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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臘和亞歷山大時期開展的科學進程曾一度中斷。日耳曼野蠻民族的襲擊、蒙古民族的西侵、宗教改革的震動以及大瘟疫都給政治和社會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損害。當文明從衝突和混亂中重新恢復過來時，奴隸制已不能作為經濟生活的基礎了。第一批造紙廠的建立通過印刷品為收集信息、加強合作提供了新的媒介。漸漸地，在各處，對知識的研究和系統的科學進程又重新恢復。
這樣，十六世紀以後，作為系統思考的必然產生的副產品，不斷出現大量的發明創造，影響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他們都往往加強了活動的範圍，加大了互相的利益或傷害，加強了合作，並且這些來得越來越快。人們的思想並沒有對這一切做好準備，直到20世紀初的大災難加快了人們的思想之前，歷史學家們幾乎找不到為應付在不斷發展的發明浪潮的影響下產生的新情況而做出的有才智、有計劃的嘗試。最近四個世紀的人類歷史就好像是一個被監禁的熟睡者，當囚禁和庇護他的監獄著火時只是笨拙不安的動一動，根本不會醒來，而是將火的劈啪聲和溫暖混入到原來混亂的夢境中，不像是一個清醒者能夠意識到危險和機會。
正因為歷史並不是個人生活的歷史，而是關於全社會生活的記載，因此，那些在歷史上有重要影響的發明必然是影響人類交往的發明。在十六世紀出現的新事物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印刷品以及應用羅盤的適於航海和遠洋航行的船隻的出現。前者普及、擴展並改革了教育、公共信息、討論以及政治活動的基本組織。後者使整個世界聯為一體。但是同樣重要的是槍炮和火藥的使用和改進，這最初是十三世紀由蒙古人帶到西方的。它破壞了城堡中的貴族和有圍牆的城市的實際上的豁免權。槍炮將封建制度一掃而空。君士坦丁堡被炮火攻陷，墨西哥和秘魯也是在西班牙炮火下屈服的。
17世紀，系統的科學出版物有了很大的發展，雖然並不顯著但卻是富有意義的創新。在這偉大的進步過程的領導者中，成就顯著的是在維魯拉姆大法官之後的英國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他是另外一位英國人、卡切斯特的實驗哲學家吉爾伯特（1540－1603）的學生，並可能是他的代言人。這一位培根和他前一位培根一樣，鼓吹觀察和實驗，在他的烏托邦式的故事《新大西洋》中，他以令人鼓舞的豐富的形式，表達了他獻身科學的理想。
不久成立了倫敦皇家學會和佛羅倫斯學會，其他獎勵研究、出版、知識進步的國家團體也相繼成立。這些歐洲的科學團體不僅成為無數發明的源泉，而且成為猛烈抨擊幾個世紀以來統治和摧殘人類思想的荒誕哲學思想的中心。
儘管17、18世紀並沒有出現像印刷品和航海船隻這樣的能迅速改變人類生活狀況的發明，但是穩定的知識和科學能力的積累在十九世紀結出碩果。對世界的探索和地圖的繪製仍在繼續。塔斯馬尼亞、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地圖上出現。18世紀，在英國，煤炭已應用到冶金技術中，這大大降低了鐵的成本，並且與過去的木炭冶金相比，增加了鑄造和使用更大的鐵的可能性。現代機器製造的黎明來到了。
如天國之樹一樣，科學也在不斷的發芽、開花、結果。到十九世紀開始結出科學的果實（事實上今後可能永遠不會停止）。首先出現的是蒸汽機和鋼鐵、鐵路、大型的船隻、巨大的橋樑和建築，以及幾乎萬能的機器。人類的任何物質需求似乎都能夠得到滿足。然而更加奇妙的是，電子科學這一隱秘的寶藏也開始向人類敞開大門。
前面我們曾將16世紀以來的人類政治和社會生活比作一個在關押他的牢房失火時仍在做夢的昏睡著的犯人。16世紀的歐洲人仍在繼續著他們的拉丁帝國夢，統一在天主教會下的神聖羅馬帝國夢。但是，正如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會給我們的夢插入一些最荒謬最具破壞性的註解一樣，當英格蘭的亨利八世和路德將天主教撕成碎片時，在這樣的夢中我們會看見皇帝查理五世昏睡的臉和貪吃的胃。
到了17、18世紀，這樣的夢就成為個人的君主國。這一時期幾乎整個歐洲歷史都在呈現出變化：努力鞏固君主制，使其變得更徹底並向更虛弱的鄰近地區擴展；隨之出現了反對王權的勒索和干涉的堅決抵抗，這首先來自於地主，其後，隨著國際貿易和國內工業的發展，又出現了新湧現出的貿易和有產階級的反抗。雙方都沒有取得徹底的勝利，在這裡國王取得了優勢，而在那裡則是私有財產者戰勝了國王。有時，國王在他的國界裡成為太陽和中心，而就在其邊界上就存在著由強硬的商人階級統治的共和國。變化的範圍是如此廣泛，這表明這一階段的各種不同的政府形式有著強烈的試驗性和地方色彩。
在這些國家上演的戲劇中，一個非常普遍的角色就是大臣，在天主教國家則是主教。他們站在國王的背後，為其服務，並通過這種不可缺少的服務支配著國王。
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不能對這些國家上演的各種戲劇進行細緻的描述。荷蘭的商人加入了新教並支持共和制，擺脫了皇帝查理五世的兒子、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的統治。在英格蘭，亨利八世和他的大臣沃爾西、伊莉莎白女皇和她的大臣伯利奠定了專制主義的基礎，結果卻斷送在愚蠢的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手上。查理一世因叛國罪被推上斷頭台（1649年），這成為歐洲政治思想的一個新的轉折點。在一段時期內（直到1660年），不列顛實行了共和制；王權很不穩定，更多的受到議會的控制。直到查理三世（1760－1820年）時期為恢復統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並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與此相反，法國的國王是歐洲所有國王中完善君主制最成功的一位。兩位偉大的大臣，黎塞留（1585－1642年）和馬薩林（1602－1661年）在這個國家樹立了王權的權威，而這一過程也得到了被稱為“大君主”的國王路易十四長期統治和非凡才能的幫助。
這樣，十六世紀以後，作為系統思考的必然產生的副產品，不斷出現大量的發明創造，影響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他們都往往加強了活動的範圍，加大了互相的利益或傷害，加強了合作，並且這些來得越來越快。人們的思想並沒有對這一切做好準備，直到20世紀初的大災難加快了人們的思想之前，歷史學家們幾乎找不到為應付在不斷發展的發明浪潮的影響下產生的新情況而做出的有才智、有計劃的嘗試。最近四個世紀的人類歷史就好像是一個被監禁的熟睡者，當囚禁和庇護他的監獄著火時只是笨拙不安的動一動，根本不會醒來，而是將火的劈啪聲和溫暖混入到原來混亂的夢境中，不像是一個清醒者能夠意識到危險和機會。
正因為歷史並不是個人生活的歷史，而是關於全社會生活的記載，因此，那些在歷史上有重要影響的發明必然是影響人類交往的發明。在十六世紀出現的新事物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印刷品以及應用羅盤的適於航海和遠洋航行的船隻的出現。前者普及、擴展並改革了教育、公共信息、討論以及政治活動的基本組織。後者使整個世界聯為一體。但是同樣重要的是槍炮和火藥的使用和改進，這最初是十三世紀由蒙古人帶到西方的。它破壞了城堡中的貴族和有圍牆的城市的實際上的豁免權。槍炮將封建制度一掃而空。君士坦丁堡被炮火攻陷，墨西哥和秘魯也是在西班牙炮火下屈服的。
17世紀，系統的科學出版物有了很大的發展，雖然並不顯著但卻是富有意義的創新。在這偉大的進步過程的領導者中，成就顯著的是在維魯拉姆大法官之後的英國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他是另外一位英國人、卡切斯特的實驗哲學家吉爾伯特（1540－1603）的學生，並可能是他的代言人。這一位培根和他前一位培根一樣，鼓吹觀察和實驗，在他的烏托邦式的故事《新大西洋》中，他以令人鼓舞的豐富的形式，表達了他獻身科學的理想。
不久成立了倫敦皇家學會和佛羅倫斯學會，其他獎勵研究、出版、知識進步的國家團體也相繼成立。這些歐洲的科學團體不僅成為無數發明的源泉，而且成為猛烈抨擊幾個世紀以來統治和摧殘人類思想的荒誕哲學思想的中心。
儘管17、18世紀並沒有出現像印刷品和航海船隻這樣的能迅速改變人類生活狀況的發明，但是穩定的知識和科學能力的積累在十九世紀結出碩果。對世界的探索和地圖的繪製仍在繼續。塔斯馬尼亞、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地圖上出現。18世紀，在英國，煤炭已應用到冶金技術中，這大大降低了鐵的成本，並且與過去的木炭冶金相比，增加了鑄造和使用更大的鐵的可能性。現代機器製造的黎明來到了。
如天國之樹一樣，科學也在不斷的發芽、開花、結果。到十九世紀開始結出科學的果實（事實上今後可能永遠不會停止）。首先出現的是蒸汽機和鋼鐵、鐵路、大型的船隻、巨大的橋樑和建築，以及幾乎萬能的機器。人類的任何物質需求似乎都能夠得到滿足。然而更加奇妙的是，電子科學這一隱秘的寶藏也開始向人類敞開大門。
前面我們曾將16世紀以來的人類政治和社會生活比作一個在關押他的牢房失火時仍在做夢的昏睡著的犯人。16世紀的歐洲人仍在繼續著他們的拉丁帝國夢，統一在天主教會下的神聖羅馬帝國夢。但是，正如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會給我們的夢插入一些最荒謬最具破壞性的註解一樣，當英格蘭的亨利八世和路德將天主教撕成碎片時，在這樣的夢中我們會看見皇帝查理五世昏睡的臉和貪吃的胃。
到了17、18世紀，這樣的夢就成為個人的君主國。這一時期幾乎整個歐洲歷史都在呈現出變化：努力鞏固君主制，使其變得更徹底並向更虛弱的鄰近地區擴展；隨之出現了反對王權的勒索和干涉的堅決抵抗，這首先來自於地主，其後，隨著國際貿易和國內工業的發展，又出現了新湧現出的貿易和有產階級的反抗。雙方都沒有取得徹底的勝利，在這裡國王取得了優勢，而在那裡則是私有財產者戰勝了國王。有時，國王在他的國界裡成為太陽和中心，而就在其邊界上就存在著由強硬的商人階級統治的共和國。變化的範圍是如此廣泛，這表明這一階段的各種不同的政府形式有著強烈的試驗性和地方色彩。
在這些國家上演的戲劇中，一個非常普遍的角色就是大臣，在天主教國家則是主教。他們站在國王的背後，為其服務，並通過這種不可缺少的服務支配著國王。
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不能對這些國家上演的各種戲劇進行細緻的描述。荷蘭的商人加入了新教並支持共和制，擺脫了皇帝查理五世的兒子、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的統治。在英格蘭，亨利八世和他的大臣沃爾西、伊莉莎白女皇和她的大臣伯利奠定了專制主義的基礎，結果卻斷送在愚蠢的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手上。查理一世因叛國罪被推上斷頭台（1649年），這成為歐洲政治思想的一個新的轉折點。在一段時期內（直到1660年），不列顛實行了共和制；王權很不穩定，更多的受到議會的控制。直到查理三世（1760－1820年）時期為恢復統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並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與此相反，法國的國王是歐洲所有國王中完善君主制最成功的一位。兩位偉大的大臣，黎塞留（1585－1642年）和馬薩林（1602－1661年）在這個國家樹立了王權的權威，而這一過程也得到了被稱為“大君主”的國王路易十四長期統治和非凡才能的幫助。