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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說潘漢年“供給情報”引起“二六轟炸”，完全不確。現已查明，1950年“二六”轟炸前，被上海市公安局破獲的國民黨軍統特務羅炳乾的潛伏電台(羅已被鎮壓)，向台灣提供了大量情報和轟炸目標，這和潘漢年毫無關係。對我國實施封鎖轟炸，是當時美蔣的政策。況且當時國民黨從上海敗退不久，對上海原來的工業布局，包括上海電力公司、楊樹浦發電廠等的所在地一清二楚，不需要提供什麼情報。斷言“二六”轟炸是由潘漢年“提供情報”所引起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中向全黨鄭重宣布：“原《判決書》認定潘漢年是內好的那些罪名，經過複查都不能成立。”聯繫潘漢年為黨作出的重大貢獻以及歷史上一貫表現來看，“潘漢年是一貫忠於革命的好同志，而決不是長期暗藏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機關內部的內奸分子”。“把潘漢年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這是建國以來的一大錯案，應予徹底糾正。”
株連種種
潘漢年冤案發生後，在他長期工作過的上海，受到株連的人員面廣量大，又形成了一連串的冤假錯案。據中共上海市委潘案落實政策清理小組1982年的材料：從各單位上報數字來看，全市1955年起因潘案株連而被逮捕的有800多人。受到其他處理的有100多人。這900多人中，在市級黨政部門工作的幹部有170人，其中中共黨員91人。
還有一些名義上未因潘案立案，實際上卻因潘漢年被錯誤定性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領導幹部和知名人士，並未算入上述900多人內。所以在上海實際受株連的約有1000人以上。
這些株連對象，大致屬於幾種情況：
一、是解放前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從事地下隱蔽鬥爭的革命幹部。解放後，大都是公安、情報、統戰等部門的骨幹。1955年四五月間在“潘揚案件”立案後，中央公安部直接逮捕的上海的幹部除潘漢年、揚帆外，還有劉人壽、董慧、譚崇安、袁錕田、王征明、田雲樵、錢明、李滌非、蔡秉賢、汪錦元、孟述先、周之友等19人。他們被關押從2年到20年不等，大多被作為“反革命犯”判處徒刑，主要“罪名”，無非是長期在潘、揚領導下參加隱蔽戰線的工作。潘、揚既是“反革命”，他們“理所當然”地成了“反革命分子”。
他們中很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連累了第二代也背上黑鍋，工作、參軍、入黨、提拔，處處受限制。例如蔡秉賢同志，是1940年的中共地下黨員，1942年奉命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工作很有成績，曾受到中共中央主管部門的表揚。上海解放後，上海市公安局曾根據他提供的線索，破獲過幾起潛伏敵特的重要案件。潘案發生，蔡鋃鐺入獄時正年輕力壯，等到80年代平反出獄，已經步入老年。又如周之友(又名幼海)，是漢奸周佛海之子，受進步友人的影響，在學生時代就傾向革命。抗戰勝利後，上海地下黨的策反組織和他建立了聯繫，他參加了地下鬥爭。1946年由揚帆、何榮介紹入黨，成為華中分局情報部的特別黨員，在上海參加情報策反工作。上海解放後，被分配在市公安局任副科長。潘、揚冤案發生，他被株連入獄。出獄時已是半身不遂的老人。
潘漢年的夫人董慧的遭遇也很悲慘。她出生在香港，父親是道亨銀行的經理，曾任香港商會會長。董慧在北平求學時經受了“一二九”運動的洗禮，1937年18歲時懷著抗日救國的滿腔熱情奔赴延安進了“抗大”。1938年1月在延安加入共產黨。丑939年由中央社會部派遣在潘漢年領導下到敵占區工作。她以道事銀行的職員身份為掩護，通過她的社會聯繫，為潘漢年系統掌管經費，做交通、聯絡的掩護工作。抗戰初期，她還曾動員父親捐了一筆巨款給八路軍。上海解放以後，她擔任市委統戰部的科長、副處長。1955年5月被捕受審，雖然夫妻兩人關在同一座秦城監獄，卻互不知下落。1962年，公安部給予她所謂“參與內奸活動，盜竊國家資財，但不追究刑事責任，寬大釋放”的結論。1963年潘漢年假釋出獄，夫妻才得相聚。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兩人被再次收監，使董慧精神上受到極大刺激，疾病加重，在獄中又遭骨折，一時生活都無法自理。1975年原中央專案三辦宣布對董“維持原結論”，讓她隨潘漢年安置在湖南洣江茶場。她的處境引起在港親屬的憂慮。1976年，董的弟弟曾從香港到長沙要求探望潘、董，未獲同意，但轉交了他給董慧帶來的輪椅。潘漢年逝世後，1978年其弟又來探望，提出要將董慧接去治病，但那時董慧正陷入失去潘漢年的巨大悲痛中，她守著潘漢年洣江茶場的舊居，期待著平反昭雪的一天。後來，董弟又致信國務院負責人，要求讓董遷居到廣州，以便就近照顧。這封信還未有下文，董慧已含冤離世，終年61歲。董慧蒙冤20多年來，組織上從來沒有宣布開除她的黨籍，只說“停止”她的黨籍。直到她臨終，還背著“參與內奸活動”的罪名。1979年初平反決定到達時，她已去世。1980年董弟致信湖南省公安廳，要求將潘、董骨灰合葬一處，經請示未得同意。1982年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後，忠貞善良的共產黨員董慧的骨灰，才和潘漢年的骨灰一起被移送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