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頁
1936年11月22日
致電潘漢年，指出：“合作為實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合作談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諸君如不能促成蔣氏此種決心，則談判顯無速成之望。”“紅軍在彼方忠實地與明確地承認其參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在這些上面我們並不堅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須用兩個政府出面談判，但是必須兩黨(不是兩政府)平等地簽訂抗日救亡之政治軍事。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餘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電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1936年12月19日
致電潘漢年，要他立即向陳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南京及各地左派應迅速行動起來，挽救危局。共產黨願意贊助左派，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成立國內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甲)吸收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乙)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係。(戊)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極於國事有利，但聞親日派極力阻礙蔣介石新政策的實施，不執行撤兵命令，企圖重新挑起內戰，將給民族國家以極大損害。“共產黨與紅軍堅決站在和平解決國事之立場上，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哲生、馮煥章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蓋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應團結起來，制裁親日派之禍國陰謀。望本此方針，速與陳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為避免內戰一致對外，我們原則上不反對蔣之方針，並應勸告西安服從南京統一方針，蔣宜給張、楊以寬大，以安其心。”但堅決要求蔣同意下列各點：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有戰爭;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的給養;暫時容許一部紅軍在陝南駐紮;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為使紅軍幹部確信蔣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與發給經費，要求蔣親筆答覆周恩來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來聯名復電潘漢年，要求蔣介石：第一，“給我們以親筆信，信內說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則指定駐地與允許按月發給經費”。第二，同意紅軍一部駐在陝南柞水、鎮安、旬陽、安康、漢陰、紫陽、石泉、鎮巴等八縣(這八縣原來大部是蘇區)，紅軍主力則駐慶陽、合水、正寧、寧縣、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縣、甘泉、膚施、清澗、宜川、瓦窯堡、安邊、豫旺等縣鎮。復電要潘漢年向蔣介石說明下列觀點：“我們是革命政黨，自己確定的政策決不動搖。我們的政策是與蔣一道團結全國(即反對分裂與內戰)共同對日，以後許多事情均願與蔣商量，一切有利日本與漢奸而有損國力與兩黨合作之事，均當與蔣一道堅決反對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來聯名復電潘漢年，指出：“(甲)楊、於、孫通電就新職，並準備取消臨時組織，已表示服從中央，目前只須蔣先生處以寬大，在陝、甘不駐多兵，優待漢卿①顯示愛護兩部，釋其疑慮，即可徹底和平解決，我們當以全力斡旋，務底於成。(乙)為要說服紅軍將領起見，如無蔣先生手書甚為困難。因多年對立，一且釋嫌，此簡單表示在蔣先生為昭示大信，在紅軍即全釋疑慮。且此書即經兄手聲明乘機直飛西安面交恩來，當絕對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負全責。陝南駐軍一部，實為事實所限，務請蔣允諾。(丙)已命西路軍在甘、肅附近停止兩天，請蔣速令馬軍讓出甘、肅二州，即可停止東進。”
①漢卿即張學良。
1937年1月25日
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恩來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發討伐電訊，引起張、楊兩部及西安學生異常憤激，特別東北軍方面更憤，認中央無誠意，抗戰論又高揚，使我們陷入困難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論調;第二，前線中央軍不作引起憤激之動作;第三，對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讓步;第四，請蔣示意閻百川出面調停，最好閻到西安一行。”
1937年1月26日
致電潘漢年，指出：恩來用全力斡旋，結果楊虎城、于學忠、孫蔚如、何柱國諸人已完全同意服從中央，但東北軍大多數師團幹部堅決要求張學良回西安一行，與東北軍幹部見一面，訓話一次，即行撤兵，否則要打。我意蔣介石不妨讓張來陝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決此問題。
1937年1月27日
同周恩來聯名復電潘漢年：“為堅決贊助蔣先生方針和平解決西北問題，並永遠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起見，我們決定放棄陝南駐兵的要求，將徐海東部第一步由商縣撤至禮泉，第二部撤至正寧、慶陽，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開始由商縣撤退，以便在中央軍進駐西安之前，通過西安、咸陽線，惟須在陝北或寧夏增加一部分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