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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到1949年初，國內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蔣介石下台，李宗仁當了代總統，南京政府派張治中、邵力子等到北平和談，接著是“百萬雄師過大江”。我和潘漢年、許滌新就在1949年4月底離開香港，回到北平。我離開香港的時候，才把這件事告訴了喬冠華(我走後，喬接替我當了香港工委書記)，要他負責和錢先生單線聯繫。大概是在5月中旬，當我們南下前夕，恩來同志忽然對我說：邵力子先生向黨中央建議，認為錢昌照是個人才，一定要爭取，所以恩來同志要我擬一份電報，要喬冠華立即安排，請錢先生早日回國。他大約是在1950年回到北平的，這之前，他是不是到過上海，我不知道，但他對上海資委會的人已經作了交代，這是可以肯定的。因為上海解放後不久，就有一位資源委員會在上海的負責人(這位先生姓沈，名字記不起了)來和我聯繫，說資委會的全部物資和檔案已經按照錢先生的安排，全部保留下來了，絕大部分幹部都沒有走，但是也還是有一些人被迫或者自願地到台灣去了。從1949年到1955年，漢年和我都在上海工作，和錢先生沒有聯繫，直到1955年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後，才有見面的機會。“文革”之後，他同情我的遭遇，來往就更多了，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他的夫人幾乎每個月都來看我一次。他一直很樂觀，他關心的是四化建設和國家統一，他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因為在台灣他還有許多資源委員會的同僚朋友。他經常到各地去視察和調查，去世前還去過海南島，並把自己的感受和設想向中央領導同志匯報。
前面說過的那位沈先生和我接頭之後，我就介紹他去見潘漢年，因為潘是常務副市長。至於物資、檔案、幹部由誰接管，這我不知道，大概是曾山同志為主任的財經接管委員會吧。關於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的起義，我後來知道，除錢昌照外，在北方，資委會另一位負責人孫越崎先生也和我們地下黨接上了關係，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上海海關關長丁貴堂的起義，說來似乎有一點偶然性，話得從抗戰初期說起。“八一三”之後，上海海關的一批愛國青年組織了一個“海關長征團”，用歌詠、話劇、活報劇等形式宣傳團結抗戰，性質相當於一個文工團，一共有二十幾個人。這個團的負責人是葉厥蘇，團員有鄧愛珠、蔡鴻斡、陳瓊瓚等，後來在上海犧牲的茅麗瑛，也參加過這個團。1938年夏，該團到廣州演出，葉厥蓀到《救亡日報》來找我，要我給他們作一次時事報告，這樣我就和這個團發生了工作上的聯繫。同年10月廣州淪陷，長征團解散。1939年或1940年，陳瓊瓚曾到桂林找過我，我給他介紹了工作，我和他們沒有深交，當時大家都很忙，我對這件事也就漸漸從記憶中淡忘了。可是8、9年之後，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陳瓊瓚到《華商報》來找我，說他是得到上海海關關長了貴堂的同意，來找共產黨的。他說：上海海關有悠久的歷史，現在還完整地保存著100多年的檔案，一筆可觀的庫存，和許許多多愛國的、有經驗的職工幹部，國民黨方面正在強迫他們去台灣，所以爭取丁貴堂起義是十分必要的。那時已經是淮海戰役之後，連雲南的盧漢、龍雲，四川軍和西北軍的頭面人物，也已經紛紛派人到香港和我們拉關係了，丁貴堂要尋找出路，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我問陳有沒有把握?他說丁有威信，為人正直，從你認識的“海關長征團”的同仁也可以知道，絕大多數海關職工是愛國的，所以只要有丁關長下決心，起義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漢年作了報告，他喜出望外，說這是一筆“意外之財”，於是當天就向中央請示，並很快得到了恩來同志的很明確的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檔案和物資保留下來，上海解放後仍由丁貴堂任關長，起義的幹部職工原職原薪不變，這樣，事情很快就解決了。知道這事的只有潘漢年、許滌新和我3個人。上海解放後，許滌新(他是財經接管委員會副主任)就和丁貴堂接上了頭。遺憾的是上海解放後陳一直沒有找我，失去了聯繫，去年我問過現在成都的葉厥蘇同志，他也說廣州分手之後他們之間就沒有來往了。
5.2 他把我們凝聚在黨的周圍
榮毅仁
我第一次見到潘漢年同志是在1949年6月2日，陳毅市長在上海中國銀行四樓會議室召開的有幾百名工商界人士參加的座談會上。會議開始前，在座的盛康年同志領我到陳毅市長和潘漢年副市長跟前，介紹我認識他們。只見陳毅同志氣宇軒昂，豪爽幽默;而漢年同志文質彬彬，一副學者模樣。會議間，陳市長和潘副市長都作了重要講話，大意是闡說了解放、建設大上海的偉大意義，宣傳、解釋了共產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商經濟政策，要求工商界人士把惶恐、忐忑的心情安定下來，和人民政府積極配合，發展生產，恢復市場。初次見面時雖未深談，但兩位領導同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過了幾天，盛康年對我說，潘副市長希望約個機會同我碰碰面，一起談談，彼此熟悉一下。我心裡思忖：雖然聽過陳市長和潘副市長的講話，但對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到底如何具體化，他們到底會怎樣對待工商界，還不是很放心，能有機會當面談談再好不過。特別是得知漢年同志把約見的地點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心裡很高興，因為對我來說這樣的環境是適宜的。那天見面之後，大家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既談正事，也說閒話。漢年同志閱歷豐富，才思敏捷，說起話來不緊不慢，引人入勝。我拘謹的感覺很快消失，思想上、精神上輕鬆自如起來，大家的話也就越來越多。不覺已時近黃昏，盛康年就順便請吃晚飯。席間，漢年同志像和熟人談家常一樣，隨和而又實事求是地講了國家的困難，上海的困難，鼓勵工商界儘快消除疑慮，恢復生產，恢復經營，為建設新上海多起作用。和漢年同志的初次深入接觸、交談，使我相信共產黨決不會像謠言傳聞那樣對待工商界，也使我體會到，漢年同志以一個共產黨副市長的身份，能用促膝談心的方式，和我們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傳政策，傾聽意見，這在舊中國是無法想像的。從漢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產黨員的胸懷和品質，看到了共產黨建設新中國的抱負，我的心向黨靠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