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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證向忠發叛變。顧順章叛變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曾一度隱蔽在周恩來寓所。1931年6月21日，向擅自外出過夜，6月22日被捕。潘漢年領導的黃慕蘭(定慧)從法捕房翻譯與人談話時聽到，一個有金牙、斷指、50多歲的中共頭頭被捕。黃根據其形象，疑是向忠發，立即上報了。周恩來得訊，迅速組織營救，打算重金收買法捕房人員阻止引渡。因阻止引渡無效，向忠發被押到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不久，又獲悉向忠發已於24日被槍決。於是準備動員黨組織舉行追悼會紀念和飛行集會示威。但據來自法捕房的消息，向在引渡之前已供出陳淙英(任粥時夫人)所住旅館和戈登路(今江寧路)恆吉里中央秘書處機關，以致陳瓊英、張紀恩、張越霞先後被捕;還供出周恩來、翟秋白、博古等人住處。當時，周已轉移，看房子的楊振德和夏娘娘兩位老太太被捕遭拷打。潘為確證向忠發是否已真的叛變，從警備司令部內線取得向忠發全部口供的抄件供周恩來親自審閱，發現許多除向忠發外，別人無從知曉的內容;周又親自到寓所附近觀察暗號，證實向忠發確已叛變，才取消預定的悼念活動。
向忠發何以叛變後又被處死?經了解，原來警備司令熊式輝，不滿陳果夫、陳立夫在國民黨內專權，向蔣介石密電邀功，但未報向忠發叛變供詞。蔣接電，喜出望外，又恐發生不測，復電就地秘密槍決，熊就一殺了事。
2.反駁《伍豪啟事》的鬥爭。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連續刊登《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伍豪是周恩來曾用名，黨內許多同志知道。這個啟事，顯然是敵特蓄意蠱惑人心、造謠污衊的陰謀，但他們不知道周已於1931年12月上旬秘密離滬，12月底已到達江西瑞金。
1932年2月20日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發表對於《伍豪啟事》的闢謠，指出：這是“國民黨造謠污衊的新把戲!”1932年2月下旬，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出布告，指出“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污衊”。但《鬥爭》和蘇維埃政府的布告發行的範圍有限，為維護周恩來和共產黨的威信，有必要用合法的、公開的方式向公眾、向國際進一步澄清。
中共臨時中央通過陶行知做《申報》負責人史量才的工作，2月22日《申報》刊出一則事實上闢謠的小廣告：“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後感到這個廣告還不夠有力。經大家商議，由潘漢年通過黃慕蘭找法捕房律師，希望他能代表伍豪登一否認啟事。這位律師說，他雖任法捕房律師，但畢竟是中國人，萬一國民黨找上門來，難以解釋。他建議代找法國律師巴和代表周少山(亦周恩來曾用名)刊登啟事。經陳雲同意，重金延聘巴和律師，在3月4日《申報》上以醒目大字標題刊出：“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急啟事：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243人同時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多滋誤會，更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並答謝戚友之函電存問者云云前來。據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事務所：法大馬路(今金陵東路)41號6樓5號”。這就有力地駁斥了敵特的造謠污衊!
據當年參與製造所謂《伍豪啟事》的中統特務黃凱談，起草《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者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情報股總幹事張沖，派人把《啟事》分送各報者是黃凱。但幾年之後，民族危機更加嚴重，張沖逐步感到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必要，也體會到中共“合作抗日”之誠意，轉而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積極奔走，抗戰時期亦堅持團結抗日。1941年8月11日張沖病逝，周恩來曾著文悼念。
“文革”期間，江青等人利用這則偽造的啟事誣陷周恩來。周多次向組織說明歷史真相。1967年5月19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並附送有關歷史資料。毛澤東明確指出“此事早已查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衊”。江青等人陷害周恩來的企圖未能得逞。
3、團結楊度。楊早年是擁戴袁世凱稱帝的重要人物。1916年袁死後，楊被通緝。1918年秋，楊度在滬，正值孫中山受桂系軍閥和政學系壓抑，被迫離穗來滬。楊會見孫中山，經孫中山介紹認識了李大釗。楊受李大釗影響，逐漸認識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前後，楊思想有很大轉變。1927年李大釗被捕，他曾極力營救。李犧牲後，他多方幫助，周濟被難者家屬，毀家經難幫助黨籌集經費，並參加革命濟難組織互濟會和其他進步團體活動。晚年，秘密在上海找共產黨。、開始時，他的要求未被黨重視。周恩來得知後，親自做他的工作，鼓勵楊與政學系、改組派聯絡，從而能經常了解汪精衛、胡漢民、政學系以及南京統治集團的動向。楊又是杜月笙的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了解上海流氓、幫會和國民黨要員情況。這些情報，不僅有助於中共的保衛工作，而且對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分化敵人、爭取同盟者有參考價值。楊度轉向革命，一度使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感到意外。李立三也是湖南人，知道楊度的生平，他對帝制派能信奉革命感到難以置信，乃派文委書記潘漢年見楊。潘與楊見面後，議論風生，十分投合。楊擅長書法，潘請楊為黨中央所辦《紅旗日報》(一說《周報》)題寫報頭，楊毫不猶豫，一揮而就。潘將楊的題字向李立三復命，李才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