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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好，」對方鬆了一口氣，「我參加省政協在深圳辦的一個學習班，離開二十多天，回來聽說了山山的事，我很替你難過。」
「謝謝你。」趙離鬆了一口氣，覺得冤屈了李天民，想哭。
「我有話要對你說，如果今天有時間，你回來一趟，我想看看山山的墓地。」
「那不行，山山是個小孩子，怎麼能讓你去看他。」
「你說說有沒有時間？」
「……有吧。」
「五點鐘我在公墓那裡等你。」李天民不容置疑地說。
一路上，趙離的身體裡浸透了悲慟和委屈，仿佛只消輕輕一擠壓，就能四處流淌。她反覆對自己說:不要激動，不能哭，你的眼淚已經流幹了，你發過誓，再也不哭了。可是在公墓的門前，她一看到李天民，就跑上去一把捉住他的手，不可抑制地大哭起來。多少天以來的悲憤，一齊湧出。
李天民輕輕搖頭，撫著她的胳膊，嘆息不已。
李天民和趙離來到山山的墓前，彎下腰，把一束花放在碑前。
「我還能想見山山的樣子，多好的孩子。」李天民說。
趙離的淚水又無聲地順著兩頰流了下來，說:「這孩子生下來就很乖，學習又好，長得又漂亮，他怎麼就得了這病呢？」「醫學上還有很多沒有攻克的難題，總有一天會攻克的。」
「那一天又有什麼意義呢？山山再也不會活了。」
「可是還有很多的孩子，要是醫學解決了這些難題，他們就不會走山山的道路了。」
趙離紅著眼睛，憤然道:「你為什麼要說起別的孩子？我不管，我只要我的山山。」
李天民半晌沉默，說:「對不起，我想讓你少一些傷心，忘了你是一個母親。不過孩子已經去世了，你不能老是在悲傷裡面，你要振作起來，我們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我最傷心的還是和他在一起的時間太少了，這兩年，總是忙著新城的工作，沒有好好地陪他玩過，這一次病重，我從新城回到經州，他就一直昏迷不醒，雖說這是早晚要來的事，可是哪怕和孩子說一句也行埃我要是早一點回來就好了。」
李天民握著她的手，一隻手在上面拍著。趙離把頭靠到他的肩上。趙離覺得這是她多年以來所盼望的一刻。他們誰也不動，就這樣長久地坐在公墓的林蔭里，望著山坡下的一塊塊黑色大理石墓碑。這些墓碑在夕照中排列得整整齊齊，好像在集體述說著一個什麼故事，讓人頓起人生短暫之想。可是分明每一個墓碑又有著不同的故事。趙離覺得山山，還有他的鄰居們都在注視著他，驚訝地看到她這樣靠在一個男人的肩上。但她一點也不怕，她心裡充滿了安全的感覺，一種小時候就有的讓哥哥保護的感覺。讓他們去說吧。她突然說。李天民聽明白了，但他不想說話，也許是有很多話要說卻不知道怎樣說起，只是又拍了拍她的手。後來，他們又從山坡上移目遠處，夏季傍晚的空中只有一兩絲絮狀的薄雲緩緩地行走，與凝重的死亡的墓碑比起來，它們仿佛在有意地表現生命主題的空靈。
「真想就這樣坐下去，一直坐到處分來的那一天。」趙離輕輕說。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李天民說，「什麼都不要說，我明天就到省委去找朱書記反映，拼了這張老臉，也要為你爭一個公道回來。」
二十六
省委朱書記愛和新聞記者打交道是出了名的，在北京工作時就在新聞界頗有號召力。與有些領導討厭記者不同，他有一套自己的見解:如果領導幹部是一棵樹，新聞記者就是一棵藤，他們天生就要一起存在的。中國固然不搞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他本人首先反對一切新聞自由的觀點，主張新聞媒介是黨的喉舌―――既然是喉舌，一張口就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們會成為一支重要的藉助力量，為你增添一道風景；二是他們壞事的能量同樣不可小覷，能把你纏得半死不活。到省以後，他宣布要主動接受輿論監督，同新聞界廣交朋友。新聞記者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如果說社會上有誰最喜牢騷不平，肯定就是他們了。說他們說是幹部，卻沒有幹部的特權，說是知識份子，又沒有專家學者的名分，只能寫寫言不由衷的文章。有這樣的開明書記，他們當然樂於捧場，寫了不少鼓吹朱書記的文章。
由此朱書記也進一步驗證了自己的見解，對新聞界愈加重視，即使再忙，也不忘抽空看些報章雜誌。現在他的案頭就擺放著新華社最新一期《內參》，上面一篇新華社記者和兩名省市記者合寫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文章題目是:《在真情與事業之間―――一個女縣委書記的故事》。感興趣讀後，想起了前次新城之行。趙離是省內惟一的女縣委書記，給他印象很深，去年他的確是想借到基層調研的機會，順便認識一下這個同志。
可是後來感到這個同志表現平平，只依稀記得經州的老李說她孩子有什麼病，再後來又放棄了到中央黨校學習機會，漸漸就把這人忘卻。讀了這篇文章，才知道這個女同志的孩子得了血癌，她在這種情況下堅持工作，並且很有成績，的確難能可貴。他在文章的標題下面用紅筆重重地畫了一道槓，批轉省報主編，要他以後在省報上組織一些反映基層幹部事跡的文章。
過了兩天，經州市委原書記李天民通過他的秘書求見。本想推辭，他很忙，這幾天上海市政府商貿代表團來商談兩省市的合作問題。加強同沿海省市的合作，是他上任後提出來的重要舉措，關係本省發展，對他的政聲影響至大。現在雙方已經談成，確定在下午舉行送別酒會。但李天民是他免去市委書記職務的老同志，還擔任著正廳級現職，不能不見，答應利用飯前的時間在賓館同他見面。
「謝謝你。」趙離鬆了一口氣，覺得冤屈了李天民，想哭。
「我有話要對你說，如果今天有時間，你回來一趟，我想看看山山的墓地。」
「那不行，山山是個小孩子，怎麼能讓你去看他。」
「你說說有沒有時間？」
「……有吧。」
「五點鐘我在公墓那裡等你。」李天民不容置疑地說。
一路上，趙離的身體裡浸透了悲慟和委屈，仿佛只消輕輕一擠壓，就能四處流淌。她反覆對自己說:不要激動，不能哭，你的眼淚已經流幹了，你發過誓，再也不哭了。可是在公墓的門前，她一看到李天民，就跑上去一把捉住他的手，不可抑制地大哭起來。多少天以來的悲憤，一齊湧出。
李天民輕輕搖頭，撫著她的胳膊，嘆息不已。
李天民和趙離來到山山的墓前，彎下腰，把一束花放在碑前。
「我還能想見山山的樣子，多好的孩子。」李天民說。
趙離的淚水又無聲地順著兩頰流了下來，說:「這孩子生下來就很乖，學習又好，長得又漂亮，他怎麼就得了這病呢？」「醫學上還有很多沒有攻克的難題，總有一天會攻克的。」
「那一天又有什麼意義呢？山山再也不會活了。」
「可是還有很多的孩子，要是醫學解決了這些難題，他們就不會走山山的道路了。」
趙離紅著眼睛，憤然道:「你為什麼要說起別的孩子？我不管，我只要我的山山。」
李天民半晌沉默，說:「對不起，我想讓你少一些傷心，忘了你是一個母親。不過孩子已經去世了，你不能老是在悲傷裡面，你要振作起來，我們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我最傷心的還是和他在一起的時間太少了，這兩年，總是忙著新城的工作，沒有好好地陪他玩過，這一次病重，我從新城回到經州，他就一直昏迷不醒，雖說這是早晚要來的事，可是哪怕和孩子說一句也行埃我要是早一點回來就好了。」
李天民握著她的手，一隻手在上面拍著。趙離把頭靠到他的肩上。趙離覺得這是她多年以來所盼望的一刻。他們誰也不動，就這樣長久地坐在公墓的林蔭里，望著山坡下的一塊塊黑色大理石墓碑。這些墓碑在夕照中排列得整整齊齊，好像在集體述說著一個什麼故事，讓人頓起人生短暫之想。可是分明每一個墓碑又有著不同的故事。趙離覺得山山，還有他的鄰居們都在注視著他，驚訝地看到她這樣靠在一個男人的肩上。但她一點也不怕，她心裡充滿了安全的感覺，一種小時候就有的讓哥哥保護的感覺。讓他們去說吧。她突然說。李天民聽明白了，但他不想說話，也許是有很多話要說卻不知道怎樣說起，只是又拍了拍她的手。後來，他們又從山坡上移目遠處，夏季傍晚的空中只有一兩絲絮狀的薄雲緩緩地行走，與凝重的死亡的墓碑比起來，它們仿佛在有意地表現生命主題的空靈。
「真想就這樣坐下去，一直坐到處分來的那一天。」趙離輕輕說。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李天民說，「什麼都不要說，我明天就到省委去找朱書記反映，拼了這張老臉，也要為你爭一個公道回來。」
二十六
省委朱書記愛和新聞記者打交道是出了名的，在北京工作時就在新聞界頗有號召力。與有些領導討厭記者不同，他有一套自己的見解:如果領導幹部是一棵樹，新聞記者就是一棵藤，他們天生就要一起存在的。中國固然不搞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他本人首先反對一切新聞自由的觀點，主張新聞媒介是黨的喉舌―――既然是喉舌，一張口就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們會成為一支重要的藉助力量，為你增添一道風景；二是他們壞事的能量同樣不可小覷，能把你纏得半死不活。到省以後，他宣布要主動接受輿論監督，同新聞界廣交朋友。新聞記者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如果說社會上有誰最喜牢騷不平，肯定就是他們了。說他們說是幹部，卻沒有幹部的特權，說是知識份子，又沒有專家學者的名分，只能寫寫言不由衷的文章。有這樣的開明書記，他們當然樂於捧場，寫了不少鼓吹朱書記的文章。
由此朱書記也進一步驗證了自己的見解，對新聞界愈加重視，即使再忙，也不忘抽空看些報章雜誌。現在他的案頭就擺放著新華社最新一期《內參》，上面一篇新華社記者和兩名省市記者合寫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文章題目是:《在真情與事業之間―――一個女縣委書記的故事》。感興趣讀後，想起了前次新城之行。趙離是省內惟一的女縣委書記，給他印象很深，去年他的確是想借到基層調研的機會，順便認識一下這個同志。
可是後來感到這個同志表現平平，只依稀記得經州的老李說她孩子有什麼病，再後來又放棄了到中央黨校學習機會，漸漸就把這人忘卻。讀了這篇文章，才知道這個女同志的孩子得了血癌，她在這種情況下堅持工作，並且很有成績，的確難能可貴。他在文章的標題下面用紅筆重重地畫了一道槓，批轉省報主編，要他以後在省報上組織一些反映基層幹部事跡的文章。
過了兩天，經州市委原書記李天民通過他的秘書求見。本想推辭，他很忙，這幾天上海市政府商貿代表團來商談兩省市的合作問題。加強同沿海省市的合作，是他上任後提出來的重要舉措，關係本省發展，對他的政聲影響至大。現在雙方已經談成，確定在下午舉行送別酒會。但李天民是他免去市委書記職務的老同志，還擔任著正廳級現職，不能不見，答應利用飯前的時間在賓館同他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