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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要抗日其實政府早有準備，不然的話日本為什麼總是要威脅蔣先生呢?關於我們抗日的準備問題，將來會有文件來證明的。現在情況非常迫切，日本可能只留給我們三個月時間，而我們之間尚未停戰。即使停戰後，八十個師的部隊也不可能馬上集中起來，何況為了避免日本人知道國共妥協，先發制人，各個擊破，與紅軍接觸的部隊還不能立即撤退。但我敢說，我們與紅軍停戰之日，就是與日本宣戰之時。因此我希望能夠與你們早日談判成功。
潘：希望今天我們初次交換意見之後，下次你能夠具體地代表南京政府提出你們的想法。
鄧：當然。不過，雖然我們談話也是一樣，我還是希望見一見王明，因為來莫時蔣先生特別叮囑要我會見王明的。
4.4 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的中共代表
謝黎萍
提起第二次國共合作，人們自然會想起作為中共談判全權代表的周恩來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所展現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談判藝術。然而，人們卻往往忽略了這樣一個史實：在西安事變前，中共還有一位談判代表，這位代表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最初階段，做了大量穿針引線工作，並且在與國民黨的接觸、談判中，堅定地執行中共中央的談判方針，為西安事變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奠定了初步基礎。這位不辱使命的談判代表就是潘漢年。
潘漢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從莫斯科起程回國擔任國共談判聯繫人的。在此之前，國共兩黨在經歷了相當長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敵對狀態後，於1935年冬開始出現一線轉機。為遏制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勢頭，蔣介石在消滅中共基本政策不變的前提下，企圖以收編的方式“政治解決”共產黨。這樣就有了國民黨駐蘇武官鄧文儀在莫斯科主動約見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一事。當時王明強調國共兩黨的中央均在國內，談判宜在國內進行為好，並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漢年為中共代表團派出的談判聯繫人。於是，潘漢年受命回國。
1936年5月，潘漢年和正在蘇聯逗留的胡愈之一起從莫斯科取道巴黎到達香港。潘漢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們。潘漢年抵港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據在莫斯科與鄧文儀的約定，給國民黨CC派頭子陳立夫發信，請他派人來香港聯繫。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尋找上海地下黨的同志，並希望由此了解一些黨中央和紅軍的情況，以完成他此次回國的另一項任務——把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聯繫的密電碼交給黨中央。
前往上海的胡愈之首先有了回音。他在上海找到了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開展上層抗日統一戰線工作，了解上海各系統地下黨情況的馮雪峰。馮雪峰接到胡愈之有關潘漢年的消息後，馬上動身並於6月抵達香港。兩位左聯時代的老戰友此番重新聚首，雖不是組織的安排，卻是意味深長。潘漢年需要與陝北中共中央取得聯繫，馮雪峰不久前剛剛從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出來，並且已經在上海建立起可與陝北中央直接通電訊的秘密電台，及經西安抵達陝北的秘密交通線。而陝北中央此時正在謀求解決與已經中斷聯繫達一年的共產國際重新聯繫的問題。雖然在潘漢年之前已有同志從共產國際攜帶聯繫密碼回國，但均因種種原因未能及時送達中共中央。因此，潘漢年此行還負有將聯繫密碼送達中共中央的任務。潘漢年在聽取了馮雪峰有關陝北中央及上海的情況介紹後，並沒有過多地介紹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籠統地說明此次是受中共代表團派遣回國進行國共兩黨合作談判的聯繫工作。不久，馮雪峰便回上海了。
送走馮雪峰，潘漢年於7月7日在香港的《生活日報》上看到一則由國民黨中央委員、組織部副部長張沖化名黃毅刊登的尋人啟事：“叔安弟鑒：遍訪未遇，速到九龍酒店一敘。見黃毅。”叔安是潘漢年曾經用過的一個化名。潘漢年見到啟事後，立即到九龍酒店與張沖見了面。張沖此次來港是受陳果夫、陳立夫之託邀請潘漢年去南京向國民黨當局陳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觀點和條件的。同時，張沖告訴潘漢年，目前蔣介石對解決兩黨關係問題甚為迫切。
約7月中旬，潘漢年隨張沖從香港坐船經上海抵達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張沖安排住進揚子飯店。由於此時南京正在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其主題是為準備抗戰謀求國內政治、軍事上的統一和團結，因此潘漢年的到來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視。他被要求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有關國共兩黨談判的主要意見寫成書面材料，由張沖轉呈上去。潘漢年所寫的材料經陳果夫、陳立夫及部分中央黨部負責人過目後，很快有了答覆。陳果夫、陳立夫認為既然潘漢年來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寫的書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願望，並不能代表國內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此情況下他們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養甫出面聯絡。至於以後有關合作談判之事，他們希望潘漢年能赴陝北，在取得國內中共中央和紅軍方面正式談判代表資格和有關合作談判條件時，再到南京與二陳面談。
潘漢年在張沖陪同下會見了當時任國民政府鐵道部次長，亦是CC上層骨幹人物的曾養甫。曾養甫在重申二陳的一些意見後，與潘漢年約定國民黨方面仍由張沖作代表負責談判聯繫工作。潘漢年的首次南京之行就這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