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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1929年底，產生了所謂基本構成成員12人，我記得是魯迅、鄭伯奇、蔣光慈、馮乃超、彭康、夏衍(沈端先)、阿英(錢杏邨)、柔石、沈起予、洪靈菲、陽翰笙(華漢)、馮雪峰。這也就是發起人和籌備人的意思。這名單是由潘漢年提出和各方面商量決定的。
在“左聯”成立時通過了由馮乃超起草的綱領草稿，當時作為中宣部幹事兼文委書記的潘漢年肯定看過。
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大會，是在北四川路竇樂安路中華藝術大學一個教室里開的。到會的我記得有30多人。潘漢年代表黨先講話，而後是魯迅等講話。
“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發起和成立，是在“左聯”成立之前的1930年2月間，也是潘漢年發動和主持的。魯迅是發起人之一。
在1930年底或1931年初，潘漢年離開了文化工作的領導，擔任了另外的工作。
潘漢年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瑞金去，大概是在1933年9、10月間。12月底我從上海到瑞金的時候，他正在福建人民政府做我們黨的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他回瑞金。
1934年10月潘漢年跟隨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中央派他到莫斯科和第三共產國際聯繫。
潘漢年從莫斯科回到香港，大概是1936年4、5月間。6月間，我從上海到香港同他取得了聯繫。我隨即返回上海。6月20日左右，我派周文送密件到西安轉中央，向中央請示埃德加·斯諾要進陝北的問題和報告，潘漢年已同我取得聯繫。
這一年7月上旬，潘漢年從香港到上海，在上海停留了大約四五天，隨即到陝北中央去。
潘漢年回上海後，即成立中共上海辦事處，主要是做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潘漢年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1936年8月間，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之後，兩廣反蔣事件失敗的時候，潘漢年曾派我去做一件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事情。我到上海南面郊區的一個很僻靜的X園裡(可惜地名已忘記，只記得裡面有冷飲處和高爾夫球場)去見張學良，向張學良借用飛機。見了張學良，但是飛機沒借成。到現在連當時要借飛機做什麼用也給忘了。
1936年10月18日，魯迅的病情惡化。那天晚上，我也曾經和潘漢年同志研究過，想請宋慶齡先生聘請更好的醫生來診治;但我們又都相信這個晚上是能夠過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19日早晨5點多鐘，我接到周建人先生的電話，說情況很壞了。等我到魯迅先生家裡時，他已經斷氣30多分鐘了。我隨即把這個情況報告了潘漢年，他報告了中央。
1937年8、9月間，即在抗戰開始之後，葉挺同志來到上海。當時葉挺同志住的旅館在滬西一個比較僻靜的地方。潘漢年帶我去看望葉挺同志。在那裡我還碰到了李一氓同志。潘漢年告訴我，李一氓從西安調來，將在葉挺同志領導下工作。
1948年2月間，左恭從南京到上海找到我，他想到香港找黨的關係，我曾陪同他到香港去過一次。我到香港找到邵荃麟，通過邵荃麟找到了潘漢年，潘漢年同左恭談了話。我自己還到潘漢年家去做過客。這是我們在解放前的最後一次見面。
(整理者馮夏熊註：這是根據我父親馮雪峰同志的遺稿整理的)
2.4 潘漢年與上海左翼文化運動
曹力奮
在潘漢年充滿傳奇神秘色彩的革命生涯中，早期曾從事左翼文化運動的經歷，人們知之甚微。當我們把歷史的鏡頭移回到60多年前的上海，就不難發現，潘漢年受命轉入黨的隱蔽戰線之前，已在左翼文壇馳騁了5年。他編輯出版新文學刊物，發表大量別具風采的雜文、小說和新詩，積極投身大革命的滾滾洪流，由一個創造社出版部的“小夥計”成長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他組織領導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的籌備與成立，推動了上海左翼革命文化陣營的形成，並擴展至平、京、津、漢、廣等各大城市，為開創無產階級文學事業的新局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一、嶄露頭角的創造社“小夥計”
1923年10月12日，17歲的小學教員潘漢年以刊登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的一首新詩《不敢》叩開了文壇之門。望著報上印成鉛字的一行行小詩，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令他興奮不已。兩年後，潘漢年隻身離別故鄉宜興，踏進了中國最繁華的都市——上海。和所有的文學青年一樣，潘漢年迫切希望能在這片洋溢著五四新文化清新氣息的土地上盡情汲取更多更新的知識。他先是考取了文藝界知名人士黎錦熙、黎錦暉兄弟開辦的中華國語專科學校。不久，學校因故停辦，潘漢年經朋友介紹，進入中華書局《小朋友》周刊編輯部。五卅慘案的發生，把不甘於終日埋首書案的潘漢年捲入中華書局職工反帝愛國遊行示威的行列，其間結識了中華書局印刷廠的中共黨員。隨後，潘漢年還積極參與發動中華書局職工向資方要求改善待遇的罷工鬥爭。校對工作之餘，潘漢年筆耕不輟，創作的新詩、童話、雜文、短論陸續見諸報端，逐漸在上海文壇嶄露頭角。
1925年9月，潘漢年應同鄉周全平之邀去《洪水》編輯部幫忙。該刊是著名新文學團體創造社自五卅運動後一改浪漫主義創作傾向而創辦的，它注重對社會、政治、文化問題的討論，抨擊現實生活的黑暗與不公，很受青年讀者青睞。編輯部因人手緊，沒有明確分工，編輯、校對、發行，大家樣樣都干。這給了潘漢年一個極好的鍛鍊機會。次年春，創造社出版部成立，租了閘北寶山路三德里A字11號作門市部，潘漢年正式加盟其間、和周全平、葉靈鳳、柯仲平、周毓英、成紹宗等幾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自稱創造社的“小夥計”。出版部主要出版、發行創造社成員的作品和《洪水》半月刊，工作緊張忙碌。潘漢年所分管的是刊物訂戶工作，他善於同各種不同階層的人員交往，與許多讀者建立了良好的聯繫。精力充沛的“小夥計”們不滿足於出版部的繁雜工作，餘暇閒聊中，潘漢年提議辦一份“小夥計”們自己的刊物，大家一致響應。說干就干，一張由潘漢年全權負責編輯的八開四面小報《A11》誕生了。從取自出版部門牌號的刊名，足以看出潘漢年等年輕人不拘泥於傳統，富有創新意味的鮮明個性。潘漢年在《A11》創刊號上寫道：出版部被“四圍的亡國氣、妖氣、奴氣、烏氣包蔽得沉悶異常，時常想伸出頭來聯合著‘狂叫’、‘狂喊’、‘胡言亂語’，加大我們的聲音，打破那亡國氣、妖氣、奴氣、烏氣，掃除那周圍的碳酸氣。”①《A11》為“小夥計”們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而憤世嫉俗提供了宣洩之處。十餘篇短小精悍的雜文出自潘漢年的手筆，其中《原來如此“內除國賊”》一文，就進步報人邵飄萍因“有宣傳赤化嫌疑”慘遭殺害發出悲憤的感嘆：“中國的國賊，原來不是軍閥，不是資本家，不是串通外人的賣國者，是‘有宣傳赤化嫌疑’的不愛國者!誰說的打倒軍閥呢，‘內除國賊’的‘國賊’還要請軍閥去除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