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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市、區均召開人民代表會議。代表通過有關人民團體和代表性人士協商產生。潘漢年指示我們：“過去國民黨時期是有錢人當代表，我們特別要注意，讓各方面的人士當代表，聽聽他們的意見和要求。”1950年12月27日，提籃橋區第一個召開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潘漢年代表市人民政府前去參加。各界人民，特別是里弄居民、人民警察、烈軍屬、少數民族以及工商業者、中小學教員等各界熱烈歡迎潘副市長的到來。潘漢年在會議上講了話。從此，各區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在全市普遍召開，揭開了上海人民民主政治新的一頁。
二
解放前的上海，在很大程度上由流氓集團控制，上海人民深受敲詐、盤剝和欺凌。解放初期，老百姓盼望著共產黨消滅流氓，做到真正翻身解放。
潘漢年長期在上海工作，做過黨的傳科工作、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對於上海的流氓集團有深刻的了解。上海解放以後，黨為了恢復生產，同投機倒把活動作了堅決的鬥爭，在他的參加領導下，取締了證券交易所和銀元販子，其中不少人是流氓集團分子;在維護社會治安、打擊盜匪活動及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中，鎮壓了一批流氓集團的骨幹分子;在禁毒，取締賭場，以及工廠肅清工特，整頓市政基層組織中，挖出了一批流氓霸頭。解放前夕，青幫頭子杜月笙及其手下避往香港。據說潘漢年在港期間曾同他們有過接觸，告誡他們轉告在上海的徒子徒孫，要老老實實服從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勸告杜等可以回上海改惡從善，將功贖罪。
在上海沒有出走的青幫頭子黃金榮，成為群眾議論的對象。當時黨內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讓這個作惡幾十年的大流氓頭子安安穩穩地住在上海，他的徒子徒孫們覺得有個老頭子作靠山，會繼續胡作非為，必須對他作出處理;另一種看法相反，認為不要動他，潘漢年就是這樣主張的。他認為：黃金榮不走，說明他受到共產黨的政策影響，對黨至少不抱敵意。再說，蔣介石几百萬軍隊也消滅了，難道他斗得過共產黨嗎?我們要掌握他的情況，並要他有所表示。後來，黃金榮在報上登了悔過書，表示自己已經年邁(時已80多歲)，不問外事，所有徒子徒孫，都要安分守己，服從政府;否則，誰在社會上幹了不利於國家的事，由誰自己負責。黃金榮於1953年在上海去世。
在改造舊上海的鬥爭中，民政局除了收容遊民、慣竊，實行勞動改造外，還配合市公安局進行取締妓院、消滅娼妓的鬥爭。1951年，在市公安局材料中，上海還有400多名妓院妓女。公安局採取統一行動，把“大世界”附近和福州路一帶的妓院予以查封，收容工作由民政局和婦聯負責。對改造妓女的方針，潘漢年作了具體指示，他認為妓院老闆、老鴇是剝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汗為生，必須堅決關押、判刑和強制勞動改造。對於妓女，首先應當肯定她們是勞動人民，是農村和城市貧民在饑寒交迫中被騙、被搶、被販賣來的，是舊社會的受難者。但是，她們進入舊社會的黑暗圈子之後，受到環境的影響，沾染了不少不良習氣。因而既要用對勞動人民態度來對待她們，又要用勞動來改造她們。
民政局專門成立了一個婦女教養所，在封閉妓院那晚把她們接來。不出潘漢年所料，有些人感到是黨和政府的關懷，把她們救出了火坑。但也有不少人進來後大哭大鬧，有的還設法逃跑。她們要抽菸，要喝酒，有的還有毒癮;她們把晚上當白天，把白天當晚上，互相吵架廝打，甚至我們女幹部在勸架中也被她們打傷。我們用潘漢年的指示教育幹部，做耐心的工作。給這些婦女講黨的政策，講革命故事，安定她們的情緒，幫助她們改變生活習慣，醫治性病，並組織她們學文化和參加生產勞動。
潘漢年很關心這項收容工作。幾天後，我們去市政府向他匯報，他說：“你們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員要取得她們的信賴。我們不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做過舞女的教育工作，從中培養了一批積極分子嗎?她們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一旦覺悟，就會懂得人民政府為了挽救她們的好意。”又鼓勵我們說：“你們做了這樣艱苦的工作，社會會感謝你們，歷史會感謝你們。我相信你們會取得成功。”
事實正是這樣。她們學文化、學生產技術，兩年後，走上了工作崗位，不少人建立了家庭。當時，娼妓在上海不復存在了。通過多方面的改造，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在人民群眾中大大提高。潘漢年在這方面花了不少心血。
三
1955年初，有一次在延安西路33號市委禮堂開會，宋日昌副市長告訴我：潘漢年向市委推薦，調我去市政協當副秘書長。當時，黨中央決定將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劉曉調任我國駐蘇聯大使，原市協商委員會副秘書長梅達君到大使館做參贊。協商委員會機關沒有黨員負責人，潘漢年那時是市委第三書記，主管政協工作。1954年，黨中央將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發交各省、市討論，上海組織幾千人討論，提修改意見，主要由協商委員會負責。我曾參加了組織工作，對協商委員會和各方面人士比較熟悉。”我想調我去，可能與這方面有關。
1955年3月下旬，市委召開常委會討論成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上海市委員會的委員、常委的名單，通知我去參加會議。想不到這次會議竟是我和漢年同志最後一次見面。約十多天後，潘漢年在北京被逮捕。市委在4月召開的局級以上幹部會議上，宣布他為“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