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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主張把統戰工作貫徹到各個部門，從政權部門到生產部門，都要做好這一工作。他說：凡是統戰政策思想貫徹好的部門，工作就搞得好，反之就不會搞好。1951年6月舉辦了上海市土產交流展覽大會，潘漢年是大會主要領導人之一，他為展覽會親筆題詞，在預展時檢查了工作，並對我們說，如果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一切都很好，不過有一點，就是哪個館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放手讓大家來搞的就更好，哪個館專門由我們自己幹部搞的，就比較差。這就是統一戰線工作做得好壞的問題。
潘漢年對我們的教育是比較深刻的。記得解放初期，他針對我們做工商統戰工作怕犯右傾錯誤、不敢大膽開展工作的思想，經常教育我們說，對於工商界同我們講的話，不能都聽，也不能不聽，而是聽了以後要分析，還要敢於向上反映，有的還要幫助他們解決。事實上，潘漢年在這方面是處處以身作則的。他耐心聽取意見，善於分析問題，敢於反映問題，也敢於幫助解決所反映的困難。“二六”轟炸以後，敵人繼續封鎖我們，致使上海在內外交流、城鄉互助兩方面都不能打開局面，上海財政經濟中潛伏的困難越來越暴露。工商界中有的人因而喪失信心，索性停工關廠，一走了之;有的認為工商業困難是因為公債稅收任務重而造成的;也有些人認為困難是國家要擴大公營，縮小甚至淘汰私營，提早實現共產主義而造成的。當時，潘漢年在個別交談時或在公開會議的場合，都—一進行批評和說服教育，他還從上海的歷史，分析了當時困難的根源、性質，並指出了方向。他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下的上海工商業，具有很大的依賴性、盲目性、投機性，表現在那些推銷高等洋貨的商店，瘋狂投機的金鈔證券市場，窮奢極欲的餐廳酒店、舞場妓館，鑽頭覓縫的經濟捐客、行商坐賈。上海工商業的畸形發展，表現在商業多於工業，投機商多於正常商業，加工工業多於製造工業，等等。”在談到物價問題時說：解放前上海市場投機盛行。物價飛漲，是因為有政治力量——包括國民黨的軍政、特務、四大家族操縱市場，支持投機商人囤積居奇。現在這一因素不復存在，但是敵人封鎖尚在，全國範圍內解放戰爭尚未結束，投機商人還在興風作浪，穩定市場工作還是相當艱巨的。他認為當時上海正處於新舊經濟交替過程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改造成為新民主主義經濟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難，而不是跌下去爬不起來的困難。只要根據十六字方針和毛主席關於合理調整工商業的指示，是完全能夠克服困難，爭取好轉的。潘漢年的講話言簡意賅，條理分明，具有很大的說服力，使人們認清了困難的性質，增強了克服困難的信心。
在另一方面，潘漢年也鼓勵我們要實事求是地反映工商界的情況，不要怕別人講我們右傾。他說：“這是我們從事工商統戰工作人員的職責。”記得解放初期，在稅收工作中曾出現虛盈實稅、畸輕畸重等問題，工商界意見比較多。我們把當時的實際情況向潘漢年反映後，他就和許滌新兩人親自寫信向陳雲匯報。後來根據陳雲的指示，經過調查研究，同工商界協商了辦稅原則，決定分別大中小戶不同情況，把上海工商業戶分為幾種納稅方式，對於具有現代化會計制度、帳冊齊全的，自報查帳，依率計征;對於中小戶，一般能記帳的，進行民主評議;凡營業額較小、又無帳冊的，大體按自報平均營業額，定期納稅，從而保證了稅源、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達到了公私兩利的目的。
潘漢年在統戰工作中，和非黨友好人士推心置腹的做法，當時就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說他右了。但他毫不動搖，始終堅持貫徹統戰政策，並對我們說：“將來你們會理解的。”
潘漢年在解放前地下鬥爭時期和在掌握政權後，長期和黨外民主人士相處。幾十年來，這些民主人士雖歷經風浪，但仍能堅持跟黨走，他們中不少人後來還擔任了很重要的領導工作，這是同潘漢年的努力工作分不開的。這一事實既說明了黨的統戰政策的勝利，也記載了潘漢年同志對黨的事業作出的貢獻。
1995年5月
5.4 潘漢年為我們設計走向進步的“高架橋”
經叔平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了，工商界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少部分有資力的工商業者逃向國外，大部分工商業者，表面上歡迎解放，但內心裡疑慮猜測，靜觀其變。
我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我繼承父業辦了一家捲菸廠，躋身於上海工商界，在同業中也算是一位高層中堅分子。我思想比較開放，有能力判斷事物的是非與黑白，進步與落後。在當時，我跑到國外去不是沒有機會，但要繼續去受帝國主義壓迫，太沒有意思了，而且也是沒有前途的。那麼，在共產黨領導下，工商業者有沒有前途呢?我一時也吃不准，只有等著看，廠能辦就繼續辦，不能辦就關門歇業，靠雙手過生活有什麼不好。
共產黨三大法寶之一，就是統一戰線。上海解放以後，潘漢年擔任了上海市副市長。他相當關心上海工商界，認為統戰工作任務之一，就是要對工商界人士中的上層份子搞穩定工作。今天回憶往事，雖事隔四十餘年，但還歷歷在目。潘漢年同志確實是一位高明領導者。他深切了解上海工商界情況，在開展思想教育工作時，不是教條式的板起面孔空談馬列主義理論，而是對我們反映的問題仔細分析，很講原則性，有褒有貶。而且與人為善，充分體現共產黨人的寬大胸懷，令人悅服，這樣做效果很好。他還想出一套獨特方法，即不是直接由共產黨員來做思想教育，而是通過工商界中自己人來現身說法，潛移默化，使大家心情輕鬆愉快地擁護共產黨的各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