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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野”，作天地對應，有“俯察仰觀之義”。前面歷代州域形勢以朝代為經，以地理
為緯；後面分省則以政區為綱，朝代為目，全書經緯交錯，綱目分明，且自作自注，敘
述生動，結構嚴謹，讀之趣味無窮。
第二，具有濃厚的軍事地理色彩。顧祖禹著述《讀史方輿紀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
然是為反清復明之需，當然十分注重對於軍事的記述。他鑑於明朝統治者不會利用山川
形勢險要，未能記取古今用兵成敗的教訓，最後遭致亡國的歷史，在書中著重論述州域
形勢、山川險隘、關塞攻守，引證史事，推論成敗得失，“以古今之史，質之以方輿”。
詳細記載歷代興亡成敗與地理環境的關係，而對名勝古蹟的記載則相對簡單得多。不僅
前面9卷專門論述歷代州域形勢，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險要、形勢得失開端。
各省形勢及其在軍事上的重要性，皆有總序一篇進行論述。《歷代州域形勢》和各省山
川險要總論，幾乎每篇都是甚有價值的軍事地理論文。
而且每敘述某一地理實體時，必窮根究源備述其軍事上的地位和價值。顧祖禹認為，
地利是行軍之本。地形對於兵家，有如人為了生存需要飲食，遠行者需靠舟車一樣重要。
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軍，加上“鄉導”的幫助，“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這正是他
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對於地理環境與戰爭得失成敗的關係著重記述的初衷。難怪張
之洞認為“此書專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證。”梁啓超也認為，“景范之書，實為
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
第三，注重人地關係的辯證思維。以研究天險地利為主的《讀史方輿紀要》，始終
貫穿著天險地利只是成敗得失的從屬條件，而決定的因素還在於社會和人事的正確思想。
因為“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雖是“金城湯池”之故，若“不得其
人以守之”，連同“培塿之丘”、“泛濫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當，縱使“枯木朽
株皆可以為敵難”。也就是說，決定戰爭勝負的原因，地理形勢固然重要，但帶兵將領
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論述歷代都城的變化和原因時，顧祖禹認為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
並非地勢險固決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選擇與當時的形勢有關，此時可以建都的地方，
而到彼時則不一定適於建都，其次，是否適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勢是否險固，攻守是否有
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產是否發達，對敵鬥爭是否有利。由於建都的各種因素
是在經常變化的，不能單純考慮山川地勢。他的這種觀點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基本上
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經世致用，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尤其重視。顧祖禹認為：輿地之書不但
要記載歷代疆域的演變和政區的沿革，而且還要包括河渠、食貨、屯田、馬政、鹽鐵、
職貢等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的內容。當他開始撰寫時的確對此十分重視，但後
來由於各種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擾”，顧不上補綴，但其大略亦能“錯
見於篇中”。不過他在論述各地的地理形勢時，儘量做到以地理條件為印證，使歷史成
為地理的嚮導，地理成為歷史的圖籍，互相緊密融匯。全書對於有關國計民生的多寫，
無關的少寫，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這也是《讀史方輿紀要》有別於其他地理著作
之處。由於黃河之患歷來不止，直接對國計民生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顧祖禹在《讀史
方輿紀要》中大量輯錄前人治水的主張，以留給後人借鑑。他十分賞識潘季馴的治河方
針。認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讀史方
輿紀要》卷126）書中對潘季馴的主張頗多引證。此外，書中對漕運的記載也十分重視。
顧祖禹認為漕運相當重要，因為“天下大命，實繫於此”。但他反對為了漕運而置運河
沿線百姓生命財產於不顧的觀點。在《川瀆異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論述漕運
和海運，又在有關州縣下，詳細記載運河的閘、壩、堤防和濟運諸泉。此外，對於明代
農業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松地區，以及揚州、淮安等轉漕城鎮衝要地位，書中都一一作了
記載。同時，《讀史方輿紀要》於農田水利的興廢、交通路線的變遷、城邑鎮市的盛衰，
都詳略得當地有所記載。由此可見，不但對於軍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讀史方輿紀要》
有十分重要的記述，而且在經濟地理方面亦有相當可觀的內容。
以軍事地理為主，集自然與人文地理於一身的巨著——
《讀史方輿紀要》的撰成，當然與顧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開。
為了編撰這本巨型歷史地理著作，他先後查閱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種地誌，旁征博
為緯；後面分省則以政區為綱，朝代為目，全書經緯交錯，綱目分明，且自作自注，敘
述生動，結構嚴謹，讀之趣味無窮。
第二，具有濃厚的軍事地理色彩。顧祖禹著述《讀史方輿紀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
然是為反清復明之需，當然十分注重對於軍事的記述。他鑑於明朝統治者不會利用山川
形勢險要，未能記取古今用兵成敗的教訓，最後遭致亡國的歷史，在書中著重論述州域
形勢、山川險隘、關塞攻守，引證史事，推論成敗得失，“以古今之史，質之以方輿”。
詳細記載歷代興亡成敗與地理環境的關係，而對名勝古蹟的記載則相對簡單得多。不僅
前面9卷專門論述歷代州域形勢，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險要、形勢得失開端。
各省形勢及其在軍事上的重要性，皆有總序一篇進行論述。《歷代州域形勢》和各省山
川險要總論，幾乎每篇都是甚有價值的軍事地理論文。
而且每敘述某一地理實體時，必窮根究源備述其軍事上的地位和價值。顧祖禹認為，
地利是行軍之本。地形對於兵家，有如人為了生存需要飲食，遠行者需靠舟車一樣重要。
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軍，加上“鄉導”的幫助，“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這正是他
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對於地理環境與戰爭得失成敗的關係著重記述的初衷。難怪張
之洞認為“此書專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證。”梁啓超也認為，“景范之書，實為
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
第三，注重人地關係的辯證思維。以研究天險地利為主的《讀史方輿紀要》，始終
貫穿著天險地利只是成敗得失的從屬條件，而決定的因素還在於社會和人事的正確思想。
因為“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雖是“金城湯池”之故，若“不得其
人以守之”，連同“培塿之丘”、“泛濫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當，縱使“枯木朽
株皆可以為敵難”。也就是說，決定戰爭勝負的原因，地理形勢固然重要，但帶兵將領
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論述歷代都城的變化和原因時，顧祖禹認為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
並非地勢險固決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選擇與當時的形勢有關，此時可以建都的地方，
而到彼時則不一定適於建都，其次，是否適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勢是否險固，攻守是否有
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產是否發達，對敵鬥爭是否有利。由於建都的各種因素
是在經常變化的，不能單純考慮山川地勢。他的這種觀點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基本上
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經世致用，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尤其重視。顧祖禹認為：輿地之書不但
要記載歷代疆域的演變和政區的沿革，而且還要包括河渠、食貨、屯田、馬政、鹽鐵、
職貢等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的內容。當他開始撰寫時的確對此十分重視，但後
來由於各種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擾”，顧不上補綴，但其大略亦能“錯
見於篇中”。不過他在論述各地的地理形勢時，儘量做到以地理條件為印證，使歷史成
為地理的嚮導，地理成為歷史的圖籍，互相緊密融匯。全書對於有關國計民生的多寫，
無關的少寫，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這也是《讀史方輿紀要》有別於其他地理著作
之處。由於黃河之患歷來不止，直接對國計民生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顧祖禹在《讀史
方輿紀要》中大量輯錄前人治水的主張，以留給後人借鑑。他十分賞識潘季馴的治河方
針。認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讀史方
輿紀要》卷126）書中對潘季馴的主張頗多引證。此外，書中對漕運的記載也十分重視。
顧祖禹認為漕運相當重要，因為“天下大命，實繫於此”。但他反對為了漕運而置運河
沿線百姓生命財產於不顧的觀點。在《川瀆異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論述漕運
和海運，又在有關州縣下，詳細記載運河的閘、壩、堤防和濟運諸泉。此外，對於明代
農業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松地區，以及揚州、淮安等轉漕城鎮衝要地位，書中都一一作了
記載。同時，《讀史方輿紀要》於農田水利的興廢、交通路線的變遷、城邑鎮市的盛衰，
都詳略得當地有所記載。由此可見，不但對於軍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讀史方輿紀要》
有十分重要的記述，而且在經濟地理方面亦有相當可觀的內容。
以軍事地理為主，集自然與人文地理於一身的巨著——
《讀史方輿紀要》的撰成，當然與顧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開。
為了編撰這本巨型歷史地理著作，他先後查閱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種地誌，旁征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