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頁
或許厚朴在那之前不接我電話的原因還在於，他敏感地覺得，現在的我，是映照他失敗的最好對比。
同學們都不知道厚朴的確切消息，只是斷斷續續告訴我，他偶爾突然偷溜回學校，抨擊一下學校和大部分人的庸碌，調戲下小學妹，拉大家喝幾瓶啤酒，就又再消失。有人在某個酒吧看到過他，也有人看到過他在馬路邊彈吉他，想獲得些資助。
我從輔導員那裡要到厚樸父親的電話，希望他能向厚朴分析清楚這世界的真實邏輯。然而那位厚朴一直念叨的鄉村英語老師，講話帶著一種莫名其妙的腔調，像老外在說中文一樣。他告訴我：“沒事，就讓他闖闖，失敗了，也當作是讓他發泄發泄，他得把內心的欲望抒發完成啊，要不這一生就浪費了。”
我一下子明白，為什麼厚朴有著那麼著急、倉促，同時強烈而又真摯地擁抱世界的想像——這樣的父親幫不了厚朴。
實在沒有辦法，我最終試圖找王子怡幫忙。她淡淡地說：“哦，厚朴，好幾個晚上拖著把吉他在我家小區里半夜唱歌，發酒瘋說他如何愛我，被我父親叫警察把他帶走了。他真是個——”
我知道她想說什麼，我不想聽到那個詞語，在她還沒說出口前，趕緊掛了電話。
對厚朴的擔心，很快被每天日常瑣碎的各種滋味淹沒。
在正式畢業前，我如願地被雜誌社錄用。為了參加畢業典禮，我回了一趟大學。希望這次回去，能見到厚朴。
打開以前宿舍的門，裡面確實出乎意料地乾淨。聽同學說，厚朴在臨走前，擦拭乾淨了每一個角落。他們不解厚朴的這個行為，其實我也不理解。
讓人意外的是，除了帶走一把吉他，厚朴把整套樂器都留下來了。他跟同學們說，這是留給以後來這所學校，同樣懷有夢想的人。
我大概能感覺到，要離開學校時，厚朴內心裡那複雜的滋味。
以前讀大學的時候，總覺得這城市格外的小，就是一條主幹道，衍生出幾條功能迥異的路。然而，當它藏住一個人的時候，就變得格外的大。
整座城市就只有酒吧街上那幾個酒吧，也只有九一路上那兩三家樂器行。厚朴藏身的地方確實不多，但直到回北京前，我依然沒能找到他。
然而生活必須繼續，就像是個話劇演員，我必須在中場休息時間結束後，繼續扮演起在現實生活中苦苦爭取來的角色。
我就這樣告別了那座城市，告別了學校，也告別了厚朴。
北京果然像只巨獸，從飛機一落地開始，就有各種觸鬚攀爬而來，把你捲入一個個事件、一個個挑戰、一個個故事和一場場悲喜中。這眾多事件，這眾多悲喜，厚厚地、一層層地包裹著你，讓你經常恍惚，覺得似乎除了北京之外，再沒有其他的生活了。
作為師範大學的學生，我和厚朴的大部分同學都留在家鄉當起了老師，偶爾有些來北京進修或者補習的。我作為唯一一個紮根北京的人，自然成了他們的駐京接待處。
我沒再刻意去打聽厚朴的消息，但來的人總會有意無意地說起——事實上我和許多同學說不上熟悉，只是偶爾說說一些陳年舊事和另外一個共同認識的人的故事，勉強證明，我們為什麼還要在彼此身上花時間的原因。
據說厚朴流浪到最後，沒有朋友收留了，借公共電話亭打了個電話，就被他父親來城市接了回去。
為了他的事情，厚朴的母親和父親吵了很兇的一架，最終母親的主意占了上風。在母親的努力下，一些關係得到疏通，厚朴被安排到三明一個很小的村莊裡去教書。教的課據說很雜，有語文、政治和音樂等。
不知道為什麼，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我經常會在忙到大腦快抽筋的時刻，突然想像，在一個小村莊裡帶著一群小孩唱歌的厚朴。在我的想像里，他還是那樣激情四溢，還笑開著兩顆小虎牙，而村子的陽光，能把他的臉再次照出那種動人的透亮感來。我總會邊想像，邊自己開心地笑。
仿佛過上這樣生活的，是我自己。
糊裡糊塗地，我在北京已經待了兩年了。一個很平常的晚上，大學時期的班長給我打來電話：“你這周末能回來嗎?一起去趟三明。”
“為什麼去三明?”我沒反應過來。
“厚朴死了，班級組織同學們去探望他家。想說你們是最好的朋友，要不要也去送送他?”
我當即腦子一片空白，猶如被人重擊了一般。
班長還在講述這幾年厚朴經歷的種種，那是和我的想像完全不一樣的故事：到村里教書的厚朴，一開始有些寡言，但也稱不上什麼問題，但慢慢地，他不斷和家裡人說，腦子裡有個聲音，哐當哐當的，像是有隻怪獸，就住在他腦子裡到處衝撞。一開始，還只是在晚上隱隱作痛，漸漸地，會突然毫無徵兆地發作，他一開始只是喊頭疼，後來竟發展到拿自己的頭去撞牆，撞得頭破血流。
課最終是上不了了，他的父親帶著他到處去檢查，並沒能查出什麼問題。
自殺的前一周，他對父親提了最後的要求：我能去北京看病嗎?
他父親拒絕了。
這幾年，已經耗盡了這個家庭的最後一點積蓄，也耗盡了這個父親最後的耐心。
班長還在感慨：“我們要多珍惜彼此了，生活是個漫長的戰役，他是我們當中陣亡的第一個人……”
我已經聽不清他在說什麼了。
厚朴的父親不知道，同學們不知道，王子怡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住在厚朴腦子裡的怪獸，是他用想像餵大的那個過度膨脹的理想幻象。我還知道，北京不只是他想要求醫的地方，還是他為自己開出的最後藥方。
一種難以形容的悲傷，迅速在胸口膨脹。張了張口，試圖想發出點什麼，卻始終沒有一點聲音。我這才意識到，這幾來年，對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以至於在這個極度難過的時候，還顧慮著大聲宣洩會惹來鄰居的非議。
大學四年，畢業工作兩年，我一直控制著自己，沒學會抽菸，沒學會喝酒，沒讓自己學會發泄情緒的一切極端方式。要確保對自己一切的控制，要確保對某種想像的未來達成，要確保自己能準確地活在通往目標的那個程序里。
然而我要抵達的到底是什麼?這樣的抵達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
不想哭，內心憋悶得難受，只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間裡，不斷來來回回地到處走，然後不斷深深地、長長地嘆氣。仿佛我的胸口淤積著一個發酵出濃郁沼氣的沼澤，淤積著一個被人拼命咀嚼，但終究沒能被消化，黏糊成一團的整個世界。
也就是在那時候，我突然察覺，或許我也是個來北京看病的人。
或許，我和厚朴生的是同一種病。
海是藏不住的
我六歲的時候，才第一次看到海。雖然，我是海邊的孩子，而且我的父親，就曾是一名海員。
那次看到海，是到外祖母家的路上。沿著鄉間的小路，跟在母親的身後走，總感覺，怎麼路邊的甘蔗林那，總傳來明晃晃的亮光。我趁著母親不備往那跑，這才看到海。
同學們都不知道厚朴的確切消息，只是斷斷續續告訴我，他偶爾突然偷溜回學校，抨擊一下學校和大部分人的庸碌，調戲下小學妹，拉大家喝幾瓶啤酒，就又再消失。有人在某個酒吧看到過他，也有人看到過他在馬路邊彈吉他，想獲得些資助。
我從輔導員那裡要到厚樸父親的電話，希望他能向厚朴分析清楚這世界的真實邏輯。然而那位厚朴一直念叨的鄉村英語老師，講話帶著一種莫名其妙的腔調，像老外在說中文一樣。他告訴我：“沒事，就讓他闖闖，失敗了，也當作是讓他發泄發泄，他得把內心的欲望抒發完成啊，要不這一生就浪費了。”
我一下子明白，為什麼厚朴有著那麼著急、倉促，同時強烈而又真摯地擁抱世界的想像——這樣的父親幫不了厚朴。
實在沒有辦法，我最終試圖找王子怡幫忙。她淡淡地說：“哦，厚朴，好幾個晚上拖著把吉他在我家小區里半夜唱歌，發酒瘋說他如何愛我，被我父親叫警察把他帶走了。他真是個——”
我知道她想說什麼，我不想聽到那個詞語，在她還沒說出口前，趕緊掛了電話。
對厚朴的擔心，很快被每天日常瑣碎的各種滋味淹沒。
在正式畢業前，我如願地被雜誌社錄用。為了參加畢業典禮，我回了一趟大學。希望這次回去，能見到厚朴。
打開以前宿舍的門，裡面確實出乎意料地乾淨。聽同學說，厚朴在臨走前，擦拭乾淨了每一個角落。他們不解厚朴的這個行為，其實我也不理解。
讓人意外的是，除了帶走一把吉他，厚朴把整套樂器都留下來了。他跟同學們說，這是留給以後來這所學校，同樣懷有夢想的人。
我大概能感覺到，要離開學校時，厚朴內心裡那複雜的滋味。
以前讀大學的時候，總覺得這城市格外的小，就是一條主幹道，衍生出幾條功能迥異的路。然而，當它藏住一個人的時候，就變得格外的大。
整座城市就只有酒吧街上那幾個酒吧，也只有九一路上那兩三家樂器行。厚朴藏身的地方確實不多，但直到回北京前，我依然沒能找到他。
然而生活必須繼續，就像是個話劇演員，我必須在中場休息時間結束後，繼續扮演起在現實生活中苦苦爭取來的角色。
我就這樣告別了那座城市，告別了學校，也告別了厚朴。
北京果然像只巨獸，從飛機一落地開始，就有各種觸鬚攀爬而來，把你捲入一個個事件、一個個挑戰、一個個故事和一場場悲喜中。這眾多事件，這眾多悲喜，厚厚地、一層層地包裹著你，讓你經常恍惚，覺得似乎除了北京之外，再沒有其他的生活了。
作為師範大學的學生，我和厚朴的大部分同學都留在家鄉當起了老師，偶爾有些來北京進修或者補習的。我作為唯一一個紮根北京的人，自然成了他們的駐京接待處。
我沒再刻意去打聽厚朴的消息，但來的人總會有意無意地說起——事實上我和許多同學說不上熟悉，只是偶爾說說一些陳年舊事和另外一個共同認識的人的故事，勉強證明，我們為什麼還要在彼此身上花時間的原因。
據說厚朴流浪到最後，沒有朋友收留了，借公共電話亭打了個電話，就被他父親來城市接了回去。
為了他的事情，厚朴的母親和父親吵了很兇的一架，最終母親的主意占了上風。在母親的努力下，一些關係得到疏通，厚朴被安排到三明一個很小的村莊裡去教書。教的課據說很雜，有語文、政治和音樂等。
不知道為什麼，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我經常會在忙到大腦快抽筋的時刻，突然想像，在一個小村莊裡帶著一群小孩唱歌的厚朴。在我的想像里，他還是那樣激情四溢，還笑開著兩顆小虎牙，而村子的陽光，能把他的臉再次照出那種動人的透亮感來。我總會邊想像，邊自己開心地笑。
仿佛過上這樣生活的，是我自己。
糊裡糊塗地，我在北京已經待了兩年了。一個很平常的晚上，大學時期的班長給我打來電話：“你這周末能回來嗎?一起去趟三明。”
“為什麼去三明?”我沒反應過來。
“厚朴死了，班級組織同學們去探望他家。想說你們是最好的朋友，要不要也去送送他?”
我當即腦子一片空白，猶如被人重擊了一般。
班長還在講述這幾年厚朴經歷的種種，那是和我的想像完全不一樣的故事：到村里教書的厚朴，一開始有些寡言，但也稱不上什麼問題，但慢慢地，他不斷和家裡人說，腦子裡有個聲音，哐當哐當的，像是有隻怪獸，就住在他腦子裡到處衝撞。一開始，還只是在晚上隱隱作痛，漸漸地，會突然毫無徵兆地發作，他一開始只是喊頭疼，後來竟發展到拿自己的頭去撞牆，撞得頭破血流。
課最終是上不了了，他的父親帶著他到處去檢查，並沒能查出什麼問題。
自殺的前一周，他對父親提了最後的要求：我能去北京看病嗎?
他父親拒絕了。
這幾年，已經耗盡了這個家庭的最後一點積蓄，也耗盡了這個父親最後的耐心。
班長還在感慨：“我們要多珍惜彼此了，生活是個漫長的戰役，他是我們當中陣亡的第一個人……”
我已經聽不清他在說什麼了。
厚朴的父親不知道，同學們不知道，王子怡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住在厚朴腦子裡的怪獸，是他用想像餵大的那個過度膨脹的理想幻象。我還知道，北京不只是他想要求醫的地方，還是他為自己開出的最後藥方。
一種難以形容的悲傷，迅速在胸口膨脹。張了張口，試圖想發出點什麼，卻始終沒有一點聲音。我這才意識到，這幾來年，對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以至於在這個極度難過的時候，還顧慮著大聲宣洩會惹來鄰居的非議。
大學四年，畢業工作兩年，我一直控制著自己，沒學會抽菸，沒學會喝酒，沒讓自己學會發泄情緒的一切極端方式。要確保對自己一切的控制，要確保對某種想像的未來達成，要確保自己能準確地活在通往目標的那個程序里。
然而我要抵達的到底是什麼?這樣的抵達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
不想哭，內心憋悶得難受，只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間裡，不斷來來回回地到處走，然後不斷深深地、長長地嘆氣。仿佛我的胸口淤積著一個發酵出濃郁沼氣的沼澤，淤積著一個被人拼命咀嚼，但終究沒能被消化，黏糊成一團的整個世界。
也就是在那時候，我突然察覺，或許我也是個來北京看病的人。
或許，我和厚朴生的是同一種病。
海是藏不住的
我六歲的時候，才第一次看到海。雖然，我是海邊的孩子，而且我的父親，就曾是一名海員。
那次看到海，是到外祖母家的路上。沿著鄉間的小路，跟在母親的身後走，總感覺，怎麼路邊的甘蔗林那，總傳來明晃晃的亮光。我趁著母親不備往那跑，這才看到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