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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說，檢查者在檢查過程中發現並提出上述問題，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對於上述問題，上海市公安局的有關領導人曾經在會上會下作過多次說明，既有誠心誠意的檢討，也有實事求是的辯解。他們承認在利用“特情”人員的工作中確有某些控制不力，乃至麻痹疏忽的缺點和失誤，但在原則上，在指導思想上，他們是清醒的。在建立那個“情報委員會”時，曾明確規定過一條原則，即委員會的工作是“只能動口，不能動手”，就是說“特情”人員主要是提供情況，提出建議，並不直接參與偵查、捕人、審訊等實際行動。當然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也確實出現過個別“內外不分”的情況，這是他們掌握不嚴的失誤。關於將一批投誠自首的敵特人員放在社會上當作“工作關係”運用問題，從政策和策略的原則上說是允許的，必要的，並且確實發揮了積極作用。只是在具體工作的某些環節上，抓得不嚴不緊，以致出現了某些失控現象，這是教訓。關於對“逆用台”的掌握與使用問題，他們解釋說，當時“敵台”情況十分複雜，數量也相當不少。被我們控制的“逆用台”僅占全部“敵台”的一小部分。這些“逆用台”情況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在被我破獲後經過迅速爭取轉變過來為我所用;有的則是早就由我地下人員秘密打入而後被我所掌握利用的。既是“逆用”，為取信於敵方就不能不提供一定數量的具有實際內容的而又無礙大局的“情報”矇騙敵方。1950年春天敵機空襲上海時，具體空襲目標究竟是由“逆用台”不慎所提供，還是由真正的“敵台”所提供，一時也難以準確判斷。至於2月6日這一次轟炸上海楊樹浦電廠等目標和那個“逆用”台此前不久所提供的“情報”是否有因果關係，更不能輕易下結論。因為那個“逆用”台正是由我地下黨員秘密打入後掌握的。再說，上海解放還不久，楊樹浦電廠在上海工業生產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地理位置等，敵方是很清楚的。敵人選擇電廠作轟炸目標，未必和某個“敵台”臨時提供“情報”有必然聯繫(後來的歷史事實也證明“二六轟炸”和那個“逆用台”的所謂“情報”井無關係，而是由軍統的一個潛伏台直接活動的結果)。
上海市公安局有關領導對於上述問題的檢討和說明，如果主持檢查工作的人們能夠冷靜地實事求是進一步調查分析，是不難得出比較客觀公正結論的。不幸的是，由於“左”的思想傾向當時已經在檢查工作中形成了氣候，寧“左”勿右已成為人們的思想定勢;加上揚帆同志的所謂態度以及人際關係緊張等因素，因此，在後來的繼續檢查過程中，上述幾個問題沒有及時得到澄清，反而被片面地誇大甚至扭曲。
一般工作失誤成了嚴重政治事件
檢查並發現工作中的缺點失誤，從全局和長遠角度來說是一件好事。而且，檢查者和被檢查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都可以說是為了革命，為了人民。但是，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情況就比較複雜了。前面所述的幾個問題，雖然在事實材料方面並沒有什麼新發現，但在思想認識上卻有了新的“突破”，達到了新的“高度”。在檢查工作基本結束後，對於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反正人員參與鎮反鬥爭工作中所犯的錯誤竟得出了如下的結論：“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雖然在具體解釋時，也還加上了某些限制性詞語，如說“不管主觀上是否意識到……但在客觀上實質上是……”等等。這“重用、包庇、掩護”的定性詞語，誰都知道是非同小可的。這當然已不是一般的工作缺點錯誤，而是嚴重的政治錯誤了。那“包庇和掩護”的概念事實上已經包含了某種可疑的主觀動機在內，那是隨時可以繼續上綱升級的。這也就為後來強加給潘、揚的嚴重罪名埋下了伏筆。
然而還有一個值得推敲的可疑之點：所謂“重用、包庇、掩護”云云，是可以由人們的主觀認識和覺悟水平來定性的。但那“3300多人”的具體數據又是怎樣被調查和統計出來的呢?其實這“3300”的數字並非是真實的計算結果，而是想當然的主觀推測，或是道聽途說的編造。關於這“3300”數據的來源，一直就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有人分析說，當初檢查時大抵是把上海和華東某些地區所有曾經被運用過的各類起義、投誠、自首等反正分子，都統統計算在內了。雖然這些人的大多數在協助公安機關鎮反工作時確實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檢查者仍然要認定所有這些人都應包括在被“包庇和掩護”之列。然而即便如此，許多人認為“3300”數目仍是被誇大了的，因而始終懷疑這數字的準確性及其來源的可靠性。”事隔30多年，即在“潘揚案件”已被平反之後，才又有人說出了這數據的另一種可能的來源：原來，上海解放初期在利用反正人員參與鎮反鬥爭中取得了很大成績，有一位幹部當時同揚帆開玩笑，說他善於利用各種社會關係進行工作，物色了各類人物為我所用，就像春秋戰國時代孟嘗君門下有食客3000一樣。而且說他比孟嘗君養了更多的食客，不止3000而是3300。於是有人當場附和隨口就謅出了兩句打油詩：“揚公門下三千三，儘是雞鳴狗盜徒”，結果引起了眾人的一陣大笑。據說就是這兩句打油詩的傳播而變成為定論。若果如此，豈不荒唐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