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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的勝利成果毀於一旦，潘漢年的心情是複雜而痛楚的。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深深憂患，很快化為拿起筆桿作刀槍，不屈不撓繼續戰鬥的精神力量。潘漢年找到老搭檔葉靈鳳，決定重振旗鼓，恢復出版《幻洲》半月刊。他們把編輯部從籠罩著“四一二”大屠殺陰影的三德里遷到霞飛路一家皮鞋店樓上。臨街的屋子，終日充斥著馬路上有軌電車、汽車等嘈雜聲，潘漢年給書齋取了個雅號名曰“聽車樓”，並以“聽車樓隨筆”為題，在《十字街頭》上撰寫了多篇筆鋒犀利、矛頭對準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雜文：《汪先生悔不當初》、《禁止白話文與切切毋違此令》、《普天共慶》、《釋國家主義者的新口號》、《血淋淋的頭》、《又多了一種黨間》、《南京事件》。《愛國先生的真革命》等。在國民黨右派一片“清黨”聲中，潘漢年的諷刺詩《元旦書紅》刊登在《幻洲》上：“元旦書紅，萬事亨通。刀下頭落，革命成功。升官發財，有吃有用。委員老爺，革命光榮。汽車馬車，革命交通。租界洋房，革命寓公。忠實同志，納賄從容。上拍下吹，官運走紅。赤化暴徒，決不留種。殺盡青年，清黨反共……”①詩刺痛了國民黨政府，《幻洲》被政府以“宣傳反動”的罪名查禁。《幻洲》剛被查封，潘漢年即以專為青年說話的周刊《戰線》取而代之。這充分展示了潘漢年機智頑強、靈活善變的戰鬥個性。他在《戰線》的開場白中寫下了一段肺腑之言：“我們甘願頂著反動的罪名跑上戰線去衝鋒，不能日視敵人猖狂而退縮，我們甘願犧牲在權威的槍炮之下，不能為了個人的苟安偷生而做忠順的奴才。”②
①《犧牲者》，花城出版社出版，第313頁。
②《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9年第8期，第24頁。
這一時期，潘漢年的小說創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先後發表有十餘篇短篇小說及一部長篇《犧牲者》(未完成)，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離婚》，後期部分作品刊登於他和葉靈鳳1928年初共同創辦主編的《現代小說》月刊上。該刊創刊時偏重於反映愛情生活為主題的文藝作品，在革命文學口號的影響下，辦刊方針轉變為站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立場上，倡導“普羅文學”，增闢了文藝思想理論批評的欄目。潘漢年的代表作《渾沌中》、《白皮鞋》、《法律與麵包》、《浮屍》等，都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和時代氣息，從內容到形式無不打上革命文學的烙印。在小說《例外》中，潘漢年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革命者的堅定信念：“在這個不合理的社會，沒有我們革命者現實的幸福，我們的生活只是熱烈的鬥爭，我們的命運只是流血的犧牲，我們的目的是要為全人類創造未來的光明自由社會的實現。”①
①《犧牲者》，第112頁，花城出版社。
三、黨的第一任文委書記
——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組織者
從1928年起，潘漢年以其出眾的才華在後期創造社中脫穎而出，但潘漢年辦事的機敏、幹練，特別是廣泛的社會活動能力更引起黨組織的重視和讚賞。還在創造社出版部工作期間，性情溫厚、開朗、善於交際的潘漢年結識了一批文化、新聞、出版界的進步朋友，他們中不少人相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為加強對文化界黨組織的統一領導，開闢黨的文化工作新局面，由宣傳部長李富春找潘漢年談話，布置了任務。同年夏，潘漢年根據江蘇省委宣傳部的指示，把上海各文化團體及有關單位的中共黨員集結起來，組成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江蘇省委指定潘漢年為書記。同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仍由潘漢年任書記。1929年6月至7月間，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年僅23歲的潘漢年被任命為黨的第一任文委書記。至此，他的主要精力轉向領導文化界黨組織的工作。
潘漢年走馬上任後的第一項艱巨工作，就是解決了持續一年有餘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爭論的雙方，一方是太陽社、創造社，一方是魯迅。在爭論中，太陽社、創造社把魯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學作家當作革命文學發展的障礙加以批評，宣布阿Q時代過去了，魯迅思想已過時。論爭初期，身為創造社成員的潘漢年也盲目地參與了對魯迅的批判。1929年秋，論爭才引起黨中央的注意，周恩來、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負責人對論爭的起因和過程作了分析研究，確認這是一場發生在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爭論，雙方在堅持革命文學的方向上並無原則分歧，批評了創造社、太陽社成員所犯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錯誤，要求黨員作家首先停止對魯迅的批判，結束論爭，爭取把一切進步文藝力量團結在黨的周圍，共同對敵。
潘漢年考慮到論爭給雙方在感情上造成較大的隔膜，要消除彼此間的對立，必須從扭轉創造社、太陽社黨員的思想入手。潘漢年在與創造社黨小組成員陽翰笙商量後，主持召開了由馮雪峰、夏衍、柔石、馮乃超、李初梨、錢杏邨等參加的黨員會議。通過這次會議，創造社、太陽社成員基本取得了共識：文化界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統一行動。
作為文委書記的潘漢年，此時一面對太陽社、創造社黨員思想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一面在《現代小說》上發表了《文藝通信——普羅文學題材問題》一文。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就論爭的焦點問題重新進行辯證的、客觀的理性思考，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潘漢年在文章中首先提出，把普羅文學限制於僅僅描寫普羅生活，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誤解。無產階級以其獨立的不同於其他階級的觀念形態，產生了本階級的藝術。區別什麼是普羅文學，應當看他創作的立場是否從無產階級的觀念形態出發，而不是用創作的題材是否寫無產階級生活為標準。潘漢年認為：“現在中國所有壓迫、束縛、侵略、阻礙無產階級利益的對象，都是我們普羅文學的題材。”①只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無論工人題材，還是地主、資產階級、小市民、農民的生活都能寫。從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只有寫無產階級本身生活，才是無產階級文學的觀點。當然，潘漢年也承認被壓迫的勞苦大眾的生活是普羅文學的極好題材，但這決非坐在家裡憑空想像可以寫成的，唯有親身觀察體驗普羅生活，奮勇地參加普羅鬥爭實踐，方能創作出真正意義上的普羅文學作品。潘漢年對上海左翼作家所處的生存空間和社會環境十分熟悉，他進一步提出：“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無產階級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的一切事物來做題材?至於是不是無產階級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無產階級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來決定。”②在這篇文章中，潘漢年闡明了普羅文學的劃分標準、題材範圍，這是他從理論上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所作的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