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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是我和漢年同志在解放初期開始交往時的一些片斷。這些往事說明，漢年同志作為一個黨的領導者，在新中國解放之初紛雜繁忙的工作中，對一個工商業者在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關心和愛護，在日常的工作中細緻入微地貫徹了黨的各項政策。這些，對我思想的進步起了重要的推動、幫助作用，使我從接近黨、靠攏黨、到自覺接受黨的領導，相信社會主義、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即使在遇到曲折的過程中也不改初衷。
漢年同志逝世已經十幾年了，但他的崇高形象時時刻刻留在我的心中。
1995年7月於北京
5.3 潘漢年對上海財經、統戰工作的貢獻
蔡北華 楊延修
潘漢年同志離開我們已經18年了，1996年1月是他的90誕辰。在上海蓬勃發展之際，我們更懷念解放初期對上海財經、統戰工作作出重大貢獻的潘漢年同志。
解放前，由於三大敵人的長期掠奪，上海的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工商凋零，市場混亂，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上海剛解放時，物資匾乏，庫存空虛，如全市煤的存量只敷用一周，棉花存量只能維持一個月，糧食儲備也不敷市民一個月的消費。在13647家私營工廠中，開工的僅有四分之一左右。商店到處停業或歇業，工人和店員失業人數達16萬之多，有些資本家悲觀失望，棄廠棄店出走，勞資糾紛急劇上升。
面對這樣的局面，華東局、華東財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為了穩定上海市場和恢復生產，堅決果斷地取締和打擊了銀元投機，封閉證券交易所，四次制止物價漲風，迅速而又穩、准、狠地打擊了投機倒把分子，從而保護了工商業的正當經營，使上海金融財政和市場物價很快地納入了穩定的軌道。當時，潘漢年協助陳毅和曾山、劉曉、劉長勝等同志，為克服困難、爭取經濟好轉，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很大貢獻。
解放上海不久，6月2日，陳毅市長就邀請上海工商界代表人士盛丕華、胡厥文、榮毅仁等舉行座談會，會上，陳市長表示希望工商業界共同協商，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與此同時，潘漢年及時指導我們在工商界中開展統戰工作，團結教育工商業者，爭取他們站到我們一邊來。他說：上海這個大工商業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觀，隔山觀望，光靠黨、政府和工人階級的力量，還是不容易迅速把生產與市場搞上去的。他要我們不僅在面上做工作，還要走出辦公室接近工商界人士。他諄諄告誡說：“你們不要以為一穿軍裝，做了官，便了不起，擺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們望而生畏、敬而遠之。我們還是要保持地下鬥爭時期的本色，廣交朋友，這樣，別人才能把真實情況向我們反映。”當時，我們在潘漢年的指導下，曾多次舉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向他們闡明黨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經濟政策，團結他們在黨和政府的周圍，為戰勝封鎖轟炸，克服困難，恢復經濟，共同努力。潘漢年有時還親自進行家訪，個別交換意見。
由於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以及潘漢年廣泛結交工商界朋友，並深入細緻地做工作，使他們及時解除了種種疑慮，同時還使留居海外的劉鴻生等工商界著名人士受到感召，先後紛紛調回資金重返上海。每當遇到這種情況時，潘漢年總是親自出場接待他們，並安排他們的工作。在領導帶頭示範下，我們也經常到工商界朋友家裡去，以聚餐、晤談的方式，反覆宣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政策，以進一步消除他們的疑慮，傾聽意見，並幫助他們解決生產經營上的問題。從此，我們結交了不少工商界朋友，又通過他們起橋樑作用，廣為宣傳，擴大了影響。那時工商界朋友把馬當路的市工商局，視為他們的“娘舅”，遇到生產經營、勞資關係等問題大都找上門來，真是門庭若市，應接不暇。因此，我們對工商界情況的掌握和反映都比較快，解決問題也比較好，從而對恢復生產和穩定市場起了一定的作用。
潘漢年副市長接受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關於成立工商界組織的提案，指示我們，要以工商局名義出面籌備與組織上海市工商聯，把工商界的統戰工作進一步抓起來。解放前，上海工商界團體原來有舊市商會和舊市工業會。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和工商登記，基本上摸清了上海工商業和同業公會的底細，為籌建工商聯組織打下了基礎。解放後三個月，我們就在華東局和市委統戰部領導下，迅速批准成立上海市工商聯籌備小組。繼而對16.3萬家工商戶(其中私營工業1.3萬戶左右，私營商業15萬戶左右)，按行業整理，改組為二百多個同業公會。不到半年時間，便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在這項工作中，難度較大的是人事問題，就是說要把在上海有一定名望、有影響和有實力的工商界人士安排進去，使之發揮帶頭和橋樑作用。那時，我們把工商聯和同業公會的人事安排，及時向華東局和市委統戰部請示匯報。由於潘漢年對上海工商人士的情況很熟悉，對工商聯正、副主任和重要同業公會主任等職務安排親自審批，因而迅速獲得了領導部門同意，很快就自上而下地把工商聯組織成立起來，協助我們對工商界開展團結、教育工作。1950年6月在政務院第39次會議上，潘漢年談到工商界組織的作用時，曾給予一定的評價，他說：在工商聯籌備會領導之下，這些同業公會對推銷公債、參加工商業稅的民主評議，起了很好的作用，以後在加強同業對公營和私營之間關係的調整中，將會起更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