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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籌備會開過不久，我由於受到王明的誣陷打擊，被撤了職，離開了中宣部和文委的工作，沒有能夠參加“左聯”成立大會。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我和左權、陳啟科等同志就對王明的宗派主義行為十分反感，曾不斷有過鬥爭。1930年2月，王明接任中宣部秘書，掌管了中宣部的日常工作，不久便羅織罪名，把我撤職。並布置在文委系統內對我進行批判。漢年同志對於王明這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並不贊同，更反對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在“批判會”上，他實事求是，敢於仗義執言。我被撤職離開文委後，在地下支部“鍛鍊”期間，儘管經常要在晚間外出貼標語、撒傳單，但我總是關心著漢年同志和革命文化界的情況。1930年3月2日，“左聯”在上海竇樂安路的中華藝術大學的教室里召開了成立大會，漢年同志擔任了“左聯”黨團書記。聽到這些消息，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是革命文化運動的發展和潘漢年同志等戰友辛勤工作的成果。我在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的同時，也經常撰寫一些文章，在文委和“左聯”的刊物和書店發表、出版，作為對革命文化運動，對潘漢年等同志的工作的一種支持和擁護。以後，我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入獄，和漢年同志及革命文化界就沒有什麼聯繫了。
1932年，我被黨營救出獄，來到江西中央蘇區瑞金工作。1933年下半年，潘漢年同志也從上海調來蘇區中央局工作，我們又見了面，久別重逢，十分親切，不禁回憶起在文委期間一起工作戰鬥的情形。同年11月間，國民黨十九路軍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將領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派人來蘇區和我黨聯絡共同反蔣抗日。潘漢年同志被派去和十九路軍來人接洽，隨後又作為我黨的代表到福州進行談判，做了很多工作。但由於當時在黨內居統治地位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阻礙，紅軍未能採取積極有力的行動配合十九路軍，致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很快地就被瓦解了，失敗了。我們紅軍的情況，也就更為危險了。
1934年10月，我們一起隨中央紅軍長征，潘漢年同志在總政治部宣傳部工作，我任一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在工作上來往就不很多了。遵義會議後，他被黨中央派出國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從這時起到解放戰爭，我們一直沒有見面的機會。
全國解放初，我們又一起在上海工作。那時，他是上海市副市長，我是中共上海滬西區委書記。當時，我黨剛進入大城市，面臨的工作千頭萬緒，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沒有坐下來閒談敘舊的時間。我總是在工作上遇到了需要解決的問題，才去登門找他，往往又顧不得多談，潘漢年同志每次都是積極幫助設法解決。我們雖然分別多年，但仍保持著以往的友好關係。
我和潘漢年同志最後一次見面是1955年。這時我在北京工作，他從上海來，在中南海遇到了，沒有來得及多談。沒想到不久就傳來了潘漢年是“反革命”，被逮捕了的說法，使我大吃一驚。我講不出更多的根據，但總感覺這事情來得太突然，太不可想像，難以理解。大約這是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的緣故吧。確實的，多少年來，我心目中的潘漢年，還是30年代在文委共同戰鬥時的那個生氣勃勃的“小開”，總是蒙不上一絲一毫“內奸”的影子。不論經過了多少歲月的磨洗，不論在何種場合，每當回憶到30年代的鬥爭，回憶到文委、“左聯”，我總是很自然地想起潘漢年同志，想起他做的那些莊嚴的工作。
而現在，20多年的沉冤終於大白了，我心中激動不已，不可想像的，終於可以想像了，難以理解的，終於能夠理解了。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給人民留下的真相，是不會被幾句誣陷不實之詞所掩蓋和湮沒的呵!
1982年12月27日
2.3 “左聯”的成立與潘漢年的作用①
①本文原載《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原題為《回憶中的潘漢年同志》。本書中的標題為編者所加。
馮雪峰
我與潘漢年初次相識，是1928年12月在上海。
在魯迅1927年10月、11月、12月這幾個月的日記中，也記有潘漢年同別人一起去見魯迅的事，照當時的情況看起來，潘漢年顯然不可能是代表黨去談問題的。
“左聯”成立於1930年3月2日，醞釀是從1929年10月後就開始的。潘漢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據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漢年是做黨中央宣傳部幹事，到1930年春天他還兼任文委書記。1929年10月、11月間，潘漢年來找我，要我去同魯迅商談成立“左聯”的問題。他同我談的話，有兩點我是記得很清楚的;一、他說黨中央希望“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及在魯迅影響下的人們聯合起來，以這三方面人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二、團體名稱擬定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看魯迅有什麼意見，“左翼”兩個字用不用，也取決於魯迅，魯迅如不同意用這兩個字，那就不用。
我去同魯迅商談，魯迅完全同意成立這樣一個革命團體;同時他說“左翼”二字還是用好，旗幟可以鮮明一點。
這時候，據我了解，“創造社”方面，潘漢年主要是找馮乃超;“太陽社”方面，則找阿英(蔣光慈好像還在日本);同時潘漢年也找夏衍、洪靈菲等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