之間的長期交往，過從甚密的歷史。他們幾次以中央專案辦的名義提審潘漢年，要潘交代和揭發夏衍的“罪行”。潘漢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憶他和夏衍的交往經過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況。為了應付專案人員的外調與追逼，潘漢年用了一整段時間寫了一份長達數萬字的關於夏衍情況的材料。由於這份材料的重要，有關部門還特地列印出來歸檔長期保存。20年之後，筆者讀到這份材料時，深感這份材料是能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除了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沒有的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習慣用語外，就事實本身而言，可以說是沒有任何虛構杜撰以及捕風捉影、蓄意誇大成分的。這既反映了潘漢年的政治品質，又反映了他對老戰友夏衍的一片真誠負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