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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形勢迅猛發展，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蔣介石政權覆亡。北平和平解放後，1949年5月初，潘漢年奉調到北平，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分別接見。隨即南下經丹陽於26日進入上海。27日，蘇州河邊的槍聲完全停息，上海解放了。當天，受命任副市長的潘漢年和陳毅市長一起到宋慶齡寓所(淮海中路1843號)拜會她，向她致以親切的慰問並徵詢她對接管上海的意見。作為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曾多次看望宋慶齡，並經常關心她的生活，宋慶齡為此曾親筆寫信給潘漢年表示謝意。
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慶齡，在從事國務活動的同時，始終特別關懷婦幼保健衛生和兒童文化教育工作。她認為，這是為祖國締造未來的重要工作，應當更好地開展起來。1950年5月29日，宋慶齡致函陳毅市長、潘漢年副市長，並附去25日給周恩來總理的信以及她所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它的前身是保衛中國同盟)工作計劃、預算草案等抄件。信中說：“我建議他(周總理)通知你們關於接受我們的計劃和預算一事，以便你們提供必要的經費，為我們開展工作之需。……中國福利基金會一直為上海和全國人民服務，將來，我們將更全心全意地做好這項服務工作。”宋慶齡還親自提名潘漢年擔任中國福利會首屆執行委員會委員，潘漢年欣然表示同意。7月25日晚，宋慶齡在她的寓所(淮海中路1843號)主持召開了中國福利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潘漢年出席會議，參與討論《中國福利會章程(草案)》。1954年5月30日，潘漢年還和譚震林、陳丕顯等一起到少年宮參加少年兒童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聯歡晚會，和孩子們一起度過了難忘的歡樂的夜晚。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開會期間突然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從此，宋慶齡就再沒有見到過這位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曾和她多次交往、給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共代表和新上海的副市長了。1981年5月29日，88歲高齡的宋慶齡國家名譽主席在北京病逝。她在臨終前並不知道潘漢年已於1977年4月14日逝世於長沙。
8.3 夏衍與潘漢年的摯友情①
①本文原載《炎黃春秋》1995年第6期。收入本書時略作刪改。
尹騏
文壇巨子、革命前輩、與世紀同齡的夏衍同志不幸逝世了，他正在寫著的第二部《回憶錄》，其中包括有最精彩內容的他與潘漢年的交往……未能寫出就離我們而去了，這真是一大憾事。
筆者曾經接觸到有關夏衍與潘漢年交往的若干資料，並為他們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戰友深情所感動。我想把它們記述下來，雖然無法和當事人的直接回憶相比，但也可以窺見其中若干精彩的歷史風貌。
20年代末，在左翼文學戰線上共商團結大計
夏衍和潘漢年相識，是在他從日本回國後，到創造社出版部給《洪水》編輯部送稿，潘漢年當年在《洪水》當編輯。不過，這只是匆匆的一次會晤而已。還算不上真正相識。
夏衍與潘漢年真正相識是在1929年的秋天，即左聯開始籌備的前夕。這時，夏衍從日本回國已經兩年多。他是在血雨腥風的“四一二”大屠殺之後不久回國，並且毅然決然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行列。入黨後，夏衍以主要精力從事革命活動，同時也開始了以翻譯為主的著述生涯。到1928年冬，他就已經成為上海中國著作者協會的成員，並當選為執委，已經是一位知名的文學翻譯家。潘漢年入黨的時間比夏衍只旱半年多一點。但他經過北伐戰鬥的洗禮和大革命失敗後的嚴峻考驗，這時已經從一個普通青年作家成長為一個相當成熟的革命戰士，並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所屬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夏衍在會見潘漢年之前，已經聽了洪靈菲傳達的中央精神，應解決左翼文學運動內部的紛爭，停止由創造社、太陽社挑起的和魯迅、茅盾之間有關革命文學問題的論戰，聯合起來，共同建立一個左翼作家聯盟組織。潘漢年作為文委書記，原先也是創造社成員，責無旁貸地擔負起了消除隔閡籌組左聯的重任。他一面拜訪魯迅，虛心聽取魯迅的意見廣面在他主編的《現代小說》上著文，帶頭作自我批評，以消除歧見，促進團結。與此同時，他約見夏衍談話，要求夏衍和馮雪峰、柔石等黨員作家在消除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之間的隔閡方面多做工作，讓這位從未寫過文章捲入爭論的黨員作家充分發揮溝通對立雙方促進團結的作用。
潘漢年約見夏衍的這次談話，成了他們正式交往的開始，也成了他們後來建立深厚革命友情的起點。當時，29歲的夏衍雖然在學歷和社會經驗方面都勝於23歲的潘漢年，但因潘漢年是代表中央文委的上級領導，夏衍對潘的談話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並且立即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積極推動左聯籌備工作的進程。
數月之後，在潘漢年、夏衍和其他許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左翼文化戰線終於出現了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的大好局面，組成了以魯迅為旗幟，以共產黨人為核心的左翼作家聯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分支機構。正是在左翼文化戰線上共謀團結大計這一歷史性的活動中，夏衍和潘漢年之間不斷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夏衍看到了潘漢年的朝氣蓬勃、精明干煉和勇於負責的革命精神;潘漢年則看到夏衍的忠厚沉穩、博學多才和獻身革命的寶貴品格。這兩位文化名人和革命戰士之間的戰鬥情誼便由此而建立、發展，並且不斷地鞏固和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