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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對於抗日的民族戰爭，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觀點，在戰略戰術上有這樣的認識：“中日戰爭雖勝雖負的問題，是不能在短期內最後解決的。中日兩國的戰爭，將帶有持久的性質。”“我國這次為自衛而戰，所以戰略上是防禦戰雌因我國兵器，遠不如人，國防設備，又極微弱，如果採取單純的防禦，如(必)然遭受失敗，所以我們在戰術上，必須採取積極的防禦，即攻勢防禦，這種攻勢防禦，就是要乘敵人於運動中，或在敵人立足未穩之時，集中我們優勢兵力，向其猛攻，庶可殲滅敵人”。(彭德懷的意見)他們對於抗戰的戰略戰術，是堅決認為必須采持久的攻勢防禦運動戰。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特點，就是他們對於發動廣大群眾起來，武裝他們，在敵人的兩側翼或後方，進行廣泛的游擊戰爭，配合生(主)力軍作戰，是戰勝敵人依靠優勢的現代兵器壓迫我們的最好辦法。朱德曾經這樣說過：“為了使抗戰能夠有勝利把握，必須動員千百萬群眾上前線去，武裝群眾，編成無數的游擊隊，在日軍的左右側翼，或者日軍已占領的區域，進行廣泛的游擊戰，襲擊敵人，疲勞敵人，破壞敵人的一切交通，與抗戰的主力軍配合起來作戰，這才是最有效的抗戰方策。”他們開入晉北，在平型關及其他地區的勝利，就是執行了這個辦法。
所以八路軍並無神秘之處，不過他們是這樣三個特點：一，有堅強的民族意識，與抗戰的政治自覺;二，官長與士兵打成一片;三，軍隊與人民打成一片。此外就是他們是堅決執行勝利的戰術。他們形成這樣一支精銳的無數不怕犧牲不避艱難的幹部，提高了每個戰鬥員的政治認識，由於他們運用完善的系統的深入的政治工作制度，方能在今天抗戰中，表現了他們的英勇。確無任何神秘，如要全國抗戰勝利，全國部隊，都有根據他們的經驗，加以改造的必要。
因為八路軍不過是全國200萬部隊中的一小部分，整個抗戰的勝利，單純希望他們是不能的，毛澤東很坦白的指出：“第八路軍在今天對整個抗日戰線，還只能起一部分的作用，還不能起決定的作用，但他們的一些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優點，是足供全國友軍之採擇的。這個軍隊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現在的情形，曾經經過許多改造工作，主要是政治上肅清之(了)封建主義，實行了官兵一致與軍民一致的原則，這一點可以供全國友軍的借鑑。”
10月30日，上海
第05章 統戰能手
5.1 解放前夕的兩件秘聞①
①本文原載《上海灘》1989年第4期，原題為《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些回憶》。收入本書時作了刪節，題目為編者所加。
夏衍
關於潘漢年的事，真有點一言難盡。1982年我寫過一篇《紀念潘漢年同志》，那是陳雲同志指定要我寫的，目的是為了給他平反，而不是給他評功，所以寫得很簡略。潘漢年一生，對黨、對國家、對上海，的確是立了大功的，由於他的工作是絕對保密的，所以有許多事情很少有人知道。隨便舉一個例，比如陳修良同志的文章(指1988年《上海灘》上刊出的《黨人魂——記潘漢年》)中有一段話：“當時原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和上海海關的主要負責人先後到香港與潘漢年聯繫，在潘漢年的部署下起義，使這兩個系統的檔案和美援物資完整地交我方接收。”這兩件事我都知道，也可以說我是參與了的。
這些事，1949年我和漢年從香港回到北平，就向中央和恩來同志報告過，但是漢年一直不讓我們講，他不止一次說：“吹捧自己的人頂著底。”所以這些事就成了秘聞。
1948年八、九月間，有一次張駿祥同志(當時他也在香港)告訴我，說資委會的負責人錢昌照正在香港，準備到英國去講學，他對當前的局勢很悲觀。錢昌照在重慶時期我就認識，他對文藝、話劇有興趣，和張駿祥、張瑞芳等都很熟，為人正直，事業心很強，所以我就把這件事告訴了潘漢年——他當時代表華南分局領導香港工委的工作，1948年章漢夫調到天津去管外事之後，我是工委書記。漢年聽了之後立刻對我說，這是一件大事，趕快通過張駿祥約錢昌照談談，儘可能勸他留下來，不要去英國，更不要去台灣，將來可以為新中國建設服務。資源委員會不僅在國內擁有大批美援物資，更重要的是他下面還有許多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這是一個可遇難求的機會，你趕快去辦。這樣，我就通過張駿祥約錢一起在九龍山林道的“雄雞酒家”吃飯。寒暄了幾句之後，很自然地談起了時局。我記得話是從金圓券談起的，他毫不掩飾地表示了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頗有生不逢時之感。於是我們就對他做了一些“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勸他不要悲觀，新中國的建設肯定要大批科技管理人才。由於我還沒有得到中央指示，當然不能談具體問題，於是就由漢年把這件事向中央作了報告和請示(當時我們有兩個地下電台，一在九龍，一在東江游擊區)。不到一星期就收到了周恩來同志回電，要我們勸錢昌照留在香港，並明確地指出，為了新中國的建設，我們希望資源委員會的工程技術人員都能留在大陸，為祖國服務。於是我就約了錢昌照在淺水灣第二次單獨見面，這次我就開門見山地直說了，我說我們已接到周恩來副主席的電報，希望錢先生能為祖國的復興效力。他開始有點意外，但很快就平靜下來，於是我就講了一通“大道理”，如革命不分先後，以及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等等，然後正式攤牌。我說：“周副主席希望錢先生留在香港，仰仗你的大力和內地的資源委員會的朋友們聯繫，只要能把美援物資和檔案保護好，解放後不僅可以在原崗位工作，有些人還要特別借重，因為我們正缺少這方面的人才。”我講得很坦率，並把我住址的電話告訴了他，隨時可以聯繫。他很謙虛，說了些個人能力有限等等，但對周恩來同志要仰仗他的話似乎很感動，這是從語氣中就可以察覺的。最後他說資源委員會在內地的人不少，但是人各有志，有些事也不好勉強。我說，這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了讓他放心，我鄭重地告訴他，這件事關係重大，所以不論在內地或者香港，我們一定絕對保密。這之後，他只和我通過一次電話，告訴我，他不去英國了，暫時留在香港，其他什麼也沒有說，但是大家心中有數，他不到英國去，留在香港，就表示他已經決定以後的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