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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夥計”們有幾位坐過一回牢。孫傳芳封了門市部，把他們帶走，幸而當淞滬督辦的是學者丁文江，有誰走他後門，放出來了。等到來了蔣介石，出了“四一二”事變，三德里弄口血流成河，出版部才改為江南書店，搬到北四川路了，通信圖書館則依然存在，關了一陣門，又開張了，直到1929年給封門，捕人，沒收，遂告完蛋。
小潘呢，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入的黨，在1927—1928年，他一方面還在公開活動，依然和葉靈鳳一起，辦了一個文藝刊物《現代小說》，寫他的小說，住在法租界霞飛路(現淮海中路)的所謂“聽車樓”上，一方面卻成了地下工作者。魯迅先生剛從廣州到上海，互濟會由王弼出面請先生吃飯，小潘也在場。這一次魯迅與他談得很親切。1929年醞釀成立“左聯”，就是他和馮雪峰、馮乃超去請先生出來掛帥的。1930年“左聯”成立，有先生的講話，也有潘漢年代表黨的講話。前者有馮雪峰的記錄，可惜後者沒有留下文字材料。
1931年，我在離開上海兩年多之後回來時，漢年已是一個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沒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時會仍然碰到，笑笑，點點頭，三言兩語。如果是在馬路上，則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幹什麼。總之，是很機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對某人的行動有點懷疑，對雪峰反映了。雪峰說：“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務交給他的。”我就不管了。
這麼個小潘，有時見到，知道還在上海，有時許久見不到，好像又不在上海，到什麼遙遠的地方去了。一直到1933年，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在瑞金的中華蘇維埃政府外交部，派一個姓潘的叫潘什麼同志作代表去談判。我才知道這潘什麼原來就是小潘。
後來，我在南京，和漢年的堂兄潘梓年一起呆了幾年。呆到1937年夏，有一天，梓年被叫出去見客了，回來偷偷告訴我：“你猜來的是誰?是漢年，他是從延安來的，來談判。”過不幾天，梓年背著行李走了，給我和一起的幾位同志來一封信說：“形勢很好，你們大家也快出來了。”
盧溝橋事變之後，我從南京回到上海，雪峰第一個來找我，他叫我自己去找黨，告訴我辦事處的地址說：“你自己去好了，那兒有熟人。”我就去了，見我的是小潘。他問了我還留在那隔離世界的人們，—一把名字記下。我提出要知道些當前的形勢、任務和方針。他給我看一個文件，紅油墨印的《中國工農紅軍將士為蘆溝橋事變告民眾書》。我一看就發愣，他說：“現在就是這樣，你一時不了解，慢慢看一陣，休息休息，把身體養好再說。”這樣，我們又分手了。至於那個文件，後來不見了，是王明搞的玩意兒。
過了一個月，“八一三”的炮聲響了，我在家裡呆不住，便又棄家出走，在大後方兜了個大圈子，後來到了香港。茅公(茅盾同志)告訴我，他要找黨。後來約定在德輔道一家小咖啡館裡會面。結果來的是小潘和廖承志同志。以後，我無論在上海，在根據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見過小潘。上海已經變成孤島了，敵寇環伺，漫天恐怖，但卻又在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獺絨帽子壓住了眉毛，高級大衣豎起了獺絨領，挺闊氣，坐在一輛三輪車上，招搖過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嚇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卻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驚鴻掠影，過去了。後來在新四軍那兒，沒瞧見他，可在李一氓同志寢室里，掛著一張小小的單條，上邊是秀美的書法，寫著一首詩(詩句忘了)，是漢年過蘇北去延安時留下的手筆。總之，他好像總是在滿中國，甚至在國外跑來跑去。有人說他這個人是神出鬼沒的。
直到全國解放，我從北京第一次去上海，想他這會兒位高官大，忙得要死，我沒事找他幹啥。周而復同志說：“那有什麼關係，他就住在這大廈里。”帶我到他房間裡，他依然嬉皮笑臉的，同過去一樣，和30年代某些個別老朋友不同，臉上未添官氣。當然，崗位不同，工作沒聯繫，相忘於江湖，以後見面少了。
晴天一聲霹靂，他成了“反革命”，而且據說是個“大壞人”，本來應該槍斃，但是寬大了，沒斃!怎樣反法?如何壞法?沒公布，不知道，但二話不說，應該相信，就相信了。從此虛無縹緲，不知到哪裡去了。不應問，也不敢問。20多年過去了，不見的朋友，又一個個出來了，最後挨到小潘，小潘也沒事了。然而人呢，人沒槍斃，卻在不知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死了!正如丁玲來京時，和我談起雪峰，忽然發出愚問：“雪峰這傢伙，為什麼要死呢?”我也要發同樣的愚問了：“小潘，小潘，幹麼要死，不死多好!”
翻翻歷史，古今中外，千古奇冤，永沉海底，多的是。唯有今天好些受冤深重的同志卻能在我有生之年，見其平反昭雪，大白天下。這當然應當歸功於活得久的好處，但更重要的是感謝我們的黨，我要更熱、更熱地熱愛黨。
1982年8月30日於北京
2.2 反對文化“圍剿”的鬥爭①
①本文原載《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
吳黎平
30年代初，我曾和潘漢年同志一起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當時，他在領導文化工作委員會，團結廣大進步文化工作者，在反對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